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爆炸与产能过剩的裹挟下，二十世纪被西方塑造成人类历史辉煌的巅峰，但却在四代最顶尖思想者的严肃批判与深刻解剖下，显露出“精神贫瘠”、“思想荒芜”的原形。从马克思到福柯，从萨特到萨义德，从马尔库塞到李约瑟……他们用思想的手术刀，将理性、进步、普世价值这些“神圣”概念的一一解剖，将丑陋的内核呈现给大家看。 这不仅是学术争论，更是一场关于“我们如何被塑造”、“我该如何觉醒”的文化生存战。本文旨在为文化良知发声，以百年批判思想为刃，破除西方话语垄断权。
二十世纪不仅有热武器的血雨战争，更有全球范围内文化解释权的殖民。西方通过精心构建"文明优越论"，将西方社会的地方性知识包装成“普世真理”，完成了对全球话语权的系统性垄断。因此，二十世纪也是西方自我批判传统达到空前深度和广度的时期。
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冷战的对峙、去殖民化运动以及社会文化革命，共同催生了多种激进批判思潮，从根本动摇了西方文明的自信心和合法性基础。此阶段以启蒙理性的黑暗面（两次世界大战、 大屠杀）、资本主义现代性、一切“宏大叙事”和潜在的权力结构为核心批判对象，以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权力/话语分析、后殖民理论为武器，面对文明的空前自我毁灭，思想家们开始彻底反思，怀疑启蒙运动本身是否内含了工具理性、技术控制、总体性规划等导致灾难的基因，开始倡导微观权力与去中心化，并注重边缘视角对于西方世界的审视与洞察。因此，这100年间，西方社会内部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质疑和批判不仅带着极为饱满的时代情绪，而且呈现出明显地阶段性爆发的特征。
文明幻灭与批判理论的兴起（1900-1945）两次世界大战成为西方文明自信的历史转折点。在此之前，对西方历史文化的质疑和批判主要集中在史学、哲学、自然科学等小众的学术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烈，让西方社会各界的精英群体也开始警醒。文学家、艺术家、社会学家等纷纷加入到质疑和批判的队伍中，一种文明幻灭的情绪逐渐向社会各界蔓延。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文明如同有机体，都会经历生长、成熟和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浮士德文明"）已经度过了其创造性的阶段，正在无可挽回地走向没落。斯宾格勒的贡献在于将西方文明"历史化"和"相对化"，它既非普世的，也非永恒的。
"迷惘的一代"作家通过文学表达集体创伤。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在《西线无战事》（1929）中揭露战争的无意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描绘了战后精神荒原；T.S.艾略特的《荒原》（1922）成为文明衰竭的诗歌象征。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1930）中从心理层面质疑文明基础的合理性，指出文明建立在压抑人类本能的基础之上，因此文明本身内含着一种固有的痛苦和神经症。
在学术界，威廉·卡梅尔仍然坚守着历史批判的传统，采用对文献形式和内容细致分析的方法，对西方历史文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提出了全面而深刻的质疑。1935年出版《全面伪造的历史》，从文献的格式、用语、印章、书写习惯、法律概念等形式要素，到伪造背后的动机分析，再到伪造体系的系统性还原，采用精密的文本批判方法来重新审视所有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古代和中世纪文献。虽然被主流学界扣上了“历史怀疑论者”的帽子，但将法学中的形式批判系统性地应用于历史文献检验，这种严谨的学术方法却泽被着一批批后来人。
安东尼奥·葛兰西则极为关切为什么预言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在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发生？他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重点从经济基础转向了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转向。他的“文化霸权”、“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有机知识分子”等概念，成为了文化研究、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和教育学等众多领域的核心分析工具。他的理论为后殖民研究提供了锐利的武器，用以解构西方殖民话语和知识霸权，并持续为世界各地争取社会变革的团体提供着战略启示。更加难为可贵的是，他是西方社会中为数不多的将质疑和批判形成理论体系，并落地到社会实践的思想家。
存在主义思潮与战后反思（1945-1960）二战结束后，西方知识界进入了深刻的“自我反思期”。战争带来的巨大破坏和纳粹暴行使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本质、理性观念和进步叙事产生了深刻怀疑。这种反思试图从根本上质疑西方文化的根基，并探索新的思想路径。
