楔子/
一九八七年五月，台北的梅雨来得比往年早。

张群坐在书房里，听见院子里雨打芭蕉的声音。佣人进来换第三次茶，他摆摆手，示意不必。桌上的请柬堆了半尺高，都是这几日送来的。九十八岁了，他有时自己也觉得恍惚，镜子里那个白发稀疏、眼袋沉重的人，好像和记忆里那个穿灰布军装、腰杆笔挺的年轻人隔了好几层雾。

寿宴定在圆山饭店。他原本不想大办，但身边人劝，说您这个年纪，图个热闹也好。他没再坚持。

那天来了很多人。有旧部，有故交，有几位从海外专程赶来的晚辈。大厅里灯火通明，红绸从梁上垂下来，寿字贴得端端正正。他被人搀着坐定，看着满堂的人脸，许多都认不清了。年纪大了，记忆像一张被反复折叠的纸，有些折痕深，有些已经磨平。

宴席过半，司仪正要宣布切蛋糕，有个年轻记者挤上前来。那人很年轻，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手里攥着录音机，眼睛亮得有些逼人。

“张先生，我是《联合报》的记者。想问您一个问题。”

旁边有人想拦，张群抬了抬手。

年轻人便问：“蒋介石惨败，您该不该负责？”

满堂忽然静了。那静是一种沉甸甸的、往下坠的东西，仿佛所有人的呼吸同时被按住了。

张群看着他，没有立刻回答。

窗外雨还在下，玻璃上蒙了一层水汽。他的视线越过那个年轻人，越过满桌的杯盘，越过雕花的木门，落向很远的地方。

很久以前，也是这样的雨。

一九〇八年，他十九岁，从四川华阳出发，坐船出三峡，过汉口，到上海，再东渡日本。船在海上走了好几天，他站在甲板上，看浪一层层涌过来，年轻的心像被什么东西鼓满了风。到了东京，他进了振武学校，后来升入士官学校。那时候，他和一个浙江来的青年住同一间宿舍。那人叫蒋志清，后来改名介石。

他们常常在熄灯后躺在各自的铺上说话。说孙中山，说革命，说怎么把满清推翻，怎么把中国救起来。蒋的嗓子有些沙哑，说话时总爱把手臂枕在脑后，眼睛望着天花板。张群记得他说过：“岳军，我们这一代人，是要做大事的。”

那时候的“大事”是什么？是枪，是血，是把一个旧世界打碎。他们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上海、在南京、在武汉，一次次起事，一次次逃亡。有一回在南京，他险些被巡捕抓住，躲进一条小巷，蹲在墙根下，听见脚步声从身边擦过去，心跳得几乎要从嗓子里蹦出来。后来蒋找到他，什么也没说，只把自己那支手枪塞进他手里。

“拿着。”

“你自己呢？”

“我还有。”

那支枪，他一直带了很多年。

后来黄埔军校成立，蒋当校长，他是战术教官。再后来北伐，他是总司令部参谋长。抗战的时候，他当行政院副院长、四川省主席，在大后方筹粮筹饷，安置流亡的学生和难民。重庆的防空洞里，他一坐就是一整夜，听防空警报拉响，看远处火光冲天。有一年冬天，他回成都，看到街上冻死的人，蹲下去摸了摸那人的手，冰凉僵硬。他站起来，好半天说不出话。

再后来，内战。辽沈、淮海、平津。电报一封接一封地来，每一封都比上一封更糟。他那时候已经不完全在军事核心了，但消息是知道的。锦州丢了，长春丢了，沈阳丢了。徐蚌会战，几十万大军，几天之内就散了架。他在南京的官邸里，半夜接到电话，听完只说了两个字：“知道了。”

那两个字压下去，像石头沉进深井里。

一九四九年春天，南京失守。他随蒋去了台湾。飞机升空的时候，他从舷窗往下看，长江像一条灰白的带子，稻田和村庄一点点变小，最后全被云吞没了。

他没想到，这一走就是几十年。

刚到台湾那几年，他常常做梦。梦见成都的老宅，梦见母亲在灶台边蒸饭，梦见少年时一起读书的伙伴。醒来时，窗外是台北的夜，湿热、陌生，远处有狗在叫。他点一支烟，坐在黑暗里，直到天亮。

蒋在士林官邸住着。他们还是会见面，但不像从前那样随意了。蒋老了，脾气也变了，常常一个人坐着不说话，或者忽然发怒，摔东西。有一回，张群去汇报事情，说完正事，蒋忽然问：“岳军，你说我们怎么会到今天这一步？”

他没有回答。

他怎么回答呢？

那之后，蒋的身体一天天坏下去。一九七五年四月，蒋去世。他赶到官邸的时候，人已经凉了。他站在床前，看了很久。那张脸闭着眼睛，安静得像一块石头。他想伸手去碰，终究没有。

“蒋公，”他在心里说，“你先走一步。”

然后转身出去，外面天已经亮了。

寿宴上，那个记者还站着，等他的回答。

张群慢慢开口：“你今年多大？”

年轻人愣了一下：“二十七。”

“二十七。”他重复了一遍，“我二十七岁的时候，正在北伐。那时候我们觉得，中国有救了。”

他停了一下，又说：“后来才知道，救不救得了，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

年轻人追问：“那您觉得，失败的责任在谁？”

张群没有看他，目光落在对面墙上那幅字上。那是他自己写的，录的是杜甫的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责任，”他说，“不是该不该由谁来负的问题。我们那一代人，做的事情，好的坏的，都做了。有的人死了，有的人活着。活着的人，还要往下活。”

