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后，大唐国运是一路走衰，此后历任唐朝皇帝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外有少数民族伺机犯边，内有藩镇挑战中央权威，朝中还时有宦官势力插手国家大事，甚至左右皇帝废立。

此前，唐德宗李适即位后，意图重树中央权威，主张强力削藩，但一把好牌打得稀烂，自己吓得弃都而逃不说，还不得不向强藩示弱求好，这位虎头蛇尾的皇帝没能实现自己的复兴计划，最终撒手而去。唐德宗李适把皇位传给了已经病得不成样的儿子唐顺宗李诵。唐顺宗李诵的一生可以说是即漫长又短暂，他做了二十五年的皇太子，可在即位后仅做了一百八十多天的皇帝就让位给儿子李纯（778年3月17日——820年2月14日）了，在这短暂的任期内，还有一场“永贞革新”运动胎死腹中。

到了唐宪宗李纯这一任上，其行事风格跟他的祖父唐德宗李适颇有相似之处，在归融所写的《宪宗加谥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议》中，评价他是：“亲近正人，委任辅相。修明纪纲，震动雷霆。翦灭渠魁，征讨叛乱”。

归融对李纯的这一点评价倒也是不夸张，史家们何尝又不是如此。李纯作为唐朝的第十一位皇帝，其在中晚唐朝时期是最有作为的一位君主了，他创造的“元和中兴”曾一度使国家政治一度回归正轨。回过头来看看，虽然史家所说的“中兴”有点儿昙花一现的味道，但是唐宪宗相较其他后任帝王在对待削藩问题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本文就重点说说唐宪宗李纯在即位之初是如何成功趟出一条削藩之路的。

唐宪宗李纯出生于大历十三年二月十四（778年3月17日），“六七岁时，德宗抱置膝上，问曰：‘汝谁子，在吾怀？’对曰：‘是第三天子。’德宗异而怜之。”此前，大唐帝国爆发的安史之乱虽已结束，但西部边境的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还时不时的攻击唐朝的各边州县，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到唐德宗李适登基时仍然没有改观，倒是打算强力改革的李适在施政过程中，好似捅了马蜂窝一般，使得国内藩镇频频起兵，对抗朝廷。

李淳

建中四年（783年）泾原兵变爆发之时，李纯年仅五岁，年幼的他跟着祖父李适、父亲李诵是历经战乱，亲眼目睹了国势不振，藩镇跋扈，在动荡中成长起来。幼年的李纯虽然还不能理解祖父李适在执政过程中的改革与退却，但等到他成年之后，才逐渐对李适当时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等举措有了深刻的认识。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805年2月25日），李适驾崩，这时的李纯已经是一位二十七岁的热血青年了。

在短暂的顺宗一朝过渡之后，李纯于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初四得到唐顺宗李诵传位，在宣政殿正式登上皇帝之位。

其实，李纯以皇太子身份即位，虽然是顺理成章，但当时安史之乱的后遗症还在危害着整个国家肌体。而且即位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小小的风波掺杂在里面，唐顺宗在位的几个月里，王叔文发起“永贞革新”，意图削藩，铲除宦官，但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与李纯关系并不融洽。王叔文最终因失去皇帝支持而失败，而作为反对派所扶持的太子，李纯自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态度十分明确，在成功登基之后果断地踢开了王叔文集团。

李淳

李纯的登基离不开宦官的支持，因此，他登基之后，虽然知道宦官干政所带来的危害和影响，但是取得法定的地位和权力，正需要他们的帮助，这其是一种权力互换，相互利用的合作。

就在八月十七日（805年9月13日），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这时的李纯正忙着处理前朝参与“永贞革新”的“二王八司马”等人。王叔文等人的倒台，并不是意味着唐宪宗就是什么“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有些措施唐宪宗继位后也同样是极力推进的，比如削弱藩镇、整饬吏治、加强财政等，只不过是朝臣间圈子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就注定了谁跟对了皇帝谁就是成功者。

刚刚即位的唐宪宗正是青春热血的年纪，而取得皇权之后，最为迫切地是树立自己的权威，解决权力分散，国内混乱的局面。

“二王八司马”的快速倒台，源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真正让唐宪宗看不惯的还是那些飞扬跋扈、不服朝命的藩镇势力，而且，“奉天之难”后朝廷姑息藩镇的政治风气、以及河朔藩镇割据的现实，更是让一些节帅滋生了割据反叛的野心。

