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9日，武汉的大智门车站里里外外站满了人。那天天气不算好，云层低垂，有点闷，可谁也顾不上擦汗。男女老少，学生工人，穿长衫的，穿短打的，都朝着一个方向望着。月台上搁着一具灵柩，盖着青天白日旗，静静的。那是王铭章（1893年7月4日——1938年3月17日）。

王铭章是谁？四川新都人，川军122师师长，一个多月前在山东滕县战死了。死的时候，身边只剩十几个兵，城门破了，电台砸了，他拎着手枪从地下室冲出来，往县城中心的十字街口跑。那地方没遮没拦，子弹嗖嗖地飞，他知道去那儿就是送死，可他还是去了。他说过：“城存与存，城亡与亡。”

王铭章，字之钟，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1893年7月4日）生于四川省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泰兴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26日叙任陆军少将，同年10月28日晋升陆军中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17日牺牲于滕县保卫战，追授陆军二级上将。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17日的傍晚，山东滕县的西关城壕边，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血腥味。师长王铭章就倒在这片泥泞之中，腹部的伤口正汩汩地向外冒着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他用尽身体里最后一点力气，朝着身边溃散的士兵嘶吼出几个字：“抵住，抵住，死守滕县！”

那声音沙哑又绝望，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决绝。警卫副官李少昆连滚带爬地扑到他身边，颤抖着手掏出随身的白药，想往他嘴里灌。可是，已经太晚了，药粉混着血水从他的嘴角滑落，根本喂不进去。在对面城楼上，日军的机枪还在疯狂地喷吐着火舌，子弹像冰雹一样砸在周围。

王铭章

王铭章的意识正在快速消散，但他挣扎着，从腰间拔出了那把勃朗宁手枪。他靠着一堵矮墙，用最后的生命，朝着城楼上敌人的方向，打光了弹匣里所有的子弹。枪声停止，他的手臂垂落下来，身体却依然保持着端坐的姿态，仿佛一尊雕像。一个统领着上万川军的师长，为何最后身边只剩下寥寥十余人，在城外被敌人像靶子一样射杀？在他喊出那句“死守滕县”的几个小时前，这座孤城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王铭章在滕县的苦守，为台儿庄大捷争取了时间，李宗仁在战后高度评价滕县之战：“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台儿庄之战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

川军出川，未想生还。当年他们的装备有多简陋，说起来都令人心酸。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面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时候，异口同声地表示川军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李宗仁的回忆录记载了当时令人难以理解的一幕：“我乃立刻电呈军委会，旋蒙拨给新枪500支，每军各得250支。我又于五战区库存中，拨出大批子弹及迫击炮，交两军补充。两军官兵欢天喜地。”

一个军只得到二百五十支新枪，大家居然欢天喜地，估计这些枪支弹药，发给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人家都未必肯要——黄埔系要的是美械、德械，连滇军也得到了一批苏械，晋绥军更是连机枪大炮都能自己造。

拿到五百支枪的川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4日在两下店首战告捷，著名记者范长江在《两下店第一功》中报道：“四百几十个日军官兵，伤亡大半，狼狈逃窜，我们便收复了两下店，并捉了四五十俘虏，得到不少的枪械。这总算是川军在津浦线上参战的第一功。”

2月14日上午，川军伏击了前往两下店视察的日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田岛荣次郎，击毁其乘坐的新式轿车及装甲车护卫车，重伤田岛荣次郎，击毙十五日军，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四十余支。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只有三千人的王铭章第一二二师奉命进入滕县，当时他们的步枪都是“成都造”，每人分不到一支，每个团只有四挺“川造重机枪”和四门迫击炮。加上城防部队和其他川军配属部队，王铭章手里，只有五千人，却没有五千支枪，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手榴弹足够多，这些手榴弹，也成了他坚守滕县四天的最后依仗。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3日，南京彻底沦陷，日军沿津浦路南北夹击，企图攻取徐州。韩复榘不战而退，全机械化的日军第十联队旅游一样开到滕县城下，对城上守军不屑一顾，并将川军称为“女子游击队”——当时川军的装备和装扮，确实不像一支正规军。

王铭章

蒋介石、李宗仁和孙震给王铭章下了死命令：“滕县为津浦北段要点，关系全局，务应竭力死守，支持时间，以待增援。”

