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的冬天似乎比以往来得更晚了些，伴随着凛冽寒风，大宋君臣似乎能听到夹杂其中的战马喘息声。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宋真宗赵恒（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可能在庆幸用每年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代价终于打发走了这些辽国人，寇准可能在思考这所谓“盟约”会给日后的大宋带来怎样的负担，还有一个人心中很不是滋味，万万没想到这个好大喜功的皇帝真的上了战场，不可一世的辽国骑兵还真被挡住了，自己的迁都南逃金陵（今江苏南京）之议变成了一个笑话，看来自己要重新谋划一番了。
澶渊之盟后，宋朝终于迎来了期望已久的和平，北方的阴云暂时散去，来年定是一个好日子，可这每年的白银、绢布该如何是好呢？这明显不是皇帝要担心的事情，他还自己竟然勇敢地上了前线呢。于是时任宰相的寇准和毕士安开始着手考虑裁减因为应对辽国南侵而召集的边疆军事力量，让百姓能够喘口气准备来年的春种。
中央朝廷的效率非常快，在第二年即景德二年（1005年）的正月便下达政令，除了必要的瀛洲（今河北河间）需要继续作为北方边境要塞不能裁减军员外，解散“河北诸州强壮”令其归家务农。
“强壮”是宋真宗即位之初，为应对北方边境的军事威胁而强行征调民间劳动力组成的一支抗辽民兵，按要求从每户征调该户一半的男丁按正规军进行编制和军事训练，待辽军南侵时需要全部上城防御，在真宗初年的抗辽行动中作用十分突出，较大限度地缓解了正规军的压力，使其可以正面对敌。这时盟约已签，这些青壮男丁自然要重新投入农业生产当中。
之后宋廷又缩减北方边疆的军区设置，将原先的三个边防区——真定（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高阳关（今河北河间）的前两者进行合并成为两个边防区。离前线较远的各州驻军人数也进行缩减，因抗辽需要而临时设置的一些武官如部署、钤辖等也纷纷撤销。在抗辽时开进前线的禁军也回到原驻地，且因为此时宋廷与党项已经开始和议，西北边疆大局已定，禁军也在随后不久进行裁员，淘汰老弱的同时又可以最大限度地节省军费。
在忙碌了将近一年后，真宗朝的局势终于走向平稳，此时毕士安已在景德二年（1005年）十月病卒，朝廷宰相只剩下寇准一人，再加上当初辽国南侵之际寇准坚持真宗北上，才得来如今和平，真宗对寇准可谓又敬又畏，君臣关系一度和谐有加，大宋形势颇有好转之势力。
若是一直这么下去，说不定又是一出君臣相知，天下太平的盛世景象，可是历史偏偏是不随人意的，那个唯一不高兴的家伙终于开始坐不住了。
这个人便是王钦若，此人原来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左谏议大夫，在澶渊之盟之前官至参知政事。本应是朝廷重臣的他在面对辽国气势汹汹的铁骑时竟然毫不以大局为重，秘密请求真宗南逃金陵，真宗不决请问寇准，寇准一听这主意就知道是出自王钦若之手，于是“既而契丹围瀛州，直犯贝、魏，中外震骇。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帝问准，准心知二人谋，乃阳若不知，曰：‘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遂请帝幸澶州。”
后来寇准怕王钦若再坏抗敌大事，便将他外放出使大名，由是这二人便结下了梁子。战后，王钦若虽然重回朝堂，但一直在伺机报复。
王钦若
虽说最后皇帝亲征的结果确如寇准所料，但难免会让人觉得皇帝这一次有些被人逼迫之嫌。王钦若不愧是当过宰相的人，真宗皇帝的性格被拿捏得死死的。他算准了真宗脸皮薄好面子的心理，在一日朝会结束寇准先行离去之际，向真宗进曰：“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顾准浸衰。”
这套说辞看似幼稚，可是真宗赵恒本就出自深宫，心理建设十分脆弱，如今好不容易当了皇帝，哪还能容忍臣子踩着主子上位的？于是在景德三年（1006年）以寇准年老为由罢去其宰相职位。王钦若被任命为执政，知枢密院事。
寇准罢相后，补位宰相的是王旦。可王旦并没有寇准的勇气和魄力，其施政手段十分温和，不敢“稍夺君权”。王钦若之流虽然入不得王旦的眼，但毕竟有皇帝宠信，所以王钦若等人此时所受到的压制远不如寇准在朝之时，向真宗进谗的机会大大增加。
