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 年 11 月,以色列政坛正在经历一场罕见的权力重组。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仍是议会第一大党,却已失去原有的组阁优势。反对派推举的加迪・艾森科特获得 67 名议员推荐,从总统手中拿到组阁授权。对执政多年的内塔尼亚胡来说,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选举失利,而是执政基础出现了实质性松动。
事情要从 10 月 27 日的第 26 届议会选举说起。根据以色列议会公布的正式结果,利库德集团获得 27 席,艾森科特领导的雅沙尔党获得 21 席,纳夫塔利・贝内特领导的团结党获得 12 席,其余席位分散在多个宗教、右翼、中间派和阿拉伯政党手中,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单独执政。
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排名第一并不等于执政多数:内塔尼亚胡原有的右翼与宗教政党支持阵营合计只有 53 席,距离 120 席议会所需的 61 席还差 8 席;艾森科特领导的反内塔尼亚胡阵营拥有 48 席,两个阿拉伯政党合计 19 席,双方都不足以单独组阁,阿拉伯政党由此成为决定议会力量平衡的关键一环。
11 月 5 日,总统赫尔佐格结束各党派磋商时公布了一个关键数字:67 名议员所属的政治派别推荐艾森科特组阁,46 名议员推荐内塔尼亚胡,另有 7 人没有推荐任何人。需要说清楚,67 并非 67 名执政党议员集体叛变,而是多个反对派及其支持者在总统磋商程序中所形成的推荐优势,所谓 “倒戈”,指向的是政治支持格局的整体逆转。
11 月 8 日,赫尔佐格正式授权艾森科特组建新政府,理由不是雅沙尔党成了第一大党,而是总统判断他获得了更多议员的组阁推荐。按照以色列法律,他有 28 天时间完成组阁,必要时可再延长 14 天。内塔尼亚胡则继续担任看守政府总理,直到新政府获得议会信任,或组阁失败后出现新的政治安排。
美国因素恰好在这个节点进入了以色列的政治风暴。11 月 3 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民主党重新赢得参众两院控制权,参议院取得 56 比 44 的席位优势,众议院也握有明显多数。对内塔尼亚胡的影响,不能只理解为少了一个美国政治盟友。
过去几年,他与共和党及特朗普阵营保持密切联系,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外交支持和地区安全合作也是其政治路线的重要支撑。如今民主党重掌国会,意味着以色列议题会受到更多国会监督,围绕加沙军事行动、武器供应条件、平民保护和美国中东战略的争论可能更加激烈。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战机维护、精确制导弹药和长期军援,都离不开美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国会完全可以通过预算、听证和监督影响援助政策。
但必须注意时间顺序:以色列议会选举在 10 月 27 日,美国中期选举在 11 月 3 日,内塔尼亚胡失去议会多数的局面早在美国投票之前就已形成。因此不能把美国中期选举说成以色列选举失利的直接原因。更准确的判断是,美国政治变化放大了内塔尼亚胡面临的外部压力,也让反对派获得了重新讨论对美关系的政治空间。
授权已经拿到,组阁却远比外界想象的困难。艾森科特距离取代内塔尼亚胡更近了一步,但真正的障碍集中在他必须选择的那条路径上。拥有 19 席的两个阿拉伯政党因这次选举表现成为可能的关键少数,可艾森科特本人及其部分盟友明确反对与它们组成正式联合政府。一种方案是让阿拉伯政党在议会外部支持的少数政府,但以色列以往的少数政府往往难以长久,执政联盟随时可能因为一次预算或安全议题的表决而瓦解。
