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底了，你的KPI还差多少？
为了完成指标，现代打工人能把一个项目拆成八个汇报，把一次会议纪要写出三种数据口径。但要论“凑数据”的狠活儿，咱们跟古人比，真的是小巫见大巫。
清朝有个县令，为了把一桩刑事案件办成“铁案”交差，硬生生把报案的、路过的、甚至走路都走不利索的老头，全都塞进了“轮奸犯”的名单里。
这事儿荒诞到什么程度呢？咱们从头说。
一桩必须48小时闭环的“P0事故”乾隆年间，郑州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叫常氏的妇人家中闯入飞贼，遭到多人轮奸后报了官。
案子本身性质恶劣，放到今天就是必须限期破获的重大刑事案件。搁在当时也一样,地方官的治安考核，全指着这种案子的破获率撑场面。
破不了？年底考核凉凉，仕途基本告别快车道。
问题是，那几个飞贼跑的时候故意留了假名字，什么“弓勋”“王桐”，全是瞎编的。
正常的办案逻辑应该是：核实线索，排查嫌疑，锁定真凶。
但县令的逻辑显然不走这条路。
他的解题思路简单粗暴,被害人说谁就抓谁，名字对上就行，别的不重要。
于是一个叫王桐的倒霉蛋被抓了。这哥们当晚在几百里外打工，有雇主作证，有工友作证，怎么看都不可能飞到郑州作案。
但县令不在乎。
到底谁干的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人认罪，案子才算闭环。
人数不够？那就“跨部门拉人”接下来的剧情，才是真正的高能。
上头一看卷宗，觉得案情重大，光几个人不够，得是“团伙作案”才能体现案件的规格和破案的力度。
于是嫌疑人数量开始了一场魔幻的波动：先是6个，然后加到7个，再扩到9个，最后又缩回6个。
这增增减减的过程，跟项目组拉人头凑资源一模一样。不管你跟这事有没有关系，先拉进群再说。
被拉进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有帮常氏跑腿报官的家丁：你帮人家报案，结果把自己报进去了；有年老体衰走路都费劲的老人；甚至还有根本不具备行房事能力的。
这就好比你为了凑一个项目的参与人数，把前台、保洁阿姨和隔壁部门的实习生全写进了项目组名单。
更绝的是审讯过程。
口供的画风是这样的：一上刑就认罪，刑具一撤就喊冤；今天招供的内容和昨天对不上，张三的口供和李四的口供互相矛盾。
但这些都不影响县令结案的决心。供词不一致？那就接着打，打到一致为止。
审计来了，但有人已经回不来了案子的离谱程度终于惊动了最高层。乾隆先后派了好几拨人下来督办，最后由名臣孙嘉淦亲自复审。
孙嘉淦翻开卷宗，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发现了破绽,口供前后矛盾，嫌疑人根本不具备作案条件，整个案子就是一锅东拼西凑的糊涂账。
冤案平反了。
可代价呢？
有人在严刑拷打中已经死了。一个叫刘氏的无辜者，再也等不到真相大白那一天。
活着的人，遍体鳞伤，倾家荡产，人生被搅得稀碎。
就像一个项目复盘的时候，所有人终于承认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但那些被消耗掉的人，有的早就“离职”了,只不过这里的“离职”，是永远离开了人世。
历史照进现实，谁都可能成为“案犯”这个故事讽刺的地方在于，从头到尾，县令并不觉得自己在作恶。
他只是在“完成任务”。上面要结果，他就给结果；上面要团伙，他就凑团伙；口供不统一，那就用刑统一。每一步都有“合理的”执行逻辑，但每一步都在碾压活生生的人。
当考核只看结果不看过程，当“闭环”比“真相”更重要，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冤案主角。
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一点没变。填一张不存在的台账，编一个凑数的数据，拉一个不相干的人进项目组，这些事情的底层逻辑，和那个县令一脉相承。
区别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我们也许改变不了KPI的游戏规则，但至少可以守住一条线。
不成为那个为了自己的考核，把无辜的人推下悬崖的人。
愿你我，既不会成为那个被KPI逼疯的县令，更不会成为那个被县令逼疯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