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上午，长征胜利9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选在这一天，是有原因的。

1936年10月22日，红一、红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三大主力红军会合，长征胜利结束。红二方面军里有个山东人，名叫常德善。

他走完了长征，却没能等到抗战胜利。常德善老家在山东峄县，就是现在徐州邳州一带。他家里很穷，两岁就没了爹娘，很小就开始放牛。

1929年，17岁的他参加革命，后来跟着贺龙在湘鄂西打了好几年仗。贺龙后来说，那几年有三回是常德善把他从危险里救出来的。

他的搭档王远音是学生出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头脑灵活，笔头也好。王远音比常德善小3岁，来冀中却比他早。

抗战一开始，他就和战友拉起了游击队，后来先后担任冀中三分区、八分区政委。两个人一起扛着八分区。谁也没想到，他们会在同一天牺牲。

1942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调集5万多兵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搞所谓“铁壁合围”。冀中军区命令主力往外线转移，避开日军锋芒。

常德善带着23团连夜突出包围，转到子牙河以东的青沧交界地区。八分区的30团在饶阳方向损失很重，和上级断了联系。

常德善和王远音商量后，6月初带着分区机关和23团二营返回中心区，去找30团。这一趟往回走，又把部队带回了日军的包围圈。

6月7日，队伍走到湾里、泥马头附近，用电台联系上了军区和九分区，还拿到了最新敌情。30团也找到了，两边约好8日在雪村一带会合。

常德善判断，日军这次合围的目标就是八分区，应该先跳出去，以后再找机会会合。王远音的看法不一样。

他觉得情况没那么严重，坚持等30团会合后一起走。他还担心敌人一来部队就撤，群众会有看法，对30团也没法交代。

两人争了大半夜，常德善只好服从政委的最后决定权。常德善为什么非听不可？当时的规定就是这样。

1930年10月颁布的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规定，军政主官意见不合时，政委有权停止军事指挥员的命令，上级指示下来之前，照政委的意见执行。1938年12月八路军总部颁布新条例，作战指挥上军事指挥员的责任加重了，可政委叫停命令的权力还保留着。

8日凌晨4点左右，部队到了雪村。刚停下来，侦察员就报告：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几个方向的敌人全出动了，雪村已经被包围。

日伪军有4000人，八路军只有六七百人，岗哨还没布置好。常德善下令烧掉文件、砸掉电台，让机关干部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突围。

这一仗从拂晓打到黄昏。常德善身中27弹牺牲，年仅30岁左右。王远音腿部中弹，走不了路，为了不拖累部队突围，开枪自尽，牺牲时只有26岁。

部队从天亮一直打到天黑，王远音身负重伤，八分区这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牺牲的干部包括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30团政委汪威、副团长肖治国，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还有30团总支书记沈笑天。

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和政委在同一场战斗中牺牲，以前从没有过。把它叫作八路军最惨痛的一战，并不夸张。

惨在伤亡太大，痛在原本可以避开。敌情前一天晚上就已经掌握，部队却因为争论错过了转移时机。战报送到延安，中央十分重视。

吕正操将军回忆，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专门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当时领导中央军委的，正是主席。

同年10月，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修订后重新颁发。新规定写明，政委和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执时，作战方面的行动由指挥员决定，其他事情由政委拍板，但都要同时报告上级。

1930年、1932年、1938年几部条例里政委可以叫停指挥员命令的规定，就此改掉了。有人以为，从此政委就靠边站了。这样理解不对。

改了以后，政委依然掌握政治上的决定权，一般还担任党委书记，负责干部的组织任命，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改的只有一件事：仗打起来以后由谁定夺。

打仗抢的就是时间。一夜的争论，搭进去几百条人命。这条规矩，是烈士们用血换来的。

冀中的抗战也没有因此停下来，根据地后来一点点恢复了元气。再看眼下。

10月17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真榊”祭品。19日，她又通过自民党总务会长梶山弘志，自己出钱交了玉串料。

同一天，约70名国会议员去靖国神社参拜。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7日回应，强烈谴责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消极动向，还特别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当年在冀中搞“铁壁合围”的，就是那支侵略军。那些战犯年年有人供奉，雪村战斗中牺牲的不少普通战士，到今天连名字都没有留下。

重提雪村，是为了记住那份名单，也记住那条后来改过来的规矩：打仗要尊重打仗的规律，制度要放到战场上去检验。日本政客再怎么供奉，也抹不掉1942年冀中发生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