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史·叛臣传》中，张邦昌的名字被刻在耻辱柱上千年之久。在传统的叙事里，他是背叛大宋、谄媚金人的傀儡。然而，翻开那段被血泪浸透的靖康史料，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战栗的真相：这个所谓的“逆臣”，或许是那个时代唯一一个用尊严和性命，为大宋王朝续命的替罪羊。

靖康二年初，汴梁城破。曾经繁华锦绣的开封府，变成了人间炼狱。金朝统帅完颜宗望、完颜宗翰并不打算直接统治这片土地，他们需要一个听话的汉人代理人，来负责搜刮财宝和管理残局。

他们选中了张邦昌。

当时的张邦昌，身份是大宋的少宰。在此之前，他确实是主和派，曾随同赵构前往金营为人质。金人选他，不仅因为他“面善”，更因为他曾经的政治主张。

但对于张邦昌来说，这哪是天上掉馅饼，这简直是催命符。

史料记载，当金人提出要立张邦昌为帝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坚辞不受”。他称病、绝食，甚至在大敌当前时尝试自杀。然而金人的态度极其强硬：“若不从，则血洗汴梁，屠尽宗室。”

这是一道极其残酷的选择题：如果选“节操”，那就是选择了慷慨就义，成全个人名节。代价是城中几十万百姓和赵氏宗室将面临灭顶之灾。如果选“骂名“ ，那就要战战兢兢地坐上龙椅，保住这城中百姓的性命。

三月初七，在金人的刺刀和宋朝留守百官的哀求下，张邦昌被强行推上了那个让他脊梁骨发凉的皇位。国号“大楚”，史称“伪楚”。

如果张邦昌真的有野心，他大可以趁机清除异己，享受皇权。但翻阅那33天的记录，你会发现他简直是在进行一场高难度的“政治表演”，每一处细节都在向世界宣告：我真的不想当皇帝。

他不在正殿办公，而是选择在偏殿；他不在正位坐，而是斜着身子坐在侧边， 他用语极其卑微，严禁群臣向他行朝贺礼，严禁称呼他为“万岁”。他下达的指令不叫“旨”，而叫“圣旨旁通”。他在接见宋朝旧臣时，张口闭口自称“臣邦昌”或者“老夫”。 他平时只穿普通的文官常服，只有在不得不接见金国使者时，才像穿戏服一样换上龙袍，送走使者后立刻脱掉，甚至会对着龙袍痛哭。 金人为了羞辱宋朝，将宫中的嫔妃赐给他。张邦昌不仅不敢碰，反而将她们妥善安置，视若神明。

这哪里是一个皇帝？这分明是一个看门人，守着一个暂时主人不在、却被强盗占据的家。

张邦昌最伟大的贡献，不在于他做了什么，而在于他“不敢做什么”。

靖康二年四月初一，金兵带着劫掠而来的徽钦二帝、金银财宝和大量人口，心满意足地北上撤军了。金兵的前脚刚走，张邦昌后脚就开始了他的“还政计划”。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请出元祐皇后。他在孟皇后面前倒头便拜，痛哭流涕，自陈罪状，并尊其为太后，请其垂帘听政。随后，他立刻派人四处寻找赵氏皇族唯一的漏网之鱼——康王赵构。他派密使送去传国玉玺，并上书表示：“臣只是为了保全百姓，暂时虚位以待，请康王速速即位。”

这个动作极具政治眼光。 如果张邦昌当时贪恋权位，联合地方割据势力，或者倒向金人，南宋的建立绝不会如此顺遂。正是因为他在中原核心地带稳住了局势，并在金兵撤退的第一时间交出权力，才让赵构能够合法地、平稳地接手江山。

赵构即位了，是为宋高宗。大楚政权在存在了短短33天后，烟消云散。

作为拥立之功的“元勋”，张邦昌最初被封为太傅。但他自己心里清楚，只要他还活着，就是对大宋正统性的最大讽刺。很快，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大臣开始发难。在他们眼中，无论你是为了什么，只要接受了金人的任命，就是“篡逆”。李纲的话很硬：“不杀张邦昌，何以谢天下？”

宋高宗赵构的心思更为微妙：自己的江山是从一个“伪皇帝”手里接过来的，这不好听。杀了张邦昌，能洗清自己皇位的阴影。另外 靖康之耻总得有人负责。徽钦二帝在金国抓不回来，赵构自己也不敢承担责任，那么张邦昌这个“伪楚皇帝”就是完美的泄愤对象。

建炎元年九月，赵构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下诏将其赐死。张邦昌在潭州接到圣旨时，徘徊许久，最终仰天长叹，自缢于楼上。

在《宋史》中，张邦昌被列入《叛臣传》，与刘豫并列。但这两人有本质区别：刘豫是真心实意给金人当走狗，杀害同胞；而张邦昌，更像是一个在极端乱世中，牺牲了个人的名节与性命，试图在崩塌的帝国缝隙中救人的苦行僧。

如果张邦昌当时选择了殉国，会发生什么？ 按照金人的脾气，开封极大概率会被屠城，剩余的赵氏宗室会被杀绝。他是用一世的骂名，换取了开封的保全，换取了南宋政权的平稳过渡。

正如现代史学家所评：张邦昌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悲剧的人物之一。他尽到了一个忠臣最后的义务，却承担了叛徒最重的刑罚。

他在历史上扮演了一个最尴尬的角色：那个负责在暴风雨中，顶住大门不让它关死，直到主人回来，却被主人以“你怎么敢碰这扇大门”为由处死的人。

你是如何看待张邦昌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评论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