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析科技本质·思辩创新未来--
如果你在深夜的深圳湾眺望,会看到两种光芒交织:一种是写字楼里永不熄灭的白色荧光,那是标准化奋斗的集体图腾;另一种是实验室、车间里偶然闪现的蓝色火花,那是思想与物质碰撞的瞬间。在这片土地上,一个看似违背常理的现象正在生长——那些改变行业规则的硬科技创业者,往往不是传统教育体系的“标准品”,而是一群从另一种教育土壤中破土而出的“异类”。

李泽湘教授(来源:香港科技大学)
李泽湘教授站在这个现象的中央,像一个沉默的园丁。他培育的植株名单读起来像是中国硬科技的半部当代史:大疆、云鲸、正浩、海柔、沃安……这些名字在不同领域掀起波澜,背后却流淌着同一条教育的暗河。

那么,这个扎心的事实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教育哲学?为什么传统教育体系筛选出的“优等生”往往在创新战场上缺席,而一些“不适应者”却能成长为行业的定义者?
一、教育的第一性原理:从“解题”到“问题”
传统教育的核心隐喻是“迷宫”:老师设计迷宫,学生寻找出口。在这个体系中,优秀的标准是在最短时间内找到预设的出路。于是,一代代学生被训练成“解题高手”——他们擅长在确定的框架内寻找确定的答案,却渐渐失去了一个更重要的能力:质疑迷宫本身存在的意义。
李泽湘的教育实验始于一个简单的倒置:他不给学生迷宫,而是带他们走出教室,直面世界的混沌。

在他的工作室里,你听不到长篇大论的理论讲授。取而代之的,是机械臂的低鸣、3D打印机的嗡响、电路板焊接时的松香味。一个典型场景是:一群学生围着一台废弃的扫地机器人,不是听老师讲解其原理,而是亲手将它拆解成317个零件,铺满整张工作台。他们被要求重新思考:“清洁”这个人类延续千年的需求,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是否还有完全不同的实现方式?
云鲸智能的创始人张峻彬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李老师从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而是不断追问‘你看到了什么真实的问题?’”。这种追问逼迫学生完成思维的第一次跃迁:从“如何解决问题”到“什么是真正值得解决的问题”。
这种教育方式深刻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问题的质量决定答案的价值。在人类认知的边疆,最重要的不是解答的精度,而是问题的锐度。
二、在不确定性的熔炉中锻造
传统教育追求的是“确定性路径”:清晰的评分标准、标准化的考试、可预测的职业轨迹。而李泽湘的实验室却像一个微型的“不确定性熔炉”。
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微观案例:2012年,一个学生团队试图开发一款智能农业监测设备。按照传统工程思维,他们会优化传感器精度、降低功耗、提升传输距离。但李泽湘却提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你们和农民一起生活过吗?”
团队真的去了广西的山区,和农户同吃同住两周。他们发现,农民最迫切的需求不是更精确的数据,而是如何一眼看懂设备是否在正常工作。这个洞察彻底改变了产品方向:团队放弃了一部分技术指标的优化,转而设计了一个巨大的、能从100米外清楚看见工作状态的指示灯。
“工程思维追求最优解,创业思维追求‘足够好的解’,”李泽湘在指导学生时反复强调,“真正的创新发生在技术可能性与人性需求的交汇处。”

这种训练的本质,是在学生的大脑中构建“双重思维系统”:一方面保持工程师对确定性的追求,另一方面培养创业者对不确定性的耐受力。就像大疆创始人汪滔曾经描述的:“在李老师的实验室里,失败不是需要避免的终点,而是必须经历的中间站。每次失败都像是一次‘认知的淬火’,让思维变得更加坚韧。”

