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向来不结交京师权贵，也从不给人送礼，唯有潘祖荫是个例外。

自他筹划西北军务以后，几乎每年都要派人千里迢迢给潘祖荫献上三千两银子的“孝敬”。

其时，潘祖荫不过是从二品的侍郎，谈不上位高权重。左宗棠之所以如此，是为了报答他当年的救命之恩，或许也是为了那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自咸丰三年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左宗棠在湖南干得风生水起。骆秉章凡事皆仰成于左宗棠，他本人不过坐啸画诺，拱手受成而已。

所以后来人为左宗棠编纂全集，直接就将骆秉章任湖南巡抚七年半之间所上的奏折，亦编入《左宗棠全集》之内，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骆大司马奏稿》，作为《左宗棠全集》的附篇。

其目的即在使人知道，此亦左宗棠所撰之奏稿，不过假骆秉章之名奏上皇帝而已。

骆秉章称左宗棠为“左三先生”，湖南人则称呼左宗棠为“左都御史”，而布按司道以下向巡抚汇报，骆秉章又要他们直接向左宗棠请示，“公可亦可，公否亦否”。

像左宗棠这样一个在籍举人身份的师爷，不就是实际上的湖南巡抚吗？

咸丰九年（1859）九月，骆秉章奏报左宗棠“连年筹办炮船，选将练勇，均能悉心谋划”，咸丰帝诏赏左宗棠四品卿衔。

与此同时，胡林翼、曾国藩以及朝中一些高级官员，也不断向咸丰帝举荐左宗棠，称他“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是济世奇才。

当年年初，咸丰帝召见了郭嵩焘，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好友，时为翰林院编修。咸丰帝详细询问了左宗棠的才干，郭嵩焘极力称赞左之才华、人品。咸丰帝听后，让郭嵩焘写信给左宗棠，告知朝廷将要起用他。

但就是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一件参劾案，打乱了预定的计划，还差点让左宗棠身败名裂。这便是闻名全国的“樊燮案”。

樊燮，湖北恩施人，时任湖南永州镇总兵。其人在军中名声很臭，仗着自己是湖广总督官文的远房亲戚而有恃无恐，同城的文武官员以及兵丁对他无不怨恨。

骆秉章多次接到参劾樊燮的信函，但他不愿意得罪官文，便将此事给压了下去。左宗棠虽然也看不惯樊燮，但碍于骆秉章的情面，一直没有发作。

凑巧的是，咸丰八年秋，湘军悍将塔齐布病逝军中，湖南提督一职就空了出来。在官文的举荐下，由樊燮署理了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一职，则提名由原云南临元镇总兵栗襄接任。

樊燮和栗襄都是一路货色，骆秉章对此很有看法。咸丰八年秋，骆秉章赴京觐见，就在咸丰帝跟前把两人一起给参了。

在参劾樊燮的折子中，列举了四款罪名：违例乘坐肩舆，私役弁兵，冒领军粮，兵费私用。

不久，咸丰帝下旨“樊燮着交部从严议处，即行开缺”，栗襄“着官文查明参奏，另降谕旨”。这样一来，官文保举的两个亲信都被参劾去职。

樊燮被革职交部严议，只好带着印信、防务至湖南巡抚衙门当面向骆秉章交割。但暗中，他又派人携重金飞奔武昌，向官文求救。

官文是朝廷安插在湖广的心腹，只要他开口说话，咸丰必定要给他面子。事实也是如此，官文很快就上奏朝廷，以“贼扑江西，湘军兵力不能支”为由，请求开复樊燮所有处分，率部支援江西。

事已至此，骆秉章原想息事宁人，但左宗棠认为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已经撕破脸就要彻底整垮樊燮。这个时候，左宗棠已经派人到永州，把樊燮的各条罪名逐项落实。