王铭章的任务是坚守滕县三天，为我军集结开展台儿庄之战争取时间，日军从3月14日打到16日，仍然没有突破滕县城防——战前王铭章已经用沙袋从里面把城门都堵死了：日寇别想进来，我们也没想活着出去！

滕县沦陷前夕，滕县城内已是一片炼狱。东门被日军重炮轰开，潮水般的敌人涌入城内，整个防御体系瞬间崩塌。在西北城角的指挥部里，王铭章心急如焚，他派副团长何煋荣火速赶往西门，试图调集部队进行反击，稳住阵脚。

可当何煋荣赶到西门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呆住了。这里根本不是一条退路，而是一个绝望的死胡同。日军已经占领了南城墙和东边的制高点，正从城墙上用机枪和手榴弹，疯狂地朝着西门门口扫射。百十号川军官兵，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全挤在门洞里。

问题是，门出不去。为了防御，城门早被巨大的沙袋堵死了。求生的本能让所有人拼了命地往前挤，后面的人推前面的人，乱作一团。在这种生死关头，军官的命令已经没人听了，建制彻底打乱，指挥完全失灵。大家既无法组织起来还击，也无法突围逃生，只能挤在这里，眼睁睁地看着战友被城墙上射来的子弹一个个打倒。

就在这片绝望的混乱中，一个不知名的士兵突然爆发了。他从人群中站出来，振臂高呼：“弟兄们！在这儿挤着也是等死，不如冲上城墙跟鬼子拼了！是好汉的就跟我来！”这一声吼，瞬间点燃了人群中的血性。一部分士兵像是找到了方向，掉头跟着他，踩着瓦砾，攀着云梯，竟然真的冲上了城墙，与敌人展开了最后的白刃战。

少将吕康也混在人群中，跟着这股气势冲上了城墙。他刚一露头，准备指挥战斗，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的头部，顿时血流满面。幸亏身边的卫士反应快，把一整瓶白药都倒进他嘴里，让他和着血吞下，这才奇迹般地保住了一条命。因为这一批人冲上城墙分流，西门口的拥堵稍微缓解了一些。师部参谋税梯青、何煋荣和税斌等人，总算在卫兵的拉拽下，奋力挤出了城门。

而在西北城角的最高处，王铭章眼睁睁地看着西门的乱局，心在滴血。他身边只剩下最后一个手枪排，这是他手里仅有的机动力量。他把心一横，命令这个排向西门城楼发起反冲锋，试图夺回阵地。然而，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支小部队还没冲到城楼底下，就在日军交叉火力的扫射下，全部倒在了冲锋的路上。

至此，城内的局势已经完全失控。王铭章身边再无一兵一卒可以调遣，连招架之力都没有了。在万般无奈之下，他做出了最后的决定：缒城而出。这不是逃跑，他要突围到西关车站，那里还有他部署的总预备队。他要和最后的部队汇合，继续指挥抵抗。然而，正是这个为了继续战斗而做出的决定，将他自己送上了通往死亡的道路。

3月16日，日军向滕县县城发起了总攻，其战报记载：“炮兵占领发射阵地，命中正确，第一弹即命中城门，火力猛烈，步兵甚为感激……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前进到外城东门附近城下时，遭遇川军，一阵手榴弹战，一致陷入困境，不得不暂停攻势。”

日军为了尽快拿下滕县，还调来了十二门一百五十毫米口径的重炮，转瞬之间就把南门城墙轰开了二三十米的缺口，面对蜂拥而至的日军，川军却只有手榴弹和大砍刀，往往为了消灭几十个突入城内的日军，川军需要打光一个连。

战至3月17日，一二二师第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第三七零旅旅长吕康重伤，第五四零团团长王麟牺牲，而李宗仁许诺的汤恩伯援军却不见踪影——汤恩伯确实派了两千人驰援滕县，但是那个先头团刚到滕县以南二十公里的官桥就被日军打散了。

汤恩伯敷衍了事，王铭章却只能固守待援，打到中午，枪炮弹药已经全部打光，幸存者也不过数百，于是每人都分到了一箱手榴弹，那就是他们与日寇同归于尽的法宝。

日军原本想速战速决，只要把王铭章挤出滕县就算胜利，所以留下北门和西门两条路，却没想到王铭章宁死不退，他给孙震发去了最后一封电报：“本日无友军枪声，想系被敌阻止。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轰，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屡被击退。职忆委座成仁之训，开封面谕嘉慰之词，决以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王铭章早已决心与滕县共存亡——滕县三面城墙被轰塌，日军全部攻进城内并在西关城楼架设多挺轻重机关枪，对着正在城楼下的殊死抵抗的川军进行扫射，指挥作战的王铭章身中七弹，仍然拒绝撤退，最终壮烈殉国。