另一条路径是争取传统上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极端正统派政党。统一妥拉犹太教联盟拥有 7 席,沙斯党拥有 6 席,这些席位过去是内塔尼亚胡右翼联盟的重要支撑。此次统一妥拉犹太教联盟没有向总统推荐内塔尼亚胡,也没有推荐其他总理人选,给原有阵营留下明显缺口;沙斯仍倾向支持内塔尼亚胡,说明宗教阵营并未彻底转向,后续依然存在讨价还价的空间。问题是,双方在征兵等政策上的分歧十分显著,而艾森科特的支持者很可能把这种交易视为背弃竞选承诺 —— 他正是以要求极端正统派承担兵役义务的政治主张赢得选票的。
反对派阵营内部同样需要磨合。贝内特的团结党、利伯曼领导的以色列是我们的家园党,以及亚伊尔・戈兰领导的民主党,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政策上并不一致,它们只是在反对内塔尼亚胡这一点上形成了共同目标,并不代表已经在国防、宗教事务和财政分配上达成共识。
11 月 15 日,雅沙尔党与利库德集团举行联合政府谈判,贝内特阵营也参与其中,双方表示会继续沟通,却没有公布实质性突破,争议集中在谁来担任总理、是否接受轮流执政,以及内塔尼亚胡的右翼盟友能否进入新政府。反对派内部也有人担心,与内塔尼亚胡合作会让更换政府失去意义。
如果艾森科特最终组阁成功,外界预计政府中最具争议的极端派人物可能被撤换,国内外会把新政府视为重置部分争议政策的机会。对内塔尼亚胡个人而言,风险则更加直接:他长期面临腐败审判,相关指控被他本人否认,而一旦失去总理职位所附带的政治保护,其个人法律风险会明显上升。他提出建立团结政府的设想,但两名领导人在安全路线、司法改革和对巴勒斯坦问题上分歧过大,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高。
根据规则,艾森科特最多有六周时间完成组阁。若失败,内塔尼亚胡可能再次获得尝试组阁的机会;若仍无人成功,以色列可能重新举行选举。这意味着 67 席打开的大门,未必通向稳定的执政,议会多数与政府多数终究是两回事。
与此同时,反对派已经在把选举优势转化为实际的议事权力。11 月 17 日,以色列议会以 66 票对 52 票选出艾森科特阵营的马坦・卡哈纳担任新议长,取代内塔尼亚胡阵营的阿米尔・奥哈纳,投票经历了超过六小时的程序阻挠。
议长掌握议会程序和议程安排,对后续立法影响重大。更值得关注的是,反对派还在推动掌握外交与国防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等关键机构,利伯曼获得外交与国防委员会负责人的位置,意味着内塔尼亚胡阵营未来在国防预算、军事行动监督和安全部门问责方面将面对更直接的议会压力。以色列的政治斗争,已经从总理职位之争延伸到国家安全政策的决策权之争。
另一个可能影响局势的议题,是 2023 年 10 月 7 日哈马斯袭击事件的责任调查,艾森科特阵营主张对当时安全体系的重大失误展开调查,这将直接触及内塔尼亚胡执政时期的安全责任,也会使安全体系问责与军队战备之间的平衡成为长期政治议题。
接下来真正决定内塔尼亚胡政治命运的,不只是艾森科特能不能凑够 61 票,而是反对派能否把暂时一致的政治目标变成长期合作机制。如果宗教政党倒向新阵营,或利库德集团内部出现新的分歧,组阁天平还可能继续变化;反过来,如果各方始终无法解决总理人选和政策分歧,内塔尼亚胡也可能借助谈判僵局争取喘息机会。
这场较量已经不再是简单的两党竞争,而是以色列国内安全路线、宗教政治、司法制度和对美关系的一次集中碰撞。67 席打开了内塔尼亚胡失去执政权的大门,美国中期选举又改变了他所依赖的外部政治环境,但胜负仍要等组阁结果揭晓。
对中国而言,这场政治变化最值得关注的重点,是中东局势能否从持续的军事对抗转向政治解决。以色列政府更替可能调整对美国的外交策略,也可能改变对加沙、黎巴嫩和伊朗问题的处理方式,但无论谁执政,地区安全都不能长期建立在军事行动不断升级的基础之上。推动停火、保护平民、恢复政治谈判,才有助于减少中东局势对国际能源市场和地区国家安全的冲击。换掉一个总理并不难,难的是在战争压力、社会分裂和外交困境之下,找到一条能够维持国家安全与地区稳定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