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回忆两广事变
刘斐（1898—1983），字为章，湖南醴陵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早年在桂系任职，也就是你前面书中写的两广事变的亲历者；抗战期间担任军令部次长等重要职务；解放战争后期在香港宣布起义，后来回到内地，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
以下是他对两广事变始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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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广事变爆发于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又称“六一事变”。
“六一事变”前，西南方面与蒋介石的对立，主要是粤桂两省军阀与蒋介石的对立，其中以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为核心人物。
当一九三六年一月间，胡汉民由欧洲回国时，蒋立即派居正等赴香港迎胡回南京，就是想解决两广半独立状态的步骤之一。那时，陈济棠、李宗仁为争取胡汉民这项政治资本，也赶忙赴香港迎胡去广州，向胡表示忠诚，力请胡领导他们反蒋。胡汉民因对蒋宿恨未消，见陈、李他们也确有一些军事力量，就声言决不北上，留在广州积极准备反蒋。不料到五月间，胡忽因脑溢血病故。蒋见时机已到，乃派居正、孙科等八委员以祭胡为名赴广州，要求两广当局进一步加强全国“精诚团结”。很明显，这就是要取消西南半独立状态了。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军事侵略的魔爪，已由东北深入华北。蒋介石签定了卖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之后，日本为了进一步要求华北五省的特殊化，就对华北大举增兵，汉奸公开活动，浪人到处挑衅，并逼蒋签订所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气势汹汹，大有山雨欲来之势。在西北方面，风传张学良、杨虎城已与共产党妥协，将发动抗日运动。蒋急于要解决西北问题，除已派兵到山西协同阎锡山堵截红军东进抗日的进路外，并以重兵调往潼关、洛阳各地，想逼张、杨继续剿共，并乘机解决晋、绥、秦、陇的地盘问题。两广方面认为蒋既有事于西北，而日本侵略华北，局势又显得十分紧张，所以是假抗日旗帜、进行反蒋的绝好时机。因此，当蒋提出彻底统一两广的要求后，陈济棠当然不愿意，桂系则极力主张趁此时机反蒋。这时，陈济棠若不共同反蒋，就会陷于孤立地位，他的“南粤王”的美梦就不能再做下去了。他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和桂系一起反蒋，以便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扩大西南声势，进一步瓜分蒋介石的政权，退也可以使蒋投鼠忌器，多少向西南让步，以便维持西南现状。
两广与各方面密谋反蒋，早就有信使往返，许多地方军阀多有代表驻在广州，形成一种不定型的政治俱乐部。这时为了加强重点地区的联系，陈济棠和李宗仁就派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和我作为亲信密使，去湖南联系何键，要他和两广共同反蒋。何见到我们后满口答应，他说：只要两广出兵，他马上就拥护，但要求补助军费，同时要绝对保守秘密，并指定以后由他的秘书长凌璋负责和我们联系。话虽如此，据后来了解，何键和我们接洽后，立即向蒋介石告了密，他用这两面手法向双方讨好。
为了部署军事，白崇禧又从南宁来广东，和我一道到东江、北江等粤桂边境地区，视察地形，拟定作战计划，大体是：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守势；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粤军主力集中在大庾、韶关地区，准备进攻江西；桂军主力集中在全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并在粤、桂两省边境地区构筑了防御工事。
当时西南方面可能使用的兵力大体如下：
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原有三个军，军长是余汉谋、陈章（副军长长达）、李振扬，每军三师，师长是莫希德、叶肇、邓龙光、巫剑雄、李振良、李汉魂、黄廷桢、黄质文、张瑞贵等，另外有个独立师，师长是黄任寰，一个警卫师。师长是缪培南，一个独立旅，旅长是陈章，一个警卫旅，旅长是陈汉光，四个盐警团及财政厅的两个特务营。动员时，即以原来的独立师和教导师为骨干，扩编为四、五两个军，以黄任寰、缪培南为军长。粤军的编制每师是四个团，一起约有七十四个团，共计二十万左右的兵力。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原有两个军（第七军军长廖磊，第十五军军长夏威，副军长周祖晃、韦云淞，师长为王赞斌、覃连芳、苏祖馨、贺维珍、程树芬等），临时扩编两个军（包括十九路军的翁照垣）；另外广西民团已训练有素，能作战的有九十九个大队，一起约有十多万兵力。
两广兵力总计：陆军部队不下三十多万人；空军方面广东有六个中队（司令黄光锐），广西三个中队（司令林伟成）；海军方面广东有江防舰艇数十艘（司令陈之类）。
蒋介石方面，兵力比较分散，随着红军向西北长征，蒋乘机跟着红军走过的后方，对黔、川、康各省实行了军、民、财政的统一，并分别派兵驻防：在北方以一部兵力进入山西，在潼关、洛阳一带驻重兵，促张、杨继续剿共，在闽、浙、苏、豫、陇海各地，也各分别驻有一部分部队。估计这时蒋将能用于对付两广的兵力，不过十余万至二十万人左右。
此时，蒋将原驻贵州的薛岳所部威胁桂北边境，以原驻福建的蒋鼎文所部威胁粤东边境外，另调甘丽初部集中衡阳，陈诚、卫立煌等部集中湘、赣边境，准备进攻两广；并将空军集中在赣、湘两省基地，以一部海军集中厦门，准备从海空方面协同陆军作战。
