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 年开春的时候,临夏一中的财务科收到了一笔汇款。汇款单上的寄款人栏里,就写着三个字:马进昌。没别的信息,就这简简单单三个字,反倒让人觉得有点神秘。老门卫舒舒服服蹲在门房台阶上,慢悠悠抽着烟,一口一口吐着圆滚滚的烟圈。
过了会儿,他缓缓开口:“这就是当年的马二炮嘛。””在西北这地界,马进昌早年的名气可不小,只不过那名气,是带着股枪林弹雨里闯出来的硬劲儿。

1949 年 8 月,兰州快要解放的时候,马进昌还在马家军当团副。时代在变,大势推着往前走,跟着这座城市解放的脚步,他的命运也慢慢发生了改变。可他做了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投诚。老门卫踏踏实实蹲在门房台阶儿上,吧嗒着烟,一口口吐着烟圈儿。
停了会儿,他慢悠悠开口:“这不就是当年的马二炮嘛!”签字的时候,旁人都替他捏着把汗,他手却没抖,就轻声问了句:“能给顿饭吃吗?”

这话听着简单,过来人都懂分量。马家军在西北盘了几十年,和红军的仇怨深得很。1937 年河西走廊打仗的时候,马进昌他们抓住了红军女干部王泉媛。让人恨得牙痒痒的是,他居然硬逼着王泉媛跟他结婚,想凭着这种蛮不讲理的做法,磨掉她的骨气和志气。这事儿成了他档案里最黑的一笔,差点就让他没了活路。
谁也没想到,才过三个月,马进昌就当上了兰临皮革厂第一任公方厂长,一个月工资有七十二块八毛钱,这变化实在让人意外。虽说比当团副时少了块黄鱼(旧时候的金条),可他逢人就说:“现在能睡安稳觉了。” 旧军官改造哪有那么容易?马进昌前前后后闯了三关,每一关都跟过鬼门关似的。

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档案这事儿。调查组把他强逼人家成亲的事,用红圈标得清清楚楚,接着就上报给了西北军区政治部,这可给他惹了大麻烦。这都到了生死关头,一位回民老首长站了出来,实打实说道:“这人没沾过老百姓的血,现在民族军的活儿,正缺这样能用的人呢。”
就这一句话,把他从 “历史反革命” 的火坑里拉了出来,归到了 “旧职人员” 里头。这就跟在绝路上拉了他一把似的,不光让他有了活路,简直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想来,老首长看得真准,评判一个人,不能只揪着过去的错处,得看他本质里有没有坏心眼,手上有没有沾无辜人的血。

群众这一关是真难闯。这厂子三百多号工人,人员情况挺特殊 —— 一半是回民,一半是汉族解放军战士。要把两边协调好、处理日常杂事,真是难上加难。回民觉得他是“马家军的人”,不算真正的自己人;汉族工人更直接,把他当“敌人”看,谁都不待见他。
上班头一天,马进昌一点儿厂长的架子都没有。他揣着一把热瓦普,直接蹲在锅炉房里,手指头轻轻拨着琴弦,慢悠悠弹起了《花儿与少年》。工人们慢慢围了过来,他先给大伙儿每人递了根烟,又掏出一把割牛皮的折刀,说道:“以前我管马,现在管牛皮,都是靠手艺吃饭,做事凭良心,绝不偷懒耍滑。

我觉得这正是马进昌最精明也最实在的地方,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套话,用最接地气的法子拉近距离。他心里门儿清工人的心思,三个月里,先是扩建了礼拜间,让回民工人能安心做礼拜;又建了学习室,帮汉族工人学政治。到了年底,兰临厂居然评上了民族团结红旗单位。这哪儿是靠运气?分明是用真心换真心换回来的,你对工人实诚,工人自然跟你一条心。
供销关更是直接关乎厂子生死。1951 年,西北军区给兰临厂派了个紧急活儿 —— 要赶制二十万双高腰马靴。可这重任虽说落到了厂里,最关键的生皮却调不到位,着实把兰临厂给难住了。马进昌一拍胸脯,一股子冲劲就上来了。