以让-保罗·萨特和阿尔贝·加缪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通过《存在与虚无》(1943)、《鼠疫》(1947)等作品，表达了对"存在"意义的怀疑和对人在荒谬世界中处境的思考。萨特提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强调人可以通过自由选择实现自身本质，这一观点在战后的欧洲广泛流行，反映了西方个体对传统价值体系的失落和重新寻找意义的努力。1952年，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剧《等待戈多》首次上演，以戏剧形式加深了西方人对自我文化中“异化现象”的忧虑。这些思想家和艺术家共同表达了一种批判性反思意识，成为战后西方自我批判的先声。
西方艺术家也通过创作参与了批判表达。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1945年展出的《耶稣受难的三种研究》，表现了战争、饥饿和集中营的大屠杀。乔治·马修等抽象主义画派则通过鲜明的色彩和抽象的表现手法，体现了一种生活的激情和对传统艺术形式的颠覆。这些艺术实践不仅是对战争创伤的回应，也是对西方传统艺术规范和审美标准的质疑。
在学术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在战后得到了显著发展。马克斯·霍克海姆和西奥多·阿多诺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提出了极具影响力的观点，认为西方启蒙理性已经“走向自身的反面”，从解放人的力量变成了压迫人的工具。他们指出，旨在解放人类的理性最终却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这样的理性化暴行。他们创造了"文化工业"一词来批判大众文化的商品化和标准化特征，指出文化工业不仅牟利，还操纵大众意识，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水泥。
赫伯特·马尔库塞则在《单面的人》(1964)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认为发达工业社会通过提供虚假需求创造出了“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否定性和批判思维能力。
做为后殖民理论无可争议的奠基人，精神科医生弗朗茨·法农则另辟蹊径，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如何通过文化、教育和历史叙述来维护白人至上的观念。他强调，西方历史是通过压迫与奴役的手段构建起来的，其背后隐藏着对非西方文化的排斥和剥夺。他在《全世界受苦的人》中质疑了西方“文明使命”的虚伪性，揭露其本质是暴力掠夺、经济剥削和文化毁灭，所谓的“文明化使命”只是为其暴行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他质疑西方书写的“普世历史”，认为殖民者的历史是单方面的、暴力的历史，它系统地抹杀、歪曲被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和存在，将其塑造为“没有历史的人”。
在《黑皮肤，白面具》中，他质疑种族是生物事实，批驳了“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建构，分析殖民主义如何通过一系列政治、文化、心理学手段系统性地建构“黑人”“阿拉伯人”等低等种族身份，为永久性的统治提供依据。他质疑西方心理学的普适性，质疑弗洛伊德等创立的西方心理学范式能解释被殖民者的心理。揭示殖民主义造成了被殖民者独特的心理创伤（如自卑、模仿白人、自我憎恨），需建立新的殖民精神病理学。质疑在殖民极端暴力结构下，非暴力手段能实现真正解放。论证被殖民者使用暴力反抗不仅是必要的，更是具有治疗和解放意义的，是重新确立自我主体性的过程。
法农的工作比爱德华·萨义德等人的《东方学》早了二十多年，为整个领域开辟了道路。他成功地将存在主义哲学、现象学、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创造了独一无二的理论工具来剖析殖民主义。开创了政治精神病学的先河，首次系统性地分析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与社会结构对心理健康的深刻影响，挑战了西方心理学“去政治化”的假设。直到今天，法农的理论仍被广泛用于分析种族主义、警察暴力、身份政治和文化认同等问题。他提醒世界，真正的解放，不仅是领土的独立，更是精神和心理上的彻底挣脱。
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自我反思具有明显的“精英主义特征”，批判主要局限于知识分子和艺术圈层。西方社会最顶级的思想者们虽已对西方历史文化、甚至整个西方文明展开了系统性的剖析，找出了深埋于系统内部的一系列隐疾，并对西方文明的未来发展忧心忡忡。但社会大众对此尚无感知，在全球殖民带来的巨量红利、飞速发展的现代科技，以及持续迭代的工业革命的持续刺激下，西方民众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满是憧憬。非西方社会更是被这种表面繁华迷醉了双眼，很多人都有一个“成为西方社会一份子”的美梦。甚至，连西方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对质疑讽刺西方历史文化，控诉资本主义的虚伪和罪恶时，他们都会自动过滤其质疑和批判的内容，转而觉得这种行为很高级、很时尚、很包容，眼里心里全是仰慕之情——这种现象一直贯穿了整个20世纪。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早期批判为后来更全面、更激进的批判浪潮奠定了基础，也预示了西方知识界将持续对自身文化传统保持批判距离。