王铭章

3月17日的白天，在震耳欲聋的炮火中，王铭章正守在电台旁，向集团军总司令孙震发出了他人生中最后的三封电报。这三封简短的电文，完整地记录下了一位孤城守将，从焦灼到绝望，再到决死的全部心路历程。

清晨，第一封电报发出。内容很简短，就是一份冷静的战况汇报：天刚亮，日军就动用了大炮猛轰县城，东南角的城墙已经被轰开了好几个缺口，敌人正在猛攻。言语之间，透露出战事的极度惨烈，但语气依然保持着军人的镇定。

到了中午，第二封电报发出。此时，援军依然毫无踪影，战况却在急剧恶化。这封电报的语气明显急促了起来，他报告说，日军的飞机和重炮从早到午就没停过，对城内和城墙进行毁灭性轰炸。电报的最后，他发出了近乎哀求的警告：“若友军再无消息，则孤城危矣。”这是他最后的求援，希望的火苗，正在一点点熄灭。

午后，第三封，也是最后一封电报发出。当他确认已经不可能有任何援军抵达时，所有的焦灼和期盼，都化作了最后的决绝。这封电报更像是一封诀别信，他向总司令孙震，也向这个国家宣告：“我决心死拼，以报国家，以报知遇。”“知遇”，指的是当初力排众议，提拔他、重用他的四川军阀刘湘。他要用自己的命，来报答这份恩情，更要报效这个国家。

这封充满悲壮意味的电报发出后不久，东门彻底失守，日军入城，那场导致西门崩溃的混乱随之开始。

为什么装备在全国都数得着落后的川军，会被放在津浦线如此重要的战略节点上，去硬抗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这背后究竟是一次无意的战术失误，还是一场早已被计划好的牺牲？

川军出川抗日示意图

答案其实从一开始就写好了。把时钟拨回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当日军的铁蹄踏碎华北的宁静，远在西南盆地的四川军阀刘湘响应号召，毅然决定派遣川军出川抗日。这些部队，很多士兵脚上还穿着草鞋，手里的武器是“汉阳造”和土制步枪，在当时各路军阀中，装备是出了名的差。

王铭章和他率领的部队就是这支离家远征大军中的一员。他们跋山涉水两千多里，从天府之国来到了冰天雪地的山东前线。他们的任务，从一开始就无比清晰，也无比残酷：在津浦线上，不惜一切代价，阻挡日军南下的步伐，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争取宝贵的部署时间。

滕县就是这盘巨大棋局上的一个关键棋子，一个注定要被牺牲的“卒”。死守滕县，从来就不是一个期望胜利的战术任务，而是一个以巨大牺牲为前提，用人命去延滞日军精锐部队的战略部署。这不是战术失误，而是一场在最高军事层面上就已经被计划好的“牺牲性防御”。

所以，王铭章在电报里苦苦等待的援军，自始至终，都不会到来。因为在整个战役的剧本里，他的角色就是孤军奋战，用自己和麾下数千川军弟兄的血肉，为台儿庄的主力部队构筑一道防波堤。这一点，连他们的敌人都感受得真真切切。日军的战报是这样记录滕县巷战的：“遭遇川军一阵手榴弹战，一致陷入困境，不得不暂停攻势。”能让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在战报里写下“陷入困境”，可想而知川军的抵抗有多么惨烈。所谓的“孤城”，从他们踏入滕县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了他们被赋予的宿命。

夜幕彻底降临，枪炮声逐渐稀疏下来。警卫副官李少昆趁着片刻的宁静，爬回到王铭章的身边。师长的身体已经冰冷僵硬，李少昆想把遗体背走，可他太重了，而且敌人的巡逻队随时可能出现。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将师长的遗体拖到城壕的一侧，找了几块破烂的木板草草盖住，然后含着泪，取走了那枚随身的水晶私章，和另一名受伤的卫士消失在夜色中。

王铭章

和王铭章一同倒在这片血泊中的，还有他的两位师参谋长，赵渭宾和邹绍孟。赵渭宾才刚刚告别了新婚的妻子重返前线；而邹绍孟，则在牺牲前几天给儿子写信说：“我身属军人，万一不幸以身殉职，则捍卫国家之责任，端在汝辈。”两位师参谋长同时殉城，这样的惨烈，在整个抗战史中都极为罕见。