立马带着两个回民司机,赶紧上车发动车子,朝着青藏公路口飞快开去。他没带一分钱,拉了满满一车厂里造的 “友谊牌” 肥皂。这肥皂一块就有半斤重,洗羊毛特别干净,藏民闻着,都说这香味跟银川玫瑰似的。就用这肥皂换牛皮,十块肥皂换一张牦牛革。两个月跑下来,居然拉回了六万张皮。
军区后勤部给了他 “二等支援模范” 的称号,工人们也拿到了计件奖金,一个个都乐开了花。大伙儿打心眼儿里佩服抗美援朝这件大事,都跑去买印着 “抗美援朝” 字样的搪瓷缸,就想把这份光荣好好记在心里。马进昌手里端着杯子,脑子里忽然就想到了 1937 年的河西走廊。

那时候,一个卫兵一脚踢碎了王泉媛给伤员舀水用的搪瓷杯,那画面就跟刻在心上似的,这么多年过去,一直没忘,也挥之不去。当天夜里,他一个人走到黄河边,把手里的搪瓷杯轻轻放进水里。看着杯子顺着河水漂远,这一放,既是真心怀念心里记挂的人,也算是跟以前的自己悄悄和解了。
这份亏欠,他记了一辈子。没能当面说声对不起,就用这样的法子悄悄赎罪。这里头的难处,没法用话说明白,是真不容易。

马进昌在兰临皮革厂实打实干了三十年,1980 年退休的时候,他的身份证明上明明白白写着 “原兰临皮革厂厂长”。证件上留着块空白地儿,有人用红笔添了一行字:“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就这几个字,跟块实打实的荣誉牌似的,是对他三十年掏心掏肺付出的最好肯定。这字在岁月里闪着光,记下了他一辈子没后悔的坚守和付出。

1994年那笔捐款,其实早有苗头。有人说,他捐出去的是一辈子攒下的所有钱。也有人讲,他特意跑到河西走廊,在当年关押女俘虏的土围子外头种了一片沙枣树,还悄悄埋下一把没开刃的折刀。捐款那天,他随身的公事包上别着个刻着“骑四旅”的铜扣子,包里揣着张发黄的黑白照——三十岁的他穿着马靴,旁边站着个短发女人,眉眼和王泉媛有几分像。
照片背面,端端正正写着一行字:“欠她的,还给众人”。就这几个字,里头藏着好多事儿,让人忍不住琢磨。像是以前有啥牵扯,想借着这话,在日子里慢慢把事儿捋清楚。

现在去临夏新区,还能看到兰临皮革厂的旧厂房。那扇铁门上,五星的油漆早就掉光了。门房墙上贴着一张 1995 年的《甘肃日报》,标题挺显眼 ——《从前的马家军如今做捐资助学的人》。
报纸纸页发脆,风一吹就哗哗响,像有人在远处弹《花儿与少年》。有时候有老回民打这儿经过,会念叨着:“你听,马二炮以前那跟枪声似的节奏,现在总算变成活泛的鼓点了。

我总觉得,马进昌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从旧军官变成好厂长,而是敢直面自己的黑历史。
很多人遇到这种事,要么逃避,要么狡辩,可他不一样。他用三十年的踏实工作,给回民工人建礼拜间,给汉族工人谋福利,给国家赶制军靴,最后还把一辈子积蓄捐给学校。

历史的包袱确实沉,可人心的力量更足。
他这一辈子就像块生皮,经了岁月的打磨,经了良心的鞣制,最后变成了最温润的颜色——那是宽恕的颜色,也是救赎的颜色。人这辈子,不怕有过去的错,就怕没勇气改正,马进昌用一辈子证明了,救赎从来都在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