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提到胡朋的名字，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昔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大银幕上，所塑造的几个“英雄母亲”的形象。

比如《回民支队》里的马母，戏份不算多，但分量极重。

日寇抓住她，逼她劝儿子马本斋投降。

她怎么做的？绝食殉国。

胡朋演这场戏，没有大段的台词，没有夸张的动作，就是干裂的嘴唇，和一双不躲不闪的眼睛。

观众看完记住的不是“一个演员在演戏”，而是“马本斋的娘就该是这样”。

我记得有领导为马本斋母子写的挽联是“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

而演员胡朋，就把“大节”这两个字，演进了骨头里。

还有《战上海》里的赵大妈，又是另一种质地。

如果说，在《回民支队》中，胡朋演出了马母的“刚烈”，那么在《战上海》中，她则通过表演，凸显了赵大妈的“坚韧”。

一个在地下斗争里忠贞不屈的母亲，戏不多，却极稳。

胡朋用同一张脸，演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劲道。

更难忘的，还是要数《槐树庄》中的那个郭大娘。

1961年八一厂王苹导演把同名话剧搬上银幕，选择胡朋出演女主角郭大娘。

这部电影，厉害在哪呢？

首先，这是八一厂首部以“大娘”为主角、而且这个大娘还是站在整部戏正中间的电影（曲云主演的电影《苦菜花》是后来的事儿）。

在此之前，战争片里的大娘，多半是绿叶，是背景，是儿子上前线时站在村口的那个人。

但郭大娘却不一样，她是轴心，整部戏围着她转。

其次，这部电影上映后，于1963年获得了总政治部“优秀影片奖”，又获第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荣誉奖。

短短两三年，她便在八一厂拍摄的电影中，陆续塑造了三个“英雄母亲”的形象，并且成为了八一厂大银幕上最闪亮的电影明星。

我们都知道，曲云后来凭借《奇袭》中的阿妈尼和《苦菜花》中的冯大娘，成为了八一厂的“第一老旦”，但在此之前，这个位置，绝对是属于胡朋的。

所以，很多影迷，包括不少老影迷，都以为胡朋是八一厂的演员。

但其实并不是。

胡朋老师自己的自述里写得清清楚楚。

1958年春，她调回北京军区，被授予上校军衔，先当战友文工团话剧团的编导，后来做总团艺术指导。

1959年拍《战上海》，她的原话是“我被借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同年拍《回民支队》，也是借。1961年拍《槐树庄》电影版，还是借。

所以，她当时的编制，是在战友文工团。

那么，老艺术家胡朋，有没有做过专业电影演员呢？

答案是肯定的。

不过，她不是八一厂的演员，而是东影厂（长影厂前身）和北影厂的演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行业百废待兴，中央电影局决定从部队文工团，抽调一部分优秀创作者，充实到电影局工作，而胡朋，就被分配到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改作电影演员。

她接受了这一任务，但同时也保留了军籍。

胡朋在大银幕上的首次亮相，是在成荫执导的电影《钢铁战士》中，出演男主角张志坚排长的母亲。

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主创，都刚刚接触电影，胡朋更是第一次面对镜头，但因为他们都当过兵，所以都有一股子敢闯敢拼不怕输的劲头。

但胡朋学得很快，在镜头前内敛、自然的表演，也获得了业界的普遍认可。1957年，文化部颁发1949—1955年优秀影片创作奖，胡朋就凭借张母一角，获得了个人一等奖。

紧接着，她便在王滨和水华联合执导的电影《白毛女》中出演了王大婶一角。

这更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胡朋的表演也愈发朴实、松弛、生活化。很多影迷，都是通过这部电影，认识并喜爱胡朋这位演员的。

她在长影待了两年时间，1951年还被评为了吉林省二等先进工作者。

那么胡朋又是如何转到北影厂的呢？

这与她的家庭生活，有着很大的关系。

胡朋的丈夫胡可，是她在“抗敌剧社”时期的老战友。新中国成立后，胡可被调到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担任创作员，先后创作出了《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等作品。

因为胡可胡朋夫妇俩工作都异常忙碌，导致家中的孩子无人照料，所以在1952年，组织上为了解决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便将胡朋从长春调回到了北京，进入北影厂担任专业电影演员。