几天后，当战事平息，日军开始清扫战场时，他们在西关的城壕附近发现了王铭章的遗体。尽管已经过去了数日，但他身上那股凛然不可侵犯的军人气概，依旧让这些见惯了生死的敌人为之动容。面对这位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并顽强抵抗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中国将军，日军的指挥官下令，全体士兵就地为他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军礼。这一刻，超越了国仇家恨，是军人对军人最纯粹的敬意。

王铭章和他的川军，用整整四天半，也就是108个小时的血战，毙伤日军两千余人，为后续的台儿庄大捷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战略时间。他牺牲前高喊的那句“死守滕县”，早已不只是一句悲壮的口号，更是他对国家战略承诺的终极回响。他的死，从一个将军的个人悲剧，升华成了整个民族抵抗意志的一部分。他的牺牲，最终赢得了包括敌人在内所有人的尊敬。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到出川抗战的川军，很多人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可能就是“炮灰”。装备差、军纪散，似乎他们就是被派到前线去消耗敌人子弹的。滕县保卫战的结局，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一座孤城，一支孤军，最终全军覆没。

但真正走进那段历史，看到王铭章最后的三封电报，看到那个无名小兵振臂高呼冲上城墙，看到日军都为之脱帽敬礼的场景时才会明白，“炮灰”这两个字是对他们最大的侮辱。

他们或许是战略棋盘上被牺牲的棋子，但他们不是没有思想、没有意志的木偶。他们清楚自己的使命，更清楚自己将要面临的结局。在必死的绝境中，他们没有崩溃，没有投降，而是选择了用生命去践行“报国”二字。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这种向死而生的勇气，才是川军真正的军魂，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浴火重生的根本原因。王铭章和那近万名战死在滕县的川军将士，他们不是炮灰，他们是丰碑。

王铭章虽然牺牲，川军仍然战斗到3月18日，除了少数护送重伤战友撤退，五千壮士全部阵亡：“咸阳烽火倚奇勋，力战孤城以死闻。自昔挥戈能逐日，秋风长忆故将军。 ”城里三百多重伤的川军弟兄，不愿被俘，拉响手榴弹，集体殉国。零星部队躲进巷子，一直打到第二天上午，枪声才彻底停息。五千多人的一二二师，几乎打光了。可他们也让日本人付出了四千多条命。在此次战役中，第41军守城部队伤亡5000余人，在外围正面作战的第45军伤亡4000余人，而日军也战死2000余人 。更重要的是，他们把矶谷师团硬生生拖在滕县四天四夜。这四天，为台儿庄的布防赢得了时间；这四天，让一场原本可能崩溃的会战等来了转机。

滕县保卫战虽然以滕县的失守告终，但王铭章和川军将士们的英勇事迹却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

仗打完了，王铭章的遗体却还在沦陷的滕县城里。副官李少坤带人偷偷摸回去找，几经周折，靠着红十字会的人和当地老百姓帮忙，才在西门外的尸堆里辨认出来——凭的是一枚成都天成亨金号打造的金袖扣，和一枚水晶私章。他们把遗体裹在高粱秆里，装作运柴火，混出了城。

一路辗转，到沛县，到徐州。李宗仁看见遗体，军装血肉模糊，肠子和泥土都混在一块，当场掉了泪。他脱下自己的上将军服，给王铭章换上，又跑去棺材铺，要给这位将军找一副好棺。棺材铺老板听说是殉国的王铭章，径直把他引到库房最里头，指着一副楠木大棺说：“这是祖传的‘棺中之王’，明朝清朝都没用上，今天，该给它找个主人了。”

王铭章将军壮烈殉国的噩耗传来，让他的原配夫人周华裕和二夫人叶亚华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然而，悲痛并未击垮这两位坚强的女性，她们决定完成丈夫生前“用余钱办学校”的遗愿，将这份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通过教育传递下去。

灵柩从徐州运往武汉。5月9号那天，到了大智门车站。人，真是多。学生、工人、市民、兵士，上万的人，黑压压一片，没人组织，都是自己来的。国民政府办了公祭，中共中央的代表也来了，吴玉章、董必武、八路军代表罗炳辉，都站在人群里。毛泽东、吴玉章、董必武联名送的那副挽联就挂在灵堂正中：“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军人本色；决心歼强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争光。”