两广方面准备好了之后，为了打出抗日的幌子，就先于五月二十七日通电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以激起全国反日情绪，争取舆论的同情，并积极延揽接纳各方抗日反蒋人士，于六月一日公开揭起抗日旗帜，实际进行反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于六月二日以“冬”电函请中央领导全国从事对日抗战，并通电全国党政军民各界吁请一致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
两广“冬”电发出后，立即动员两广各级国民党党部和群众团体纷纷响应，在两广各地举行宣传示威运动，同时由第一、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令陈济棠、李宗仁率全体将领及海、空军、要塞司令等，联名于四日以“支”电响应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冬”电的号召，说：“自九一八以来……我政府隐忍委屈……俱不足以厌敌人的苛求，今亡祸已迫于眉睫，舍奋起抗战外，实无他途。我全体惟有依从钧部、钧会主张，为国家民族争一线生机。请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云云。旋即由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颁发印信，部队仍沿用第一、第四集团军番号。同时，分别欢迎各方抗日反蒋的党派、团体及各界人士到西南来，共同进行抗日反蒋工作。
蒋介石本人则伪装镇静，在六月八日举行的中央机关总理纪念周会上表示：中央这次派员祭奠胡汉民先生，至诚专一，尽哀尽敬，决无向西南提出五项条件的事。并表示决不相信外边一切谣言，相信西南必能和中央团结一致。企图用这来安定各方舆论，缓和反蒋气氛。于是，蒋一面布置召开国民党二中全会，请西南派员出席商讨，以作缓兵之计。同时暗中向两广调集军队，并设法分化和收买陈济棠内部，又假惺惺地和西南文电往还。蒋首先复陈济棠一电说：今天要救亡图存，必须以整个的国力，取一致的步骤才行，否则，就会减损对外的力量。要他们的军队征调，切莫进入邻省边境……并望推派负责人员来京，共同商决一切。同时，蒋又于九日日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以“佳”电复电西南各委员说：“华北危急，诚如电言，救亡御侮之道，中央与诸同志初无二致。惟须有一致之步骤、整个的计划，乃不致授人睥睨，自招分崩。中央秉承五全大会关于外交报告之决议，以努力和平与不惜牺牲的方针，遵循不渝。诸同志关怀迫切，尤其同情，自应于最近期内，召开全体执监会议，于一贯方针之下，进为步骤缓急之谋。希饬所属部队，勿因轻率之自由行动，致误救亡大计。”云云。蒋企图以开会商讨为名，制止西南部队自由行动。
西南方面立即发出“真”（十一）电，针对“佳”电内容逐一驳复，要求中央领导全国一致对日抗战。并指出：“中央若果有御侮决心，则日本正在华北增兵，何以不见中央向北开动一兵一卒，而反将北方及中部各省驻军纷纷向粤、桂压迫？御侮不可徒托空言，救亡必须见诸事实。华北危机既迫，惟有实行抗战，始克救亡，决非从容坐谈之时。只须中央领导抗日，则全国统一之势立成，一致御侮之效可睹。乃不此之图，反欲一面以召集全体会议搪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之要求，一面调集重兵，压迫湘、粤、桂之四境，是对外之实效未图，而内战之危机先启。此不独授人隙，自招分崩亡国之祸，即在目前矣。何去何从，惟钧会实利图之。”
两广方面除彻底驳复中央外，同时又假意地遇事向中央请示，报以“根据一、四两集团军将领慷慨请愿，并请改军号，以便出师抗日。当经属部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准予改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并颁发印信令遵在案；并报以“复据一、四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李宗仁汇报，两粤部队悉数可调遣北上；后方治安，两省民众武装足可自卫，特请中央指令北上路线及集中地点，并对北上部队饷械粮秣源源接济”。两广方面就这样来进一步逼请中央领导并支持抗战。
同时，两广方面为争取舆论同情，并宣传主张开放民众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利；主张取消中日间所订非法屈辱协定；在两广各地发动群众示威，宣传抗日救国。当时的宣传口号，除喊出“日本是我们的死对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外，还有“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内战，一致对外！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为要抗日救国，必须全国总动员！”等口号。并由各地党部、群众团体，纷纷电请中央顺应舆情，速调南下的部队，兼程北上抗日。在七月初还组织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北上请愿代表团，请中央回师抗日。这个代表团到达香港后，住了好几天，因中外轮船公司受南京指使，拒绝卖船票给他们，只好中途折回广州。又为不放弃一切宣传机会，还派了五位中委——黄麟书、邓青阳、崔广秀、李任仁、李绮庵北上，出席二中全会，向中央提出五项救亡方案（大体是：早定抗日决策、领导全国一致抗日、废除中日间一切协定、开放人民民主权利之类等。详情记不起了），准备作誓死的力争。
在双方互相攻讦、战事密云不雨的酝酿中，蒋介石的阴谋逐步一幕幕地搬出来了。为了给他们御用的二中全会打气，他首先使
收买来的广东空军人员黄志刚等四十多人于七月六日驾机投蒋。
据说为了收买这批空军，蒋介石花了比买陈济棠全部飞机多得多的钱。最初蒋认为不太合算，不肯出那么多的钱，但听到经纪这项买卖的人说，把陈济棠的空军收买过来，不光是买飞机的问题，而是搞垮陈济棠在广东的全部实力的问题，在军事上、政治上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的数量来衡量的，蒋才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