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武帝刘裕（363年4月16日—422年6月26日）
　　半壁江山中的南朝天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这是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上阕。词中那个“寄奴”，便是宋武帝刘裕的小名。辛弃疾站在京口北固亭上，遥想孙权、刘裕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不禁生出江山依旧、英雄难再的苍凉之感。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一句，更是把刘裕北伐中原、横扫强敌的气势，写得如在目前。
　　刘裕确实担得起这句词。
　　他挥师北伐，克洛阳，收长安，灭南燕，亡后秦，威震中原。虽然当时他的身份还只是东晋王朝的“太尉”，因此史家不得不把灭南燕、亡后秦的功劳记在东晋王朝的功劳簿上；可当时人心知肚明，东晋最后那两位皇帝——安帝司马德宗与恭帝司马德文——早已是刘裕手中的傀儡。别说那象征性的皇位，就连皇帝本人的性命，也捏在太尉刘裕的手里。刘裕北伐的辉煌，不仅达到了东晋一朝的最高点，在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朝”三四百年的历史上，也几乎无人可望其项背。说它“气吞万里如虎”，并非虚誉。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在克长安、灭后秦之后两三个月，刘裕就准备撤军南返了。
　　《宋书》、《南史》与《资治通鉴》对这一段历史均有记载。《南史·宋宗室及诸王传上·庐陵孝献王刘义真》的记载最为明晰：
　　“帝将还，三秦父老泣诉曰：‘残生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屋宅，舍此何之？’武帝为之悯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儿与文武才贤共镇此境。’”
　　这段发生于公元417年的历史，读来颇有些眼熟。因为它极似七百二十三年后，即公元1140年岳家军被迫南撤的情形。再看《宋史·岳飞传》：
　　“飞班师，民遮马恸哭，诉曰：‘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飞留五日以待其徙，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岳飞的故事大家早已熟悉。他取出的诏书，就是宋高宗赵构与权相秦桧迫令其班师的十二道金牌。岳飞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忠臣，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他身为人臣不能抗旨不遵，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接到金牌之后，他“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那么，刘裕当时又是怎样一种心境呢？
　　应该说，虽然时隔七百多年，老百姓的心情显然差不了多少。三秦父老的“泣诉”虽不如北宋遗民的“遮马恸哭”“哭声震野”那般感人，但他们希望刘裕留下的心情，与北宋遗民要求岳飞留下的心情并无多少区别。北宋遗民说，我们曾经那么热情地支持、欢迎你岳家军前来，你这一走，金人一定会凶残地报复，我们还有活路吗？他们主要是希望以自己即将遭受的巨大伤害来感化岳飞，让他留下来保护自己。三秦父老虽然也有“残民”整百年“不沾王化”、由于刘裕北伐胜利而“始睹衣冠”的感叹，主要还是希望激起刘裕的故国之情，激起他对这块土地的眷恋，让他留在长安。
　　因为无论《宋书》还是《南史》，都说刘裕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元王刘交的后代，《南史》更明确地说他是刘交的第二十一代孙。长安十陵，包括汉高祖刘邦的长陵、惠帝刘盈的安陵、文帝刘恒的霸陵、景帝刘启的阳陵等，一直到平帝刘衎的康陵，共十一座，都在关中地区。这些可都是你刘家值得骄傲的祖坟啊；咸阳宫殿，也是你刘家的旧宅。你把这些都舍弃了，还要往哪儿去呢？
　　应该说，三秦父老所受的痛苦，比起北宋遗民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从公元316年匈奴兵破长安、灭西晋，到刘裕收复长安的417年，已有一百零一年；而从公元1127年金兵破汴京、灭北宋，到1140年岳飞进军河南取得郾城大捷，才不过十三年。那匈奴族刘聪、刘曜与羯族石虎、氐族石生的统治之残暴，绝不亚于女真族的金太宗完颜晟与金熙宗完颜亶。对于百姓的痛苦，两位统帅都有怜悯之情。
　　岳飞的做法是，让部队留驻五日，掩护老百姓南迁，并奏请朝廷将汉上六郡闲田让这些南迁的老百姓耕种。刘裕则安慰老百姓说，我留下第二个儿子与一批文武贤才在这儿镇守，你们大可放心。虽然后来长安很快就被夏国赫连勃勃攻破，三秦父老又处于匈奴族的残暴统治之下，不过平心而论，这也不是刘裕愿意看到的情况。当他听说长安失陷、儿子刘义真不知下落时，一度也欲再次出兵；后来见刘义真脱险逃归，才停止了军事行动。由此可见，刘裕的“悯然”虽然也是真实感情，可是三秦父老、区区百姓，在他心中的分量，实在是太轻太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