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都对王铭章给予了高度评价，蒋介石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30日亲自给李宗仁拍了一封电报：“李司令长官勋鉴：王故师长铭章，力战殉国，达成任务。缅怀壮烈，悼惜殊深。准给特恤一万二千元，转请国府特予褒扬，追赠陆军上将，由军委会依上将例给恤，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以奖矜惜，而慰忠勇。”

张澜先生在《王之钟师长战死滕县题其遗像》中说：“席卷青徐势正危，孤军捍寇苦支持。一城守死真罴冢，千载留名比豹皮。部属半为猿鹤侣，魂归应是风雨时。东征将士多忠烈，此日看君意更悲。”

后来者的悼念诗文字字血、声声泪，谢和赓《悼王铭章师长》说：“风萧萧兮易水寒，猛将铭章不复还。率师三千战万敌，牺牲换得危局安。”大刀队国术教官余国雄《铭章领兵离蜀都》说：“铭章领兵离蜀都，威风凛凛奔征途。天府健儿多壮志，大战滕县显英武。救亡图存雪国耻，血染沙场气如虎。将军抗日捐身躯，留得美名垂千古。”二十二集团军高参钟朗华《王铭章将军追悼会》说：“将军与土共存亡，此日同胞悼国殇。大好河山犹未复，英风继起赴疆场。”

在王铭章牺牲殉国后，国民政府追赠王铭章陆军上将并予以国葬，为他的两位夫人发放了1.2万元抚恤金。在当时，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足以让她们过上富足安稳的生活。但周华裕和叶亚华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将这笔抚恤金全部捐出，还拿出了家庭的积蓄，在新都创办了“铭章中学”（现改名为新都一中）。

叶亚华

建校之路，充满了艰辛。从选址征地，到校舍建设，再到聘请教师、招收学生，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亲力亲为。由于王铭章原配夫人周华裕只是普通家庭妇女不懂操持这些，而叶亚华是四川大学毕业的女大学生，因仰慕王铭章而甘愿嫁给他当二夫人，所以叶亚华一力亲自参与校务管理，她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却从未有过一丝怨言。她知道这所学校承载着丈夫的期望，也承载着无数孩子的未来。

然而受长期的资金投入和战乱的影响，也让家庭经济逐渐陷入困境。学校的运营需要大量资金，为了维持学校的运转，叶亚华四处奔走，筹集资金，却依旧杯水车薪。家庭的积蓄逐渐耗尽，生活变得捉襟见肘，这也为她们日后的颠沛流离埋下了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四川迎来了解放的曙光，然后对于周华裕和叶亚华来说日子却并不好过，随着新中国成立后，镇反运动开始爆发，很快周华裕和叶亚华就受到批斗，周华裕因批斗受尽惊吓而死。而叶亚华则被定下国民党反动军阀小老婆、大地主女儿、四川大学毕业的臭知识分子、国民党反动派余孽、国民党潜伏下来的反动派特务五宗罪，整天都在受批斗。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些罪名犹如沉重的枷锁，让叶亚华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她四处申诉，试图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的清白，然而，她的声音却如同石沉大海，无人理会。财产被没收，经济来源断绝，生活的压力如排山倒海般向她袭来。

看着与王铭章生育的最小的儿子王道纲，叶亚华的心中满是忧虑和无奈，她明白在这样的环境下，她们母子的生活将难以为继，甚至连基本的生存都成了问题。

叶亚华

为了给孩子一个生存的机会，叶亚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南下澳门去投奔亲友，她偷偷带着王道纲怀揣着最后的希望踏上了未知的旅程。

然而，命运似乎并没有眷顾这对母子，由于多年的战乱，澳门的亲友们早已失去了联系，叶亚华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踪迹。

初到澳门的叶亚华，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再加上还带着年幼的孩子，想要找到一份工作，简直难如登天。她四处奔波，投递简历，却屡屡碰壁。

身上所带的积蓄在漫长的旅途中早已消耗殆尽，母子俩很快就陷入了食不果腹的绝境。饥饿、寒冷和绝望笼罩着他们，曾经那个充满才情、满怀壮志的教育家，如今却不得不为了一口食物而发愁，生活的巨大落差，让叶亚华感到无比的心酸和绝望。