新左派兴起与后现代转向（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末是西方文化批判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批判主体多元化、批判理论国际化和批判视角更加激进。以学生运动、反战抗议和民权斗争为标志的新左派运动，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等新兴思潮相结合，对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进行了全面质疑。这一时期的批判虽视角多元，但共享几个核心关切：都对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进步史观和普遍主义提出质疑；都关注权力如何通过文化、知识和语言机制发挥作用；都致力于解构西方中心论和文化霸权；都从传统政治经济批判转向文化、话语和身份认同批判。
1960年代中期，反对越南战争和争取民权的运动在欧美广泛兴起，推动了新左派思潮的形成。与传统左派不同，新左派更加关注文化层面的斗争，强调对日常生活领域的批判和改造。批判领域也从经济政治领域扩展到文化、性别、种族、生态等更加广泛的范围。对一切形式的权威（包括传统左派的权威）持怀疑态度，强调参与式民主和个人解放。摇滚乐、嬉皮士运动、街头戏剧等反文化形式成为表达批判的重要载体，流行音乐成了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而摇滚乐在战后的兴起则是其第一个重要的标志。
在思想界和学术圈，各路大神也开始对西方历史文化火力全开！
马尔库塞在方法论上延续了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他的"造反哲学"在这一时期的年轻知识分子中影响极大，为反抗运动提供了理论支持。在批判路径上更加关注心理机制，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两个近代特点分别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尖锐矛盾和人的潜能与自由的密切关系。这种批判不再局限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而是扩展到对整个西方现代性的质疑。批判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技术并非中立，它成为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塑造了一种“虚假的需求”，取代了人们真正的自由和批判思考能力，从而消除了社会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维度，造就了“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
批判消费文化让人们沉迷于商品追求，误以为“虚假需求”就是真实需求。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将艺术商品化，消除了其批判和超越现实的维度，成为社会控制的工具。他借鉴并发展弗洛伊德理论，认为文明以压抑本能为基础。现代资本主义实行“额外压抑”，超出了维持文明所必需的程度。他提出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批判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屈从于现实，只关注事实和语言分析，放弃了对现实本身的批判和超越，沦为维护现状的工具，是“单向度的思想”。
批判西方形式上的自由和民主在发达工业社会条件下成为一种“压抑性的宽容”，它表面上允许不同声音，但实际上系统性地偏向和维护主导意识形态，抑制了根本性的变革。批判西方“高层文化”（具有批判和超越维度的传统精英文化）被现代社会“收编”，其批判性被商品化、仪式化，从而被剥夺了否定力量。他后期转而强调艺术的“审美维度”具有解放潜力。
1970年代末兴起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西方文化秩序提出了更为根本的质疑。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贾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解构了西方文化的“宏大叙事”和“元叙事”。
利奥塔的核心思想围绕对"宏大叙事"的怀疑和批判展开。他认为，这些宏大叙事是西方现代性用来整合社会、赋予知识合法性、并指引历史方向的总体性故事框架，认为它们已失去可信性，从而动摇了西方历史线进步的普遍观念和西方中心论。他批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并非有内在规律、朝向某种终极目的的辩证发展过程。“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存在，驳斥了“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思辨叙事。他质疑哈贝马斯等人追求的“共识”可能掩盖了不同话语体系间的不可通约性和差异，并压制了少数派或受害者的表达，同时强调存在着无法被共通标准衡量的“异识”。他还质疑传统知识合法性依赖于宏大叙事（如精神目的论、意义阐释学、理性主体解放等）。在后现代条件下，科学知识转而依赖性能优化原则，即追求效率最大化。
