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绝对是绕不开的三大巨头。他们虽然同属儒家阵营，大方向上高度一致，都主张教化育人、维护社会秩序，但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却各执一词、分歧拉满——那就是“人性到底是什么样的”。

先说说儒家创始人孔子，他对人性的解读最温和，也最接地气。孔子嘴里的“性”，说白了不是指人性的善恶，主要是指人的才性、才能。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简单来讲就是：人天生的才能、资质都差不多，没有太大差别；而后来人与人之间变得不一样，有的优秀、有的平庸，全是后天学习和环境影响的结果。

到了孟子这里，直接给人性定了调——性本善。他和孔子不一样，把“性”直接和“善恶之心”挂钩，认为人从出生起，骨子里就带着四种与生俱来的善心，这就是著名的“四端心”：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看到别人难会心疼）、羞恶之心（知道什么是羞耻，做错事会愧疚）、辞让之心（懂得谦让，不与人争）、是非之心（能分清对错，明辨善恶）。在孟子看来，人性本善，这是天生的，后天只要好好守护这份善心，就能成为君子。

可到了战国晚期的荀子，却直接唱起了反调，提出了和孟子完全对立的观点——性本恶。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就是好利恶害的，天生就喜欢追求利益、贪图享受，讨厌吃苦受累。如果放任这种本性发展，不加以约束，人与人之间就会为了争利益而互相争斗、互相残害，最终让整个社会陷入混乱。

但荀子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认为人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制天命而用之”——就是说，人可以发挥自己的能力，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而不是被动听从天命。他主张“明于天人之分”，也就是分清天和人的不同职能，天有天的规律，人有人的职责，不能混为一谈；同时他也反对“舍后王而道上古”，意思是不能一味照搬古代的做法，既要借鉴古代贤王的经验（法先王），也要学习当代君主的有效治理（法后王）。

更特别的是，荀子打破了儒家“重礼轻法”的传统，把“法”提升到了和“礼”同等重要的地位，主张礼法并用，靠礼来教化，靠法来约束。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弟子里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大佬——这在儒家弟子里，算是非常特别的存在了。

回到人性论上，荀子明确说，“性”里面包含了所有的“恶端”，比如天生的好利之心、贪图耳目享乐的欲望，这些都是人性本恶的证明。在他看来，人天生只有动物性，根本不具备社会性；我们所说的善性，并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后天通过教育、培养，慢慢养成的。

这也正是荀子大力提倡“劝学”的原因——他认为，人只有通过不断学习，接受礼义的教化，约束自己的恶念，才能摒弃动物性，养成善性，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人，社会也才能正常运转、安定和谐。

其实说到底，孔子、孟子、荀子的人性论，看似针锋相对，本质上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找到人性的本质，从而制定出合适的教化和治理方式，让社会变得更好。孔子讲“习相远”，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孟子讲“性本善”，强调守护本心；荀子讲“性本恶”，强调后天约束与教化。三人各有侧重，却共同丰富了儒家思想，也让我们对“人性”这个永恒的话题，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