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盛夏的冀东大地,燥热的空气里弥漫着硝烟与不安的气息。
河北马兰峪的深夜本应万籁俱寂,清东陵的红墙黄瓦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泽,守护着两百多年来清廷皇室的安宁。
突然,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划破夜空,紧接着是密集的枪声此起彼伏。
当地百姓早已习惯了军阀混战的年月,纷纷紧闭门窗,熄灭灯火,在恐惧中祈祷这场风波早日过去。
他们不会知道,这并非寻常的军阀火并,而是一场针对皇家陵寝的精心劫掠。
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殿英,正以“军事演习”为幌子,指挥着手下的士兵,对这座沉睡的宝库展开了毁灭性的挖掘。
这场持续七天七夜的盗陵行动,不仅洗劫了无数奇珍异宝,更将孙殿英的名字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东陵大盗”的恶名流传百年,至今仍被世人唾弃。
有人说,孙殿英的一生,是乱世的缩影,是贪婪与投机的极致体现;也有人认为,他的行为虽卑劣,却暗含着对封建王朝的反抗情绪。

不同的视角交织出这个复杂人物的多面性,而这一切,都要从他苦难的童年说起。
1889年正月十五,河南永城西杨庄村的一户贫农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彼时,全村都沉浸在元宵佳节的喜庆氛围中,没有人会预料到,这个出生在贫寒家庭的孩子,未来会成为震动全国的盗陵巨贼。
孙殿英的父亲孙玉林性格暴烈,好勇斗狠,在当地是出了名的硬茬。
一次与乡邻的争执中,孙玉林情绪失控将人活