他将语言哲学（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康德哲学、犹太教思想等传统融入对当代社会的分析中，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利奥塔的著作涵盖了认识论和传播学、人体、现代艺术和后现代艺术、文学和批判理论、音乐、电影、时间与记忆、空间、城市与景观，崇高以及美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等主题。其思想对文学理论、文化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尤其是关于正义和差异的讨论）以及艺术批评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则超越了质疑具体历史事件的维度，直指西方思想传统赖以建立的根基，他认为这些根基本身就充满了内在矛盾，是相互排斥的。他质疑西方思想将“理性”、“真理”、“言语”置于核心，而贬低“文字”、“经验”、“他者”。认为这是一种追求稳定中心、排斥差异的暴力等级体系。他通过其“解构”方法，深刻地质疑了西方哲学和历史中根深蒂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揭示了其内在的等级结构、矛盾和对“他者”的系统性排斥。
他质疑二元对立的等级结构，如“言语/文字”、“理性/疯狂”、“男人/女人”、“文明/野蛮”、“西方/东方”等二元对立，揭示这些对立并非平等，前者总是压制和支配后者，并宣称自身的天然优越性。他质疑“中心化”的历史叙事，质疑任何声称有固定起源、明确目的（如“自由”、“进步”）的宏大历史叙事。认为历史是充满断裂、差异和边缘声音的，而非单一、连贯的整体。他质疑哲学语言的纯粹性和客观性，认为哲学概念实则建立在被遗忘的隐喻和修辞之上，其本身并非中立，而是充满文学性和修辞性。
他质疑“西方”与“他者”的建构，“西方”是通过系统地排除和贬低其内部的“他者”（如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外部的“他者”（如东方、非洲）而建构起来的。这位彻底重塑了西方思想景观的哲学巨匠，将西方文明内核中的傲慢、偏狭、霸道赤裸裸的系统性展露出来，进而深刻地质疑并重塑了西方哲学、文学、法律和政治等领域的基本思维方式。
和德里达一样，米歇尔·福柯也是跳脱具体的历史事件，将审判之矛直指西方文明的内核，只不过他批判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基础性制度和观念，对西方历史、社会和思想的批判深刻而广泛。其核心在于揭示权力、知识与真理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福柯认为，西方历史并非客观的事实呈现，而是通过历史的书写、话语的权力关系、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来建构的。他提到“历史的编纂”和“历史的权力”，指出西方历史的叙述背后深藏着权力操作和控制，尤其是在文化、教育和医学等领域的知识体系中。这些看似“进步”、“文明”和“科学”的产物，实则是更为隐蔽和高效的权力运作方式。
米歇尔·福柯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颠覆性的理论，彻底改变了我们看待历史、社会、知识和权力的方式。他迫使人们质疑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真理”和“进步”，揭示了其背后复杂的权力运作。他的遗产不仅是学术性的，更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持续激励着全世界的人们去批判性地思考并挑战固有的规范与结构。
到1980年代，对西方世界的批判风潮传播到第三世界，在饱受了西方文化长期抹黑、打压、曲解、污名化后，也加入到解构西方主流文化话语霸权的反抗，并在爱德华·萨义德、加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芭芭等理论家的推动下，掀起了一阵后殖民理论风潮。
萨义德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西方（尤其是英、法、美）的学术研究、文学作品、政治话语等如何系统性地建构了一个虚假的、模式化的“东方”形象，并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提供合法性。他提出“东方主义”这一核心概念，指出其本质上是西方用以支配、重构和凌驾于东方之上的一种话语工具和权力话语。
萨义德借鉴了福柯、葛兰西等多位思想家的理论来构建自己的批判框架。他指出，统治不仅靠强制，更通过文化、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来实现。东方学就是一种文化霸权，东方学家的“东方” “与真正意义上的东方母文化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本质上是西方文化内部编纂出来的“话本” ，其目的是为了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是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服务的权力话语体系。其批判力度和犀利程度前所未有，即便是他的批评者们，也极少有人能否认他学术工作的开创性和其对当代思想的巨大刺激作用。
