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十点，李雯再次被微信提示音惊醒。她眯着眼睛摸过手机，屏幕的光刺得她眉头紧锁——班级群里，数学老师刚刚上传了三张练习题照片，附言：“请家长打印，明天课堂使用。”这是本周第三次在晚上十点后收到打印通知。她叹了口气，轻手轻脚地下床，走向书房那台已经微微发烫的家用打印机。

这一幕，正在无数中国家庭中 nightly 上演。尽管“双减”政策推行已久，但一种隐蔽的负担正通过班级微信群，悄然转移至家长肩头：将老师发来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打印成纸质版。这份“隐形作业”正消耗着家长的时间、金钱与精力。

“一上小学，先买打印机”

对许多城市家庭而言，孩子入学购置清单上，“家用打印机”已成为与书包、文具同等重要的必备品。电商平台上，打印机商家敏锐地捕捉到这一需求，“作业打印神器”“家长省心必备”等广告语直击痛点。

王先生的孩子刚上二年级，他苦笑道：“现在下班第一件事不是吃饭，是看微信群。语文的拼音表、数学的口算题、英语的单词卡……不同老师在不同时间发，一晚上打印十几页是常事。”他回忆，最夸张的一次，国庆假期八天，各种作业打印了足足六十多张A4纸。

成本不止于此。有家长算了一笔账：频繁打印导致墨盒更换速度加快，纸张消耗惊人，遇到需要A3大小或彩色打印的特殊作业，还得跑打印店。一些社区商铺甚至因此拓展了新业务——提供作业打印服务，尤其是应对家庭打印机无法完成的大幅面或彩色打印需求。

更令人疲惫的是随之而来的“精神消耗”。家长必须时刻保持“在线”状态，手机不敢静音，生怕错过任何一条群消息。一位母亲描述：“感觉像接了份‘第二职业’，下班还得‘打卡’盯群，神经一直是紧绷的。”

“一科一辅”下的无奈变通

为何老师不直接发放纸质作业？背后牵扯着复杂的管理政策。为减轻学生负担和规范教辅市场，教育部等部门要求严格执行“一科一辅”政策，即每个学科、每个版本只能为学生推荐选用一套教辅材料。

然而，教学的实际需求往往更加动态和多元。一位初中班主任透露：“初三上学期需要知识点梳理，下学期侧重综合应用，但订教辅一年只有一次机会，后面的需求怎么办？”于是，老师只能将其他优质习题或资料拍摄下来，以图片形式分享给学生。

此外，部分学校对教师自编习题或校本作业的印刷管控严格，需要层层审批。一位西部地区的教师坦言：“每天找年级主任签字批准打印，根本不现实。我们也很抱歉给家长添麻烦，有时不得不在群里专门解释。”

微信群的私密性也给监管带来挑战。班级群仅限于老师、家长和学生，形成了一个“内部闭环”，外部督查难以介入。某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明确禁止用手机布置作业，但总不能去检查每位老师的私人微信聊天记录。”

负担的转嫁与增效的悖论

本意为减负的政策，在具体执行中有时却异化为负担的“空间转移”——从学校转到家庭，从学生转到家长。孩子的基础课业负担或许在校园内得以控制，但家长的“教育助理”负担却陡然增加。有孩子反映：“有时爸妈加班回来晚，打印得迟了，我就得写得更晚，睡得更少。”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减负”与“增效”之间的张力。完全摒弃补充练习，可能导致学习效果打折扣；而提供个性化练习，又受制于资源与政策的限制。老师自发筛选、重组习题，本是因材施教的努力，却因打印问题让家长承担了后勤成本。

破解这一困局，需要更精细化的管理智慧。一方面，教辅材料的选定与管理政策可以更灵活，建立动态评估与调整机制，满足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学校应承担起主体责任，为教师必要的教学资料打印提供合理便利与经费支持，而不是将成本与劳动隐形转嫁给家庭。同时，应鼓励学校加强教研能力，开发高质量的校本作业资源，从源头减少对零散打印的依赖。

教育减负，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家长的手机被打印通知“绑架”，当书房在深夜变为“家庭文印室”，这提醒我们，“减负”的实践需要更全面地审视各方真实的承受力，寻找真正兼顾学生成长与家庭安宁的平衡点。理想的教育的，不应让家长在疲惫的深夜，独自面对闪烁的打印机指示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