殊不知，咸丰帝的谕旨很快也下达了，一切都按官文的设想进行，樊燮加恩开复处分率兵援助江西。

樊燮兴高采烈带着一应随员离开了永州，赶往武昌去向官文报到。与此同时，左宗棠连夜起草了《已革樊总兵劣迹有据请提省究办折》，第二天一大早快马发往京师。

咸丰的旨意又下来了：“樊燮着即行拿问，交骆秉章提同人证，严审查办”。樊燮接到旨意后，不得不赶往长沙交代问题。

骆秉章此时耍了滑头，把事情推给了左宗棠，让樊燮先向左宗棠交代，然后根据左的意见再作定夺。

樊燮去巡抚衙门是交代问题的，湖南谁说了算，他心里肯定是有数的。别说是去求情，就是平日汇报工作，也应该要摆正态度。

或许是受了弹劾，和平日作威作福惯了的原因，樊燮对左宗棠这个屡试不中的老举人，根本不屑一顾。同样，左宗棠对樊燮的印象也是差到了极点，听说樊燮上门求见，便决定要好好教训他一番。

按照官场惯例，提镇司道见了巡抚要行参拜礼，左宗棠还不是巡抚，不过平日倒是不低调，凡是绿营武官见了他都要行“请安礼”。

樊燮见到左宗棠后，虽作揖行礼，但非常敷衍，颇为傲慢。这就引起左宗棠的不满，严令樊燮请安。此时的樊燮如果退一步，那么事情可能还有回旋的余地。

可他仗着后面有官文撑腰，反而摆出了朝廷的礼制，说从来没有现任官向师爷行请安之例，何况自己还是二品大员。

左宗棠被怼的哑口无言，不由恼羞成怒，快步走上去准备脚踹樊燮，但转头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大骂樊燮“王八蛋，滚出去！”樊燮也是不依不饶，两人差点当场干起来。

对于樊燮面见左宗棠这一段，也有其他的记载，说是左宗棠给了樊燮一巴掌，然后说王八蛋滚出去。细节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左宗棠犯了官场大忌。

几天后，朝廷旨意下来了，樊燮革职并令回籍。

此事在湖南官场迅速发酵，左宗棠受到了极大的舆论压力。更危险的是，很多不满左宗棠的湖南官僚，正欲借此机会倒左。

这个时候，湖南布政使文格跳了出来。

文格，满洲正黄旗人，道光二十四年考中进士，当过几年的京官，因办事干练，外放湖南衡永郴桂道。咸丰四年被提拔为广西按察使，第二年改任湖南按察使，同年又升湖南布政使。

文格仕途如此通畅，除了他是满人和具备办事能力外，还与得到左宗棠的帮助不无关系。

早在文格还是道员的时候，就与左宗棠有密切的关系，后来他被提拔为广西按察使的时候，觉得广西苦寒不愿去任职，就找左宗棠帮忙疏通关系。

左宗棠在骆秉章面前有巨大的影响力，最终使文格留在湖南任按察使，当年又晋升为布政使，在湖南官场上的地位仅次于骆秉章。

然而，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左宗棠在湖南包揽了军政大权，加上他行事风格霸道，使文格在湖南丧失了话语权，两人的矛盾也愈演愈烈。

一个巴掌拍不响，革职后的樊燮越想越气，准备到京师告状，与左宗棠拼个鱼死网破。

文格得知樊燮要控告左宗棠，他一方面怂恿樊燮到官文那里进行控告，并出主意要他去都察院京控，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另一方面又把自己平时掌握和收集的所谓罪证全部交给了樊燮，让他写进控告书中。

于是，左宗棠由原告变成了被告，这一次该轮到他吃官司了。

官文的行动很迅捷，他给左宗棠开列了几项罪名，又结合樊燮提供的证据，写了一个参左宗棠的折子，其中有一段为：

湘阴举人左宗棠，赖湖南巡抚骆秉章信任，私自拜发奏稿，擅自给州县、军营行文，并依势欺压同僚，又利用筹饷之机，在湘潭、湘阴及省城大兴土木造屋，致使湖南军务废弛，物议沸腾。请旨将左宗棠拿问究办，以正官邪。

咸丰帝读完折子，勃然大怒，当天就给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衙门颁旨：

左宗棠累受皇恩，不思报国，着实可恨可恼，著即革职，由骆秉章逐出幕府，派员解交湖广总督衙门，著官文查明真相，若该员果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接到上谕，骆秉章蒙了。他马上给曾国藩写了一封密信，将樊燮案的经过详细讲了一遍，请曾国藩设法搭救左宗棠。

曾国藩接到密信，片刻不敢耽误，他先是给在南书房供职的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发函，让他在咸丰帝面前把官文参左宗棠的真相如实禀明。