斯皮瓦克则分析了殖民地女性和被压迫群体的失语状态，揭示了西方 feminism 和民族主义叙事中存在的精英偏见。她提出认知暴力这一概念，指出西方知识体系在殖民过程中，强行将其知识、分类、法律和价值观加诸被殖民者，摧毁其原有知识体系和文化认同。她以犀利的批判精神和深切的伦理关怀撼动西方学术大厦，通过解构西方哲学经典、剖析殖民话语、质疑西方女性主义的局限以及揭示“属下”群体的沉默，深刻地质疑了西方历史文化中隐含的欧洲中心主义、父权制和帝国主义逻辑。其理论对文化研究、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学科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促使这些学科不断反思自身的理论预设和权力结构。
霍米·芭芭弥补了萨义德《东方学》中过于强调西方单一主体性的不足，更聚焦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心理、文化和身份互动，将批判焦点聚焦于解构殖民话语、挑战西方中心论和揭示文化互动中的复杂权力，提出了"混杂性"、"第三空间"等核心概念概念，深刻地质疑和挑战了西方历史文化中隐含的殖民话语、二元对立思维、西方中心论和本质化的身份观念，质疑了西方历史文化的纯粹性、权威性和普世性主张，强调了被殖民者如何通过模仿和重新挪用殖民者的文化符号来颠覆殖民权威。
后殖民理论虽然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殖民地理论在政治上具有亲缘关系，都批判殖民主义，但二者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截然不同。马克思、列宁注重对旧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批判，而后殖民理论更注重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在后现代主义急着转向、后殖民主义在全球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另一部分人仍然坚守在历史领域，在前人的质疑及批判点上持续深挖。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其对传统“欧洲中心论”的深刻批判和倡导“全球历史观”而闻名。他深刻洞察到二战后世界格局的巨变，并率先对统治西方史学界已久的“欧洲中心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他在《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质疑“欧洲”作为一个内在的、统一的历史实体或精神实体的概念，认为其边界和内涵是任意的、建构的。在《当代史导论》一书中质疑欧洲文明是自我生成且优于其他文明的叙事，强调其深受亚洲等其他文明的影响，本质上是混合的。他倡导的“全球历史观”要求历史学“跳出欧洲，跳出西方”，以整体、平等、互联系的视角看待人类文明的进程。
马丁·贝尔纳系统地质疑了西方古典学中关于希腊文明起源的“雅利安模式”，批判了“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现代欧洲”这条单线连续传承叙事并非客观事实，指出其深受近代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污染。他试图从历史编纂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等多个角度，论证古希腊文明深受埃及和腓尼基等亚非文明的深刻影响，从而颠覆了欧洲文明是自我生成、纯粹且连续发展的传统观念。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一经出版，便远远超出了学术圈，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和公共辩论的焦点，针对这部著作的争论持续了长达三十多年。这深深触动了关于西方文明身份、种族和历史叙事的敏感神经。
海登·怀特的研究横跨历史学、文学理论、哲学和比较文学等多个学科，他旗帜鲜明地系统性地质疑了西方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认为历史学家通过筛选、编排事件来构造叙事，这本身就介入了主观性。历史“事实”是在叙事中被建构出来的，而非等待发现的纯客观存在。这使得公众能更批判性地审视历史叙述，理解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因素。他彻底动摇了历史学的认识论基础，将历史学从对“客观性”的单一迷思中解放出来，开放了历史解释的多种可能性，并强调历史学家对其叙事选择所应承担的伦理责任。
价值观重构与后殖民批判（1990~2000年）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西方知识界出现了两种看似矛盾的反应：一方面是弗朗西斯·福山等人宣称的"历史终结论"，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制已经成为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另一方面则是更加深入的自我反思，许多人开始思考西方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局限性。这种反思试图超越冷战二元对立思维，在新的全球格局中重新定位西方文化的位置。
