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粟裕大将的封神之战，仅用7000人，打败敌军3万人！

1940年10月3日，国民党苏北地区总指挥韩德勤，调集了26个团，大概3万多人，兵分三路向黄桥发起总攻。

而此时，驻守黄桥的新四军仅有3个纵队7000人，其中战斗人员不足5000，敌我兵力对比达到1:6，形势异常严峻。

面对如此劣势，粟裕对将士们说道：

“黄桥北靠长江，退无可退，只能破釜沉舟，这一仗非要打个干净彻底的歼灭战不可。

黄桥战役打响那年，他正好33岁......

1940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日军在正面战场虽攻势放缓，却在敌后不断扫荡，同时加紧诱降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顽固派早已暗流涌动，将反共摩擦的重心悄然移向华中，密令第三、第五战区及鲁苏战区集结重兵，针对新四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妄图将这支新生的抗日力量扼杀在摇篮中。

彼时的苏北平原，堪称华中抗战的棋局枢纽，各方势力犬牙交错，局势错综复杂到了极点。

日军占据着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凭借装备优势掌控着核心资源。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手握10万兵力，盘踞在兴化、东台一带，背靠国民党政府支持，对苏北实行独裁统治，大肆排挤异己。

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部拥有2万余人马，夹在日军、韩德勤和新四军之间，既要提防韩德勤的吞并，又不敢公然得罪日军，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而新四军刚进入苏北，兵力薄弱，根基未稳，既要面对日伪的封锁，又要防备韩德勤的围剿，处境岌岌可危。

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早已看透华中战局的重要性，明确提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苏北平原物产丰饶，粮棉充足，交通四通八达，是连接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关键枢纽，拿下苏北就能打通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掌握华中抗战的主动权，为长期抗战奠定坚实基础。

正是在这样严峻而关键的背景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奉命率主力部队挺进苏北，肩负起开辟苏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重任。

1940年6月，江南水乡正值梅雨季节，细雨连绵，江面雾气弥漫，这恰好为新四军北渡长江提供了天然掩护。

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兵分多路，趁着夜色掩护，从镇江、丹阳、江阴等地的秘密渡口分批渡江。

战士们乘坐着渔船、木筏，在当地渔民的引导下，避开日军的江防巡逻艇和侦察机，冒着被发现的风险，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中艰难前行。

经过数夜的秘密行动，主力部队于7月初顺利抵达苏北郭村地区，成功在江北站稳了脚跟。

7月12日，根据中央指示，江南指挥部正式改编为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下辖三个纵队九个团，总兵力达7000余人。

苏北指挥部下辖的三个纵队，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精锐。

第一纵队司令员叶飞，出身闽东红军，部队战斗经验极为丰富，尤其擅长穿插突击和运动战，在多次反“围剿”战斗中屡立奇功。

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作风勇猛彪悍，打起仗来悍不畏死，素有“王老虎”之称，麾下部队攻击力极强，是攻坚破阵的尖刀。

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性格爽朗，指挥灵活多变，敢打硬仗、恶仗，尤其擅长临场应变，部队的攻防转换能力堪称一流。

整编后的新四军苏北部队，虽然总人数不算多，但官兵个个身经百战，凝聚力和战斗力极强，成为了苏北战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新生力量。

然而，部队面临的困境也同样严峻。

当时，新四军的驻地吴家桥地区面积狭小，村落稀疏，根本无法容纳七千余人的部队长期驻扎，粮弹补给更是难以为继，周边的日伪据点又频繁骚扰，部队连正常的训练和休整都难以保障。

更重要的是，吴家桥地理位置偏僻，不利于部队发展和战略展开，想要在苏北站稳脚跟，必须找到一个更具战略价值的落脚点。

陈毅和粟裕站在地图前反复研判，目光最终锁定在了黄桥。

黄桥背靠长江，南临泰兴，东接如皋，西通泰州，既是水陆交通要冲。

又是粮棉集散地，控制此地就能打通长江通道，与江南的新四军根据地遥相呼应，形成南北联动的战略态势。

更重要的是，黄桥周边地势平坦，物产丰富，便于部队筹集粮秣、扩充兵员，建立稳固的抗日根据地。

经过反复权衡，陈毅和粟裕最终下定决心：

率部东进黄桥，在苏北腹地打开局面，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