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的药单与偏见：当康熙帝遇见“绰科拉”

1706年的盛夏，热河行宫的避暑之路上，康熙帝的御辇在烈日下缓缓前行。这位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正处于他权力的巅峰，万国来朝，四海升平。然而，就在这一片荣光之中，一道看似荒诞的旨意打破了庄严——他要向意大利传教士多罗主教索要一种名为“绰科拉”的西洋玩物。

更令人费解的是，当武英殿总监造赫世亨呈上详尽的说明书时，这位以博学多才著称的皇帝，问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东西有什么药效？”

在康熙眼中，这不仅是一块来自美洲的神秘固体，更是一把解开他晚年健康焦虑与文化迷思的钥匙。

一、 疟疾与金鸡纳霜：建立在“药”上的信任

要理解康熙对“绰科拉”的执念，必须回到三十年前的那场大病。

（金鸡纳）

康熙三十二年，疟疾如幽灵般缠绕着这位帝王。太医院的御医们束手无策，传统的汤药在顽固的寒热往来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就在此时，西洋传教士献上了来自秘鲁的树皮——金鸡纳霜（奎宁）。

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治疗，更是一次世界观的冲击。康熙亲身体验了“西药”的神效，从此对西洋药物产生了一种近乎迷信的依赖。在他看来，西方的科学等同于“神药”，而传教士则是掌握秘方的异人。

这种信任并非空穴来风。在随后的岁月里，传教士用金鸡纳霜治好了他的心疾，用几何原本开启了他的天文视野。因此，当多罗主教带着“绰科拉”进京时，康熙的第一反应不是“这好吃吗”，而是“这能治什么病”。

在他的逻辑里，一切外来的新奇事物，首先必须通过“药用价值”的审核，才能获得进入天朝上国宫廷的资格。

二、 赫世亨的“千字考”：一场关于认知的翻译灾难

（可可树）

接到圣旨的赫世亨，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忙碌。作为武英殿总监造，他不仅要管理皇家刻书，还要充当皇帝与西洋人之间的“二传手”。

面对皇帝索要“绰科拉”的命令，赫世亨不敢有丝毫怠慢。他不仅从铎罗那里精挑细选了50块上等巧克力，还特意打造了银器、黄杨木搅拌签，甚至定制了柳条匣。但他知道，康熙要的不是仪式感，而是“说明书”。

于是，一份长达九百字的奏折诞生了。

这份奏折与其说是美食介绍，不如说是一份严谨的“药物调研报告”。赫世亨详细列举了制作巧克力的八种原料：肉桂、秦艽、砂糖以及五种不知名的舶来品。他甚至考证了制作工艺——需用银罐煮沸、加糖搅拌。

然而，这份呕心沥血的报告递上去后，却被康熙冷冷地驳回了。

皇帝的朱批犀利而直接：“前面写了一堆花里胡哨的，但就是没说这绰科拉能治什么病，有什么效益……要返工重来。”

在康熙的认知体系里，赫世亨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主次不分。如果这是药，就必须说明主治功能；如果不是药，那它就没有资格占用皇帝的宝贵时间。赫世亨大谈特谈原料和口感，却唯独回避了“疗效”，这在一位对健康极度焦虑的帝王眼中，就是办事不力。

三、 “非药”的尴尬：天朝上国的饮食哲学

赫世亨吓出了一身冷汗，不得不再次求助于西洋医师鲍忠义和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这一次，他得到了一个让他更难启齿的答案。

在第二份奏折中，赫世亨小心翼翼地写道：“绰科拉非药。”

（肉桂）

他解释道，在西方，这是一种类似茶的饮品，一日一两杯，有助于消化，适合脾胃虚寒者，但痨病、痔疮患者忌口。

这其实已经非常接近现代对巧克力的认知——一种高热量、有保健功能的食品。但在康熙听来，这却是一种“无用之物”。

“非药”即“无用”。在康熙的养生哲学里，入口的东西要么是饭，要么是药。既然不是治病的猛药，又不能像茶一样解渴，那这种苦涩甘甜的“洋汤”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满族的传统。康熙曾狂妄地宣称：“朕从不服药。”他鄙视汉人那种靠补药维持生命的做法，认为真正的养生在于饮食调理和满族传统的食疗。