李约瑟是20世纪学术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真正改变了人类知识图景。他不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生物化学家，更是一位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新纪元的学者。他通过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用浩如烟海的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据，证明了四大发明、机械钟、铸铁技术、活塞风箱、独轮车、吊桥、船舵、马镫等大量技术都是由中国发明的，并通过详尽的文献和图像证据，追溯了每一项技术从东向西传播的路径和时间，将欧洲的崛起置于一个全球互动的背景之下，从而否定了“欧洲内在爆发”的孤立叙事。
他用一项项不容置疑的学术成果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这些科学技术对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彻底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独特叙事，戳破了科学革命是古希腊逻辑和数学思想的直接、必然结果的谬论，证明了科学非西方专利，揭示中国科学思维的独特性。他质疑并重构了世界科技史的地图，将中国重新放置回它本该在的中心位置，彻底打破了“西方一直领先”的神话，并由此提出了震撼学界的“李约瑟难题”，启发后世无数研究者从全球视角和跨文明比较的维度，去更公正、更深刻地理解人类科学发展的历程。
威廉·麦克尼尔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也是全球史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的核心工作在于解构“欧洲中心论”，并试图用一种强调各文明之间持续互动与相互影响的全球史观来取代它。他从历史的维度强烈批判了“欧洲中心论”的单一叙事，质疑西方崛起源于其内部独有的“理性”、“民主”等优越性，认为欧洲的兴起是全球文明互动的结果，而非其文化的孤立产物。它得益于吸收亚洲的技术、思想以及殖民掠夺带来的资源。
他认为历史是多中心的、充满偶然性的，是各种力量复杂互动的结果。历史并不是必然朝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且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不代表是历史的进步。他的著作，尤其是《西方的兴起》和《瘟疫与人》，虽然是学术著作，但写作风格清晰易懂，吸引了大量非专业读者，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世界历史的看法，有力地质疑并挑战了西方史学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和文明孤立发展观，代之以一种动态、互联、平等的全球史观。
阿尔贝·梅米是一位杰出的法国突尼斯裔社会学家、作家和哲学家，他在《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中讨论了西方如何通过殖民过程构建出一套西方优越的历史观，剥夺了被殖民者的自我历史和自我认同。他质疑西方宣扬的“理性”、“进步”、“文明”等价值观的普世性。揭露其在殖民实践中充满矛盾与虚伪，揭示其是一个不公正的、强迫性的共生系统，定义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角色，并系统性地为殖民统治提供合法性，本质上是一种为殖民利益服务的特权意识形态。他还揭示了殖民主义通过教育、语言、文化等途径系统性地贬低和否定被殖民者的历史、文化和语言，制造其“低劣性”和“历史虚无”。他严肃批判了西方历史叙事的客观性，指出殖民主义需要建构一套关于西方优越性和被殖民者低劣性的神话（如“文明使命论”），来掩盖其剥削和掠夺的本质。
梅米同样深刻地揭示了殖民者看似强势，实则同样被殖民关系所束缚和扭曲。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殖民者必须不断证明自己与被殖民者的“不同”和“优越”，从而依赖一套种族主义和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这使得殖民者在道德上变得虚伪，在心理上充满恐惧和不安全感，他们同样是这个畸形系统的囚徒。这种关系本质上是病态共生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从中解脱。指明了殖民主义走向败亡的历史必然性，唯一的出路在于彻底打破殖民关系本身。
于尔根·哈贝马斯当代德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之一，也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非常深刻，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将欧洲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并为全球资本主义的片面的、工具理性的生活方式辩护，忽视了其他文化的价值和全球社会的多元性。他认为欧洲的殖民主义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现代化条件的不对称性，非西方社会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处境和挑战与西方社会迥异。他反对黑格尔等将欧洲视为“世界精神”发展的顶点的历史目的论观点。认为历史并非单向度的、由某个“中心”引领的线性进步过程。他批判启蒙理性在发展中蜕变为工具理性，导致了对自然和人的支配，造成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他反对将西方现代化的特定路径视为唯一的、普遍适用的模式。强调现代性具有多元文化表达的可能性。