早先王叔文的革新运动中，众藩镇就频频上表，痛陈王叔文的各种危乱之行。在清算完王叔文集团之后，藩镇与朝廷间的矛盾又成为了主要矛盾。刚刚上位不久，以西川节度使刘辟为代表的藩镇就开始向唐宪宗发难。刘辟原为副使，他在西川节度使韦皋去世后，自封为西川节度留后，要求朝廷任命他为节度使一职，这种狂妄的要求肯定是要吃闭门羹的：“刘辟者，贞元中进士擢第，宏词登科，韦皋辟为从事，累迁至御史中丞、支度副使。永贞元年八月，韦皋卒，辟自为西川节度留后，率成都将校上表请降节钺。朝廷不许，除给事中，便令赴阙。辟不奉诏。时宪宗初即位，以无事息人为务，遂授辟检校工部尚书，充剑南西川节度使。辟益凶悖，出不臣之言，而求都统三川，与同幕卢文若相善，欲以文若为东川节度使，遂举兵围梓州。宪宗难于用兵，宰相杜黄裳奏：‘刘辟一狂蹶书生耳，王师鼓行而俘之，兵不血刃。臣知神策军使高崇文，骁果可任，举必成功。’帝数日方从之。于是令高崇文、李元奕将神策京西行营兵相续进发，令与严砺、李康掎角相应以讨之，仍许其自新。”

唐朝藩镇示意图

对于宪宗的让步，大臣韦丹并不认可，他劝唐宪宗说，“孝文世，法废人慢，当济以威，今不诛辟，则可使者唯两京耳”。其实，唐宪宗也明白这个道理，在面对强藩的挑衅时，他是慎之又慎，担心再走建中年间“四镇之乱”时的老路，于是就任命韦丹担任剑南东川节度使一职。而得到任命的刘辟以为新皇帝怕自己，更是得寸进尺，开始觊觎统领三川之地，私自派兵攻打梓州的东川原节度使李康，打算安插自己的幕僚卢文若。

对于西川的变局，朝中意见不一。宰相杜黄裳此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力主平叛，还顺势推荐了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杜黄裳劝谏唐宪宗，说：“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贞元中，每帅守物故，必先命中使侦伺其军动息，其副贰大将中有物望者，必厚赂近臣以求见用，帝必随其称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镇罕有特命帅守者。陛下宜熟思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肃诸侯，则天下何忧不治！”翰林学士李吉甫也劝唐宪宗发兵讨伐。就这样，主战派的声音占了主流，也迎合了唐宪宗通过战争杀掉藩镇威风的决心。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二十三，唐宪宗李纯在一帮子大臣的支持下，打消了顾虑，决定用兵西川，此举也正式拉开了元和年间武力削藩的序幕，为“元和中兴”打下了良好开端。

杜黄裳推荐的高崇文像一匹黑马，“虽不足以望韩信，而亦能动时人之惊者”。

整个入蜀削藩工作，高崇文果然不负众望，会同神策军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三军并发，取梓州，进取川中，是年八月二十一，攻克成都，后又擒获刘辟。这场削藩军事行动意义重大，是自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对藩斗争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而且前后用了约九个月的时间，行动十分迅速。

就在唐宪宗用兵西川之时，其他藩镇也同时发生了一些事情。在对待这些大大小小的藩镇问题上，唐宪宗并不是大动干戈，四处用兵，而是一镇一策，打击一批拉拢一批。

河朔三镇示意图

在把西川刘辟平定后，他化大为小，把原属西川节度使的六州划给了东川节度使，平衡东、西川之间的力量。而对于一向不服从朝廷管理的河朔藩镇，唐宪宗李纯也是做足了表面文章，在元和元年（806年）二月十九，他加封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为同平章事。这时候给田季安这么个虚衔，并不难理解，都知道自安史之乱后，河朔藩镇就成了朝廷一块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去的独立王国，当年唐德宗就是在捅了这个马蜂窝之后上翻了船，大好形势前功尽弃。有了前车之鉴，李纯自然也不会冒失到去主动啃这个硬骨头，毕竟自己手里并没有多少底牌，敌不动我动，给田季安加封一个虚衔，至少能缓和一下双方的关系。同样的例子还有横海军的程执恭，在其父程怀信去世后，到了元和元年（806年）五月，唐宪宗正式任命留后程执恭为横海军节度使。

而除了田季安这样的强藩以外，也少不了像西川刘辟一样的人。宪宗即位之初的元和元年（806年）三月，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在前任节度使韩全义入朝后，拥兵自重，抗拒朝廷新任命的节度使，要求朝廷承认他的节度使一职，声称这是 “将士逼臣为节度使”。结果，唐宪宗毫不留情，诏令河东节度使和天德军合兵进击，斩杀杨惠琳。