然后曾国藩又给胡林翼发信一封，叮嘱他与在肃顺府中作西席的王闿运联络，让王闿运把官文参左宗棠的真相告诉肃顺，要让肃顺了解事情的经过。

肃顺是咸丰帝跟前的红人，官文参劾左宗棠他是最先知道消息的。可是咸丰帝并没有就左宗棠一事，交由大学士九卿会议，而是令湖广总督官文查办。所以肃顺不便主动提起。

肃顺与一般的满洲贵族不同，对汉族官僚，尤其是对湘军集团领袖曾、胡等深有好感。因此，他第一时间就把消息透露给了王闿运，王闿运又转告郭嵩焘。

所以在接到曾国藩信函之前，王闿运与郭嵩焘已经得知左宗棠被参。他们暗中也开始进行谋划营救。

郭嵩焘与左宗棠是同乡好友，也不便出面讲话，就拜托王闿运转头求救于肃顺。肃顺的态度很明确，只要有人上疏保左宗棠，他就可以开口求情。

问题是谁能向咸丰上疏奏保呢？

胡林翼此时正在老家丁母忧，他与左宗棠的关系谁都清楚，沾亲带故，肯定不能出面；曾国藩人在江西，按照回避制度，也不便插手湖广事务，有苦难言。

王闿运倒是可以说话，可他又没有官身，不过是肃顺的西席。

这个时候，郭嵩焘想到了潘祖荫。

潘祖荫，江苏吴县人，是咸丰二年的探花。他的祖父是大名鼎鼎的四朝元老潘世恩，潘世恩本人生前很讨嘉庆、道光、咸丰三位皇帝的喜爱。

此时的潘祖荫正与郭嵩焘在南书房当值，两人的关系很好。在郭嵩焘的一番恳求下，潘祖荫答应出面奏保左宗棠，并由郭嵩焘代写奏疏上交咸丰帝。

咸丰读完潘祖荫奏保左宗棠的折子后，当晚就把潘祖荫、郭嵩焘召入宫内问话。在《左宗棠年谱》中，详细记载了君臣的对话。

咸丰问：左宗棠所以不肯出，系何缘故？左宗棠才干如何？你能否劝他出来？

郭嵩焘回答：左宗棠自度秉性刚直，不能与世合。在湖南办事，与抚臣骆秉章性情契合，彼此亦不肯相离。左宗棠才极大，料事明白，无不了之事，人品尤极端正。

也正是在这次奏对中，潘祖荫说出了那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名言。

第二日，咸丰帝又征询了肃顺的意见，肃顺就势上奏，说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府中谋划得当，这样的人才理应爱惜才是，让他为国家、为朝廷办点实事。

随后，咸丰帝给官文下谕，令他在左宗棠一案中酌情办理。

“酌情办理”就有了回旋余地，胡林翼在官文面前做了很多工作。而官文见朝廷态度有了转变，也只能见风转舵，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上奏咸丰帝结案。

闹得沸沸扬扬的“樊燮京控案”，到此总算是平息了。

经过骆秉章、曾国藩、胡林翼、王闿运、郭嵩焘、肃顺等人的全力斡旋，左宗棠总算是化险为夷。不过命是保住了，但头上的四品顶戴却没了，兜兜转转，绕了一大圈，最终还是回到了起点。

樊燮一案，左宗棠处理不当，给自己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被人讥为“湖南第一劣幕”，他也不得不离开了骆秉章的幕府。

此时的左宗棠深知身处官场，没有功名、没有实职的无奈。正好咸丰十年是咸丰帝三十万寿，朝廷按例要开恩科，他准备入京参加会试。

胡林翼并不赞同左宗棠北上，他在信中说官文等人正在设置陷阱，京师的流言蜚语更多，此刻前往无疑是自投罗网。

最终，左宗棠怀着沮丧的心情来到了曾国藩的湘军大营，并在曾国藩的保举下办理团练。

连左宗棠自己都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他就以浙江巡抚的身份自领一军，此后更是一飞冲天，成为湘军集团的领袖人物。

所谓祸兮福所倚，正是潘祖荫那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让他获得了极高的政治荣誉。

故而，左宗棠对潘祖荫始终满怀感激之情，从来不送礼的他，也为此破了例，每年都要奉上三千两的孝敬。

（全文终）

本文资料来源：《左宗棠文集》、《左宗棠年谱》、《国史本传》、《清史列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