哈贝马斯对西方历史的质疑，并非指向具体史实的真伪，而是直指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历史叙事和发展模式。他通过双层批判——既剖析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危害，又奋力挖掘现代性自身的普遍主义潜能——试图挽救现代性的解放承诺。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是一位具有开创性和批判精神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他以“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分析”享誉学界，并对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 历史观进行了深刻的质疑和挑战。
弗兰克批判西方将自身历史经验普遍化为全球标准的行为，指出19世纪欧洲史学与社会理论（如马克思、韦伯等）的学说，实质是将欧洲的地方性经验建构为所谓的“普世历史”，这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虚构。他坚决反对所谓“欧洲奇迹”源于其内在独特性（如理性、文化或制度）的主流叙事，并提出颠覆性观点：直至1800年左右，欧洲仍处于全球经济的边缘位置；其崛起并非内部突破的结果，而是依靠从美洲掠夺的白银，才得以接入并以亚洲为中心的既有世界经济体系。
他指出，亚洲（尤其是中国）在1400–1800年间占据全球经济核心地位，拥有更高的生产力、商业化水平与生活标准，而欧洲则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依赖白银输出换取亚洲商品。因此，西方的兴起被他视为偶然且短暂的历史插曲，更多得益于全球经济周期的波动与亚洲一时的内部困境。弗兰克由此断言，西方的主导地位既非必然，也非永恒，当前亚洲的复兴应被理解为一种向其在世界历史中原有位置的回归。
他的批判不仅动摇了传统史学的根基，更重新锚定了全球史研究的坐标系，促使学界正视非西方社会在塑造现代世界过程中所发挥的中心作用。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质疑西方将自身历史经验普世化，认为19世纪欧洲史学界系统性虚构了以欧洲为主轴的“普世”历史与社会科学，将其地方性经验伪装成全球标准。他并不认为西方道路是唯一模式，他质疑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研究方法，主张以“世界体系” 作为基本分析单位。他揭露所谓的中立、普世的“自由主义”其实是为西方国家利益服务的地缘文化工具，通过普遍化其价值观来维护西方的支配地位。他批判了历史资本主义是一种绝对的“进步”。认为它虽然在中心区创造了财富，但在全球范围内却加剧了不平等，对边缘区多数人而言意味着剥削和退步。
他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模型揭示了全球不平等的结构性根源，为发展中国家认识自身地位和寻求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以宏大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深刻质疑并重构了以民族国家和欧洲中心论为基础的传统西方历史叙事。他揭示了全球不平等的深层结构，强调了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周期性和不确定性。
萨米尔·阿明是一位杰出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批判全球资本主义、揭露欧洲中心论、倡导社会主义替代方案为己任。他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深刻而系统，为我们理解全球历史和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阿明认为，“欧洲中心论”并非对历史的客观描述，而是一套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霸权服务的意识形态工具。它系统地美化西方历史，贬低非西方世界的贡献，并掩盖了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过程中的剥削和不平等。质疑西方崛起源于其内部独有的“理性”、“民主”等优越性。
他认为欧洲的兴起得益于其对外围地区的掠夺和剥削，以及吸收全球（特别是亚洲）的经济盈余，而非内在的独特性。质疑西方将自身历史道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奉为普世模式。指出这种目的论和线性史观否定了其他地区发展路径的多样性和合法性，并将非西方世界永久定位在“落后”和“追赶”的位置上。质疑西方宣称的“自由”、“民主”、“理性”等价值的普世性。揭示这些价值实则是欧洲特殊历史经验的产物，并被工具化地用来为其殖民扩张和帝国统治辩护，掩盖其特殊性排他性。质疑资本主义是“进步”和“文明”的必然。