这年闰六月初一，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古卒于任上，《旧唐书》中记载，事情发生后，“其奴不发丧，潜使迎师道于密而奉之，朝命久未至”，由此可见，李师古的弟弟李师道打算袭位，但迟迟没有接到朝廷任命，就打算用武力到四周掠夺。当时宰相杜黄裳主张将平卢淄青分而治之，但唐宪宗这时候却是另一副态度，认为朝廷正在用兵四川，不同意对李师道用兵，任命建王李恪（李审）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李师道为节度留后，但李恪并没有前去就任。

元和藩镇示意图

在处置平卢和夏绥二镇的问题上，唐宪宗截然不同的态度也颇值得让人玩味，相比较小小的夏绥镇，平卢军确实是个难缠的对手，它虽然不是河朔藩镇，但已呈现出河朔化藩镇的趋势，《旧唐书》记载，“自正己至师道，窃有郓、曹等十二州，六十年矣。惧众不附己，皆用严法制之。大将持兵镇于外者，皆质其妻子；或谋归款于朝，事泄，其家无少长皆杀之。以故能劫其众，父子兄弟相传焉”。可见，唐宪宗其实心里也清楚，与西川、夏绥这样的军镇相比，这平卢淄青也不好对付，最终还是由李师道来主持平卢军的工作。

新皇登基数月，迅速与几位藩镇节帅过招，或文或武，几局下来，唐宪宗在诸藩镇眼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堂上下都意识到这位皇帝并非贪靡享受之人，而是位很有手段的君主。一些小节度使于是主动示好朝廷，表示忠心。同样是在元和元年（806年）十月初五，先是义武（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入京朝见，再是十一月武宁节度使张愔以患病为由主动请辞。

即使对平卢军、横海军等网开一面，也并不影响唐宪宗的削藩信心。自元和二年（807年）后，唐宪宗可谓是“今朝天子圣神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元和二年（807年）八月，卢龙节度使刘济、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义武（易定）节度使张茂昭因所辖疆土发生争执，三镇节帅是一改此前兵戎相见的局面，反而交替上表唐宪宗，请求朝廷惩治对方，唐宪宗于是任命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前去从中斡旋调解，由此可见唐宪宗以及朝廷在藩镇中的声誉地位的加强。

武元衡

紧接着在这年的十月，表面上打算请求入朝的镇海军节度使变了卦，命属下杀掉地方州县官吏，开始阳奉阴违起来，宰相武元衡评价说，“陛下初即政，求朝得朝，求止得止，可否在，将何以令四海”，一番话坚定了唐宪宗的信心，继续诏令入朝，另一方面决定用兵浙西，李锜见难以蒙混过去，于是纵兵作乱，先下手为强。唐宪宗诏令淮南节度使王及宣武、武宁、武昌等军镇兵马前去征讨，活捉李锜送往长安，于当年十一月将其腰斩。

在即位后仅过2年的时间内，唐宪宗就顺利平定了3个叛镇，扭转了自唐德宗以来藩镇跋扈骄横，割据一方的不利局面，逐渐恢复了朝廷往日的权威，为后期进一步勘定叛乱，讨平藩镇，实现“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战争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也需要一支有力的智囊提供智力支持，在这一点上，唐宪宗应该比唐德宗要谨慎得多。

李淳

唐宪宗虽然有恢复太宗、玄宗祖业、削除强藩的决心，但是如果不切实际地盲目发动战争，势必会重蹈唐德宗“泾原之变”的老路。在这一点上，他还是能够知人善用，对身边的宰相们十分看重。在他后来任用的中枢人物中，其身边出现了杜黄裳、李吉甫、武元衡、裴度等人，并委以重任，这些核心人物无一不为协助唐宪宗削藩出谋划策，竭尽全力，对于大小藩镇，或武力削藩，或和平削藩。

其实，不管是用兵还是用人，都必须得先有钱。唐宪宗在即位之初，就把唐德宗时期为敛财所设置的“别库”取消，划归正库。又委派官吏巡视江淮，摸清财政税赋情况，革除了“多纳贿赂”的盐铁转运副使潘孟阳的职务，使得盐铁转运使杜佑也因此引咎辞职，重新任命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李巽主持此项工作。结果李巽是不负众望，自元和元年（806年）至元和三年（808年），连续三年的税收超过了唐代宗两税法实施之初的水平。能够抓住财政难题，真正解决朝廷财力薄弱的短板，在唐朝中后期的帝王当中确实只有唐宪宗最有思路，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皇朝的经济命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