王钦若既然把渊之盟塑造成为真宗心中的死结，那解铃还须系铃人，在真宗向王钦若询问如何雪耻之时，王钦若再次看准真宗不再想兴兵的心态对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初，王钦若既以城下之盟毁寇准，上自是常怏怏。他日，问钦若：‘今将奈何？’钦若度上厌兵，即缪曰：‘陛下以兵取幽、蓟，乃可刷此耻也。’”真宗当然不愿也不敢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和平，毕竟那是自己冒着辽军锋矢和数十万两财富换来的，于是王钦若就坡下驴，顺势提出举行封禅大典，这样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而成就“大功业”进而“镇服四海，夸示戎狄”。“契丹既受盟，寇准以为功，有自得之色，真宗亦自得也。王钦若忌准，欲倾之，从容言曰：‘此《春秋》城下之盟也，诸侯犹耻之，而陛下以为功，臣窃不取。’帝愀然曰：‘为之奈何？’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
封禅是从古以来建立拥有非常功绩的帝王受到上天所降的“祥瑞”暗示时才能举行的大型典礼。可“祥瑞”何来，王钦若的一句话可谓让人惊掉下巴：“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这可算撕掉了最后一层遮羞布，但宰相王旦认为战事方止并非承平，因此不能封禅，真宗只得暗示王钦若前去说服王旦，甚至真宗还请王旦入宫赴宴，并赐御酒让王旦回家与家人共饮，回家后才发现酒壶中满是珍珠，王旦明白了真宗意图后便不再反对：“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于是在“君臣相知”的和谐氛围中，封禅的大幕开始徐徐拉开。
首先是景德五年（1008年）正月，一块“黄帛”挂在了承天门上，真宗煞有其事地找来王旦、王钦若说自己去年冬天半夜时分刚要入睡，突然屋中来了个神仙对自己说“来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机！”这可给皇帝吓了一跳，赶紧按照神仙旨意建造道场，如今真的天降黄帛，看来就是神仙说的天书了！
拿人手短的王旦只好尽力配合皇帝的演出，率领百官跟随皇帝步行至承天门将“天书”迎回，天书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肯定了赵家，二是肯定了赵家子孙，三是肯定了赵家以后的后代，这份天书把真宗上下几辈包括真宗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
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举国上下“喜气洋洋”，太仆少卿钱惟演进献《祥符颂》被提升为司封郎中，翰林学士李宗谔进献乐章被下诏褒奖。乡野之中，兖州先后有3000余人数次进京请求真宗封禅。老天似乎也极为配合地在四月份再次给了真宗一封天书。
老天爷都这么暗示了，作为天子的真宗自然不能驳了上天的意思，于是也在四月份正是下诏，准备封禅。一切紧锣密鼓的展开，五月王旦等人撰写制作了给上天看的“玉牒、玉册文”，六月通告辽国，八月下令在礼仪官在泰山进行演习，九月真宗在皇宫内演习，终于到了十月，真宗率领百官，携带着“天书”前往泰山。
真宗皇帝先祀天，再祭地，然后祭祀孔子。真宗封禅前后准备六个月，整个过程持续47天，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皇帝封禅活动。真宗封禅规模十分庞大，与前代汉唐封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前后所用财物多达八百多万，可以说一年的三分之一收入全被用来进行这次活动。出行的随从官员，仪仗车马等等都采用了最高规格。
赵德昌
之后真宗似乎对这些闹剧入了迷，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真宗再带“天书”沿着黄河北上，直到陕西宝鼎奉祗宫西祀后土。祭祀后土完成后，又渡过黄河向西到达华山，祭祀了西岳庙后返回，又去祭拜了祖宗三陵，前后将近七十天才回到京城。至此真宗终于完成了“西祀东封”的壮举，且此次西祀比东封的耗费更为巨大，修路，徭役，贡奉等动辄上万。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十月，真宗抵挡不了封禅祭祀给他带来的巨大成就感的诱惑，再次上演托梦的把戏，这次神仙直接告诉真宗其祖先为赵玄朗，于是真宗又是修庙又是造像，还改写了家谱。
