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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2日，托育服务法草案提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首次审议。草案共8章76条，包括总则、托育机构、托育人员、服务提供、保障措施、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

据报道，托育服务法草案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托育服务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工作经费保障机制，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和配置城乡托育服务资源，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将普惠托育服务有序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鼓励地方人民政府探索建立婴幼儿家庭托育服务补贴制度；有条件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普惠托育服务的补贴制度；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

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建立托育服务补贴制度，都要求政府增加对托育的投入，而且，在实行托育服务补贴制度时，可探索托育券制度，惠及每一个幼儿。

当前，我国托育服务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托位资源短缺，二是托位主要由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供给，仍存在“入托难、入托贵”的“带娃难”问题。今年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提出，2025年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4.5个（即630万托位），新增普惠性托位66万个。而就是实现这一目标，按照3000万0～3岁幼儿，三分之一有托育需求测算（部分大城市家庭的托育需求为三分之二左右），还短缺托位300多万个。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4年，我国全国共有幼儿园25.33万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3583.99万人；而2022年，我国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学前教育在园幼儿4627.55万人。也就是说，仅仅两年间，我国学前教育在园幼儿减少了1043.56万。如果把这些学位都给3岁以下幼儿，托位短缺的问题全部解决。

那么，为何没有这么做呢？主要原因是，虽然有关规定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但对公办园以及民办普惠园招收3岁以下幼儿，一些地方政府没有明确的财政支持政策。《国务院关于推进托育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指出，一些地方只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政府作用，导致普惠托育服务供给较少。而且，托育服务质量良莠不齐，“不敢托、不放心”的现象较为普遍，“家庭送托难”与“机构收托不足”并存，2023年全国托位实际使用率仅为46.7%。

这让公办园没有招收3岁以下幼儿的积极性（招收3岁以下幼儿，还要对场地进行改造，对幼师进行相应培训），而民办普惠园在招收3岁以下幼儿入托方面，与其他专业托育机构相比缺乏竞争力。另外，当前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的主管部门不同，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主管，托育服务主要归卫健部门主管，提供托育服务与发展学前教育缺乏统筹协调。于是出现“一边是幼儿园关停，一边是托位短缺”的现象。

必须客观承认，0～3岁幼儿的托育需求是不同的。通常，1岁以下的幼儿，主要以家庭照护为主；1～2岁幼儿的托育，主要关注孩子的安全、卫生、保育；2～3岁幼儿的托育，则在保育基础上，有部分早期教育内容。从发达国家应对少子化，发展普惠托育、学前教育的经验看，2～3岁的托育，主要以托幼一体化方式提供，由教育部门主管，这部分孩子享有与3～6岁幼儿一样的生均拨款，这部分幼儿的托育需求，占总托育需求的大部分。1～2岁孩子的托育，由政府部门举办的公益托管机构，或社会力量举办的托育机构机构提供，由卫生部门、民政部门主管，政府提供相应补贴。1岁以下幼儿的家庭照护，由政府和社会，给予育儿假、育儿补贴支持。

很显然，立法强化政府对学前教育的投入责任，就十分重要。而推进普惠托育，还可探索托育券制度。即政府部门核算托育生均经费，把这一经费以托育券的方式发给适龄幼儿家庭（监护人），由适龄幼儿父母、监护人自主决定，选择哪种方式、到哪个机构去接受托育、学前教育。机构再拿着托育券去兑换政府拨款。由此促进各类机构平等竞争发展，提高服务质量，而每个幼儿享有同等的财政资源。对于不选择机构进行托育的家庭，可实行同等的在家托育（看护）补贴。

概而言之，我国制定托育服务法，要结合当前少子化的趋势，强化政府对普惠托育的投入保障责任，以及强化对发展托幼一体化的统筹，各职能部门要形成合力，而不能各自为政。以此增加托位供给，减轻家庭的养育、教育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