胡朋在北影厂也继续担任“银幕母亲专业户”。

她先是在郭维导演的《智取华山》中，出演了常母。

这个角色和她后来那些“刚烈型”母亲不太一样。

有这样的一场戏，我想可能大家都记忆犹新：解放军找到躲在深山里的常母一家，战士们宁可淋雨也不进屋，又上房为漏雨的屋子搭茅草。

胡朋扮演的常母，先是感激，后来知道解放军是要请儿子带路进山，又陷入矛盾和为难。她把一个母亲的感动、为难，和心酸，都表现得十分到位。

所以，胡朋没有把常母演成一个“深明大义”的符号，而是演出了那个“犹豫”的瞬间。

这种极具分寸感的表演，在1953年的银幕上，是非常难得的。

而在北影工作的这段时间，胡朋还得到了她艺术生涯中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深入生活的制度性空间。

1952年夏到1953年秋，她在水华执导的电影《土地》中，出演了一位老苏区的革命母亲。

为了这个角色，她跟着摄制组去了湖北红安县七里坪，在老革命根据地听到了许多先烈斗争的故事。

这段经历放在胡朋整个创作生涯里看，是一个起点式的动作：她后来的“英雄母亲”之所以可信，不是因为她会“演”母亲，而是因为她一次又一次地回到真实的人和生活里去。

她在北影，不仅演，还能导。

1954年，北影演员剧团排演多幕话剧《护士日记》，胡朋就是导演。

1955年，北京电影学院请来苏联的表演专业，针对在各电影厂已经拥有了一些创作经验的成熟演员，举办了一个演员专修班，胡朋和陈强、于洋等，都成为了这个班上的学生，并且她还担任班里的班主席和党支部书记。

真正令我惊叹的，是胡朋对于表演局限性的不断拓宽。

她当时已经是非常成功的电影演员了，在银幕上塑造“老太太”已经游刃有余，但她却并不知足，而是大胆探索一个演员的无限可能性。

在班级排演作品的时候，她就有意选择一些反面角色，或者是品质不那么好的角色。比如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三仙姑、《仇敌》里的波林娜等。

一个被观众认作“善良母亲”的人，在专修班里主动把自己推到反面人物那一边去。

她的理由也很实在：演正面人物，演员和人之间的距离小，容易拿自己的东西去补；演反面人物，如果不真正熟悉，就容易走上虚假、外在、脸谱化的路。

这段话放在今天看，是很有分量的。

她在1950年代就已经在自觉地和“类型化”保持距离。

不是嘴上说说，是真的在课堂上选了三个反差极大的角色去啃。

她后来被叫做“英雄母亲专业户”，但她自己从来没有把“母亲”当成一个安全的舒适区躺进去。

1958年春，胡朋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被调回到了北京军区，并被授予上校军衔，先是担任战友文工团话刷团的编导,后来担任战友文工团总团艺术指导。

虽然编制已经离开了北影厂，但她还是参加拍摄了北影厂凌子风执导的影片《深山里的菊花》，在其中扮演妇救会主任一角，一个中年的角色。

此后，胡朋其实一直都是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创作指导。

但她同时又是八一厂重点邀请的对象。

所以很多影迷，都误以为她是八一厂的演员呢。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大概就是在胡朋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军人气质”。

这和八一厂对演员的需求，重合得太厉害了。

她1938年赴延安，在抗敌剧社干了十年，1942年突围时左脚中弹，跳崖负伤，后来被授予上校军衔。

而八一厂拍军事题材的影片，塑造革命母亲的形象，想找的演员，当然就是身上带着真实军队经历的人。

1964年，她应北影厂的邀请，又在电影《烈火中永生》中，成功出演了双枪老太婆这个角色。

那个开柜橱时手哆嗦、拿错东西、碰倒酒杯的细节，就是她设计的。

一个平时叱咤风云的女英雄，见到江姐，不知该不该将她丈夫已经牺牲的消息说出口的心疼和犹豫，一下子，就把人物立住了。

后来，八一厂培养出了曲云这个“英雄母亲”专业户。

但在这之前，影迷心中的“银幕英雄母亲”的形象，就一直都是胡朋这样的。

这样的演员，当然值得被记住。她站在镜头前的那股劲儿，我们永远难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