他揭露了现代世界体系本质上是中心（发达国家）与外围（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结构，通过不平等交换使财富不断从外围流向中心，导致外围国家无法真正发展。质疑西方史学客观中立的神话。指出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系统地忽视、贬低甚至抹杀了非欧洲文明（如阿拉伯、中国、印度、非洲）对人类历史（包括科技、思想）的重大贡献，将世界历史简化为欧洲历史的注脚。
阿明的理论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认识自身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批判不平等秩序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他的“脱钩”主张激励了许多国家探索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约翰·霍布森在其代表作《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及其他著作中，对西方传统历史叙事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他质疑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质疑“欧洲奇迹”与现代化理论，质疑全球化始于西方地理大发现，认为在公元500-1800年间，存在一个由东方（中国、伊斯兰世界等）主导的早期全球化体系（东方全球化），欧洲只是后来加入并利用了这个体系。质疑西方崛起靠民主、自由贸易、先进文化的“美丽谎言”。
他揭露西方崛起依赖的是殖民主义、暴力掠夺（如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奴隶贸易）和资源剥削，而非其标榜的价值观。质疑西方历史叙事中故意忽视或贬低东方贡献。指出许多被认为是欧洲“独创”的技术、思想、制度（如农业技术、航海科技、启蒙思想、工业革命关键技术）其实源于或深受东方（尤其是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影响。欧洲是“东方化的西方”。质疑西方“理性”、“民主”等身份认同的天然性。认为这些身份是欧洲近代以来为了区别于“他者”（东方）而人为建构的，服务于其帝国主义扩张策略，其本身充满了双重标准和虚构。
霍布森并不止于解构欧洲中心论，他试图构建一个以东方为核心的替代性全球史叙事。其核心论点是：公元500-1800年是“东方作为先发地区”的时代，全球经济、技术的中心在东方（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等），欧洲则相对落后，欧洲的崛起是“后来者”的崛起。
他指出，欧洲通过两条路径崛起：
1、吸收东方的先进成果，利用东方全球化网络；吸收东方的技术、思想和制度。
2、殖民掠夺与剥削：通过美洲金银和奴隶贸易获取资本，并摧毁东方竞争对手（如印度纺织业）。
因此，所谓的“西方文明”实际上是“东方化的西方”，其根基深植于东方文明之中。它为挑战欧洲中心论、重新评价东方文明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武器和话语资源。他对西方殖民暴力和掠夺史的揭露，与后殖民批判、全球正义运动的诉求相呼应，为这些社会运动提供了历史维度的理论支持。
二十世纪西方自我批判传统呈现出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批判的彻底性与系统性。从斯宾格勒对西方文明整体的历史定位，到法兰克福学派对启蒙理性的全面反思，再到后现代主义对西方哲学基础的解构，批判的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
第二，方法论上的多元化。批判理论吸收了精神分析、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多种方法，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丰富了人文社科研究工具。
第三，政治立场上的激进性。大多数批判理论都带有明显的左翼色彩，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进行了激烈批判。
第四，从欧洲中心到全球视野。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标志着批判理论不再局限于西方内部，而是将欧洲以外的经验和视角纳入思考范围。
但是，其弊端同样明显：
相对主义陷阱：过度强调叙事性与建构性，可能导致真理与价值的虚无化（如极端后现代主义）；
批判的体制化：激进批判被学术机器收编，成为“象牙塔内的游戏”，丧失实践动力；
解构多于重建：擅长揭示问题，但未能提供可行的替代性社会方案；
身份政治的碎片化：过度强调差异性与身份认同，可能削弱集体行动的可能性。
20世纪西方自我批判的根本悖论在于：它成功瓦解了西方文化的自明性与优越性，却未能超越批判本身。与19世纪相比，其批判更精细、更彻底，但也更倾向于语言游戏和理论内卷。这种批判虽在学术上极具启发性，却在政治实践层面面临困境。如何将批判转化为建设性方案，仍是21世纪西方思想界待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