走投无路之下，叶亚华和儿子王道纲只能流落街头，靠好心人的施舍勉强维持生计。曾经的书香气息早已被生活的苦难所掩盖，取而代之的是一身的疲惫和沧桑。

叶亚华

在澳门的街头，叶亚华带着孩子，向过往的行人伸出求助的手，每一次开口都像是在撕裂自己的尊严，但为了孩子，她不得不放下一切。路人的冷漠、嘲笑，她都默默忍受，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让孩子活下去。

在饥饿与绝望的边缘徘徊多日后，叶亚华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虽然艰难，却也是她唯一的希望。她用颤抖的手，写下了“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遗孀”几个大字，将这块牌子摆在了显眼的位置。

叶亚华知道此举或许会让自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但为了孩子能活下去，她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这块牌子也使得路过的行人纷纷停下脚步，投来惊讶与同情的目光。他们不敢相信，曾经在战场上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竟会沦落到如此地步。人们开始围拢过来，小声议论着，眼神中满是怜悯。

很快消息迅速在澳门传开，街头巷尾，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位抗日名将遗孀的悲惨遭遇。媒体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新闻点，纷纷对此事进行报道。一时间，“抗日名将王铭章遗孀叶亚华流落澳门街头乞讨”的消息登上了各大报纸的头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这一消息传到台湾后，在台湾岛上掀起了轩然大波。蒋介石得知王铭章的家属竟在澳门街头乞讨，心中大为震惊，他明白此事若处理不当，将会在社会上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于是，他立即安排人前往澳门，将叶亚华母子接到台湾。

叶亚华母子被接到台湾后，蒋介石为她安排了一份教师的工作，让她在空军学校担任英语课教官，军衔为准尉。这份工作虽然不算十分优厚，但足以让她们母子俩过上安稳的生活。从此，叶亚华和儿子王道纲的生活才终于有了着落。

叶亚华

在台湾的日子里，叶亚华没有再婚，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工作中。而她的儿子王道纲也逐渐长大成人，或许是童年时期的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阴影，长大后的王道纲选择了一生未婚并信奉佛教成为居士，自取法号“恺因”，在青灯古佛旁寻找内心的宁静 。

在台湾的岁月里，叶亚华虽然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但她的心中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便是对故乡成都的深深眷恋和对丈夫的无尽思念 。

而且丈夫王铭章的墓地也在成都，那是叶亚华心中的圣地，也是她魂牵梦绕的地方。她常常对着照片喃喃自语，诉说着这些年的经历和对丈夫的思念。她多么希望能回到故乡，再看一看丈夫的墓地，在他的墓前倾诉这些年的酸甜苦辣。

王铭章的灵柩后来运回了四川，葬在新都。1984年，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历史绕了一个大圈，最终没有忘记他。

2003年，已经是高龄的叶亚华再也无法忍受对故乡和丈夫的思念之苦。她毅然决然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带着儿子王道纲回到成都。

叶亚华

当叶亚华母子踏上成都的土地时，心中五味杂陈。这里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故乡的气息，陌生的是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城市面貌。2005年，经过有关部门批准，叶亚华和王道纲母子终于落户定居成都新都区，当时新都区政府得知叶亚华母子归来的消息后，高度重视，立即为她们解决了户口和住房问题，让她们母子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关怀。也是这一年，铭章中学铸造的王铭章雕像落成，邀请叶亚华和王道纲为学校举行雕像揭幕，看着王铭章的雕像，94岁的叶亚华痛哭流涕，她一边哭一边埋怨说道：“你害得我好惨啊，为什么你已经守到时间还不撤退，你为国捐躯了，你对得起四川老百姓，对得起中国人民，可是对不起我们孤儿寡母，你知不知道你留下我们孤儿寡母有多惨。”

2009年时，正是滕县保卫战71周年纪念之际，叶亚华带着儿孙到建川博物馆捐赠了7块从台湾运回来的关于王铭章殉国的牌匾，其中“民族光荣”、“死重泰山”、“烈比睢阳”3块牌匾为蒋介石亲笔题词。

2011年，叶亚华在家中安然去世，享年100岁，她终于可以在九泉之下与王铭章将军团聚了。

落叶归根的结局，让这段跨越半个世纪的家国故事有了一个温暖的收尾 。叶亚华的经历，是抗战英雄家属命运的一个缩影，背后蕴含着对国家的忠诚、对遗志的坚守以及对故乡的眷恋。

抗日英雄不应被遗忘，他们的家属也值得被铭记。铭记历史，不仅要记住英雄的壮举，也要关注他们身后家人的故事，这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