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真宗应亳州父老的“请愿”到亳州祭祀老子，并给老子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尊号。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正月初一，真宗还将天帝奉上“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玉皇大天帝”的尊号，同时命令各家设案焚香向天帝致敬，玉皇大帝的称谓便是由此兴起。
真宗似乎已经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当时的龙图阁待制孙奭针对不断有“天书”下凡进谏真宗说道：“天何言哉，岂有书也。”“真宗耻澶渊之盟，听王钦若天书之计，而行封禅。待制孙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默然。”又指出“将以欺上天，则上天不可欺；将以愚下民，则下民不可愚；将以惑后世，则后世必不信。腹诽窃笑，有识尽然。”
但是真宗已经听不进任何与自己美梦相左的言论，“大中祥符初，得天书于左承天门，帝将奉迎，召宰相对崇政殿西庑。王旦等曰：‘天贶符命，实盛德之应。’皆再拜称万岁。又召问奭，奭对曰：‘臣愚，所闻“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帝既奉迎天书，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筑玉清昭应宫。是岁，天书复降泰山，帝以亲受符命，遂议封禅，作礼乐。王钦若、陈尧叟、丁谓、杜镐、陈彭年皆以经义左右附和，由是天下争言符瑞矣。”在王钦若等人的诱导下，真宗不再关注朝政反而热衷更多的祭祀活动，陶醉于天书、祥瑞、称颂，粉饰太平之下带来的是国库财富的严重流出，北宋建国以来通过节衣缩食留下的财富在真宗朝消耗殆尽，只兴建供奉天书、天帝等宫殿的建设所耗便不计其数极尽奢华。让北宋逐渐走向积贫积弱的深渊。
枢密使王钦若因为在这场闹剧中深得帝心，故而在朝廷的地位无人可及，甚至胆大妄为竟敢假称圣旨，不经奏请私自授官，招来皇帝愤怒。虽后被罢相复起寇准，但寇准对于王钦若一干人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自然不讨皇帝心喜，最后王钦若官复原职，寇准再次罢相。
赵德昌
王钦若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又向不知从何处找来四十位赵姓神仙，绘图献给真宗。当时寇准被贬永兴军（今陕西西安）通判，其属下私造天书进献皇帝，王钦若得知后向皇帝建议让寇准献书，以服天下，真宗依其计。
而后因王钦若与妖道勾结而遭罢相，寇准再次走入朝堂。而此时的宋廷早已不是澶渊之盟时的样子，君臣之间再也不是相得益彰，大宋自此开始逐步走向深渊。而不断进奏祥瑞，支持策划封禅的王钦若、林特、丁谓、陈彭年、刘承珪五人，也被人冠上“五鬼”这个毫无祥瑞气息的滑稽称号。
天书封祀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仅是东封泰山，就耗费八百余万贯；西祀汾阴，耗资更增二十万贯，这还不计亳州之行。在玉清昭应宫的营造过程中，仅雕三座塑像就用去金一万两、银五千两，则二千六百十座建筑的糜费可以想见。倘若将京城景灵宫、太极观和各地宫观都计算在内，其费用之大难以计算。赵恒在位前期，经过近四十年的经济恢复，天下富庶、财政良好；由于装神弄鬼的折腾，几乎把前代的积蓄挥霍殆尽，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这种以迷信活动作为国家朝政的荒唐举动，直至赵恒驾崩后才宣告结束。《宋史・真宗纪》评说天书封祀是“一国君臣如病狂”。明人李贽也说：“堂堂君臣，为此魑魅魍魉之事，可笑，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