年轻人还想再问，旁边的人已经上来打了圆场。寿宴继续，笑声重新响起来，但张群知道，刚才那一阵静，很多人心里都过了一遍。

宴罢，他回到书房，已经很晚了。

他坐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佣人端来一碗醒酒汤，他喝了一口，放在手边。雨还在下，比白天小了些，滴滴答答地敲在瓦上。

他忽然想起一个人。

那是一九四八年的冬天，他在南京。有一天，一个从徐州前线回来的旧部来看他。那人满身泥泞，军装上还有血渍，一进门就跪下了。

“长官，完了。全完了。”

他扶那人起来，问：“你怎么回来的？”

“跑回来的。一路上都是死人。”

“多少人？”

“不知道。数不清。”

那人说着就哭了。一个打了半辈子仗的军人，坐在他办公室里，像个孩子一样哭。

他给那人倒了杯热水，说：“你先歇一歇。”

那人喝了水，又问：“长官，我们是不是错了？”

他没有回答。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天晚上，他送那人出门，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后来他听说，那人回到住处，开枪自杀了。

他记得那人的名字。他记得很多人的名字。

那些人，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监狱里，有的死在异乡。他们临死的时候，想的是什么？是家乡的田，是母亲做的饭，还是当年一起唱过的歌？

张群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

九十八年了。他比蒋多活了十二年。这十二年里，他常常想，如果当初做了别的选择，会不会不一样？但历史没有如果。发生过的事，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拔出来也会留一个洞。

他想起一九〇八年在日本，他和蒋躺在宿舍的铺上，说到未来。蒋说：“等革命成功了，我要回奉化，种几亩田，安安静静过日子。”

他当时笑了：“你会种田？”

蒋也笑：“不会可以学。”

后来他们都没有种成田。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雨停了，天边有一线微光。远处台北的街灯还亮着，橙黄的一串，像一条河。他站了很久，直到天渐渐发白。

第二天，有旧部来探望。聊了一阵，那人小心翼翼地问：“昨天那个记者的问题，您别放在心上。”

张群笑了笑：“放在心上又怎样？”

“那些人不懂。”

“他们不懂，”张群说，“我们也不懂。”

那人沉默了。

张群又说：“我活到九十八岁，才明白一件事。人这一辈子，不是在做成什么，是在承受什么。”

“承受？”

“对。承受自己做的选择，承受别人做的选择，承受时代给的，承受时代拿走的。承受得住，就活着；承受不住，就死了。就这么简单。”

那人不说话了。

张群看着窗外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榕树，很大，枝繁叶茂，气根垂下来，像老人的胡须。那是他刚到台湾时种的，如今已经长了几十年。

他忽然想起四川的老宅。老宅院子里也有一棵树，是柚子树。秋天的时候，柚子熟了，母亲会摘下来，切成片，晾在竹筛上。他小时候爱吃柚子糖，母亲做的，甜里带着一点点苦。

他离开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他没能回去送终。后来听说，母亲的坟在老家后山，很多年没人打理，荒草长得比人还高。

他闭上眼睛。

“妈，”他在心里说，“我老了。”

下午，有个孙辈的孩子来看他。小孩七八岁，趴在桌上画画，画了一只鸟，蓝色的，站在树枝上。

“爷爷，这是什么鸟？”

“这是青鸟。”

“青鸟是什么？”

“青鸟是……会带来幸福的鸟。”

“那它能带我们回家吗？”

张群愣住了。

小孩又说：“妈妈说，我们的家在海那边。爷爷，海那边是什么样子？”

他摸了摸孩子的头，没有回答。

他想起很多年前，他离开大陆的时候，也曾想过，过几年就回去。那时候他六十岁，身体还好，觉得还有时间。可是时间一年一年过去，他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那个“几年”始终没有来。

后来他不再想了。不想，就不会疼。

但有时候，夜里醒来，他会听见一个声音。那声音很轻，像风穿过竹林，又像雨落在瓦上。他知道那是记忆。记忆里的四川，记忆里的青春，记忆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人和事。

寿宴之后，陆续有记者来采访。他都婉拒了。只有那个年轻记者，后来又来过一次。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张群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让那人坐在对面。

年轻人问：“张先生，我上次的问题，您没有正面回答。”

张群说：“有些问题，没有正面的答案。”

“那您后悔吗？”

“后悔什么？”

“后悔当初的选择。”

张群看着院子里的榕树。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地上斑斑驳驳。他慢慢说：“我十九岁离开家的时候，我母亲站在门口，没有哭，只说了一句话。她说，‘出去了，就好好做人。’”

“我这一辈子，做过很多事，有对有错。但我记得她的话。做人，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您觉得，您对得起吗？”

张群沉默了很久。

“不知道。”他说，“只有到了那边，见了他们，才知道。”

年轻人没有再问。

临走的时候，张群叫住他：“你问的那个问题，我再想一想。”

年轻人点头，走了。

张群坐在藤椅上，看着夕阳一点点落下去。天边红了，像烧起来的云。他想起杜甫的另一句诗：“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他和蒋，和那些故人，就像参星和商星，一个升起，一个落下，永远不能相见。

但他知道，在某个地方，在记忆里，在历史里，他们还在一起。还是年轻的样子，还是满怀希望的样子。

那天晚上，他睡得特别早。

梦里，他回到了四川。老宅的柚子树开花了，白色的，很香。母亲在灶台边蒸饭，回头对他笑。他走过去，想说些什么，却发现自己变成了少年。

母亲说：“回来了？”

他说：“回来了。”

然后他就醒了。

窗外天已经亮了。台北的早晨，有鸟在叫。

他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眼角有一滴泪，慢慢滑下来，落在枕头上。

他九十八岁了。

他还活着。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