三、从“知道”到“做到”的认知迭代
知识在传统教育中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学生被要求先掌握理论,再尝试应用。李泽湘的教育哲学则将这个过程彻底翻转:知识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被逼出来”的副产品。
一个生动的场景发生在松山湖机器人产业基地:一群学生需要为机器人设计一个新的抓取机构。他们不会先上理论课学习机械原理,而是直接开始尝试——用木头削出第一个原型,发现强度不足;改用3D打印,发现摩擦系数不合适;查阅论文找到一种复合材料,但成本过高;最终在走访模具厂时,偶然发现了一种工业废料的特殊性能,完美解决了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学会了材料科学、机械设计、成本控制,更重要的是理解了知识之间的连接方式,”实事求是的说,“他们建立的不是一座座知识的孤岛,而是一张能够随时调用的认知网络。”
这种“做中学”的深层哲学在于:人类的认知本质上是具身的、情境的。真正的理解不是对抽象概念的掌握,而是在具体情境中与世界互动的能力。当学生亲手将一个想法变成可触可感的实物时,他们完成的不仅是一个项目,更是一次认知结构的重构。
四、创业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延伸
许多人将李泽湘的方法视为纯粹的“工科教育”或“创业训练”,这其实是一种误读。他的教育实验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人文教育——培养的是人面对复杂世界时的根本能力:判断力、韧性和创造力。
这种方法有三个层次的可迁移启示:
第一层是关于“浪费时间”的重新定义。在效率至上的时代,我们害怕任何“不直接产生收益”的时间投入。但创新需要的是“探索性时间”——那些看似漫无目的的拆解、试错、闲聊、观察。一个孩子在车库里拆解旧收音机的下午,可能比刷十套练习题更能塑造他的思维方式。李泽湘实验室里的成功项目,几乎都经历过漫长的“无目的探索期”,这段时间里积累的隐性知识,最终成为突破性创新的土壤。
第二层是关于“失败权利”的哲学。传统教育系统将失败视为需要最小化的风险,但李泽湘的系统却将其转化为必要的教育资源。这里有一个微妙而重要的区别:不是鼓励失败本身,而是创造一种“安全失败”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失败的代价是可控的,但失败的教训是完整的。这种训练赋予学生一种稀缺的心理资本——韧性,即在挫折后恢复并继续前进的能力。
第三层是关于“微小完整循环”的价值。李泽湘不要求学生一开始就改变世界,而是鼓励他们“完整地做成一件事”——无论多小。举办一场校园活动、运营一个自媒体账号、解决社区的一个实际问题。重要的是经历“定义问题-设计方案-执行-遇到困难-调整-完成”的全过程。这种微小的完整循环,会在认知中形成一个模板:当面对更大挑战时,大脑会自动调用这种“从想法到实现”的路径记忆。

五、AI时代的“元能力”教育
站在AI技术爆发的今天,李泽湘教育实验的启示变得更加紧迫。当机器越来越擅长解决确定性问题,人类教育的独特价值必须重新锚定。
未来的教育,重点不再是传授那些容易被编码、被自动化的事实性知识和程序性技能,而是培养三种“元能力”:
首先是“看见真问题”的能力。在信息过载的世界,识别什么问题是真实、重要且可解的,这种判断力变得越来越稀缺。李泽湘的训练本质上是一种“问题敏感性”的培养——通过大量接触真实场景,学生逐渐形成对“好问题”的直觉。

其次是“在模糊中前行”的能力。清晰路径将被算法取代,教育的价值将更多体现在培养人在信息不全、目标模糊、规则缺失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推进事情的能力。这种能力无法通过听课获得,只能在一次次不确定性的实践中内化。
最后是“连接异质元素”的能力。创新越来越多地发生在不同领域的交界处。李泽湘实验室的学生需要同时理解技术、设计、商业、制造,这种跨界的认知结构让他们能够看到单一领域专家看不到的连接可能性。
写在最后:成为自己的路标
李泽湘的教育实验最终指向一个根本性的教育哲学转变:从“培养适应现有道路的人”到“培养能够开辟新道路的人”。
这不禁让我们回到那个最原始的教育问题:在一个变化加速的时代,我们最应该给予下一代的是什么?
或许不是更多的知识储备,也不是更熟练的应试技巧,而是一种更根本的“导航能力”——当所有现成的地图都失效时,他们能否通过观察星辰、感受风向、解读地貌,找到属于自己的前进方向?
李泽湘实验室里那些成功的创业者,本质上都是一群学会了“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们被赋予的不是具体的创业技能,而是一种更基础的能力:理解真实世界的复杂纹理,在混沌中识别模式,在约束中发现可能性,并将这些认知转化为持续的行动。
未来属于那些能够理解真实世界、定义有价值问题并持续行动的人。而培养这样的人,需要的不是对传统教育的修修补补,而是一场从哲学根基开始的深刻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