就在赫世亨呈上巧克力的同时，他自己也病倒了。康熙没有赐药，而是赐下了狍子肉和黄雉，命令他停药食疗。结果赫世亨奇迹般康复。这件事更加坚定了康熙的信念：食疗胜于药补，更胜于这种来路不明的西洋“茶”。

于是，那50块精心包装的巧克力，最终被束之高阁。康熙的一句“知道了”，宣告了巧克力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

四、 盛世的傲慢：被工具化的西方科学

康熙拒绝巧克力，并非因为他愚昧，恰恰是因为他太“精明”。

作为一位极其理性的君主，康熙对西方科学的态度是极度功利的。他重用传教士，是因为他们能修历法、造火炮、绘地图、治疑难杂症。他与张诚、白晋等人谈论几何与天文，是为了巩固皇权和精准治理。

在《皇舆全览图》的测绘中，他毫不吝啬地使用西方技术；在治疗心脏病时，他毫不犹豫地吞下西药。但这一切的前提是：这些技术必须服务于皇权，且必须证明其有效性。

巧克力作为一种单纯的“享受品”，既不能帮他打江山，也不能帮他治疟疾，更不能体现天朝上国的富庶（毕竟大清什么都有），自然入不了他的法眼。

这种心态在他对待传教士的态度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可以赏赐铎罗宫廷美食，甚至幽默地回信说“你会变胖”，但他绝不会让这种“奇技淫巧”动摇大清的根基。

他把西学当作一种高级的“工具”和“药材”，却从未真正将其视为一种平等的文明。当巧克力被证明“非药”时，它就从“奇物”降级为“玩物”，而玩物在盛世君主的眼中，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五、 错位的文明：当“养生秘方”遇见“快乐水”

这场关于巧克力的乌龙，本质上是两种文明在认知底层的错位。

（张德彝）

在17世纪的欧洲，巧克力正从贵族的药罐走向大众的餐桌。人们相信它能延年益寿，甚至把它当作治疗肺结核的良药。当赫世亨告诉康熙“绰科拉性温味甘苦”时，他是在用中医的语境翻译西医的概念。

但康熙不需要这种模糊的翻译。他需要的是确切的“主治：疟疾”或“主治：风湿”。

而在康熙的饮食逻辑里，最顶级的享受是满族的传统烧烤和应季鲜果，最顶级的养生是“食补”。巧克力这种经过复杂加工、味道怪异的固体，既不符合“食不厌精”的标准，也不符合“药到病除”的期待。

直到一百多年后，张德彝在欧洲再次见到“炒扣来”（巧克力）时，大清的盛世早已落幕。张德彝在日记里惊叹于西方人的早餐，而那时的中国，正深陷在半殖民地的泥潭中。

如果康熙当年尝一口那苦涩的液体，历史会不会改变？大概率不会。

因为巧克力的遇冷，不是口味的问题，而是体系的排斥。一个处于农业文明巅峰、自视为世界中心的帝国，对于这种来自新大陆的、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工业雏形食品，有着天然的免疫抗体。

结语：被剩下的“绰科拉”

那50块巧克力最终去了哪里？史料没有记载。也许被赏给了宫里的太监，也许在仓库里融化成了一滩糖泥。

但这段历史留下的余味却悠长。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康熙：他好奇、好学、甚至开明，但他始终被“天朝上国”的铠甲包裹着。他可以接受西方的数学和药物，却无法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

赫世亨的900字说明书，成了一份关于文化隔阂的绝佳标本。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交流，从来不是靠礼物的交换，而是靠认知的对等。

当康熙问出“药效是什么”的时候，他其实是在问：你能给我的帝国带来什么实用的价值？

而巧克力沉默不语。因为它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中国最不需要、也最无法理解的东西——纯粹的快乐。

在那个烈日炎炎的避暑途中，康熙帝错过的不仅仅是一块巧克力，更是一次窥见工业文明甜味的机会。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他的子孙后代在百年后被迫打开国门时，首先涌入的，正是这些曾经被视为“无用之物”的西洋奇货。

这或许就是盛世的盲区：当你站在顶峰太久，你就看不见山脚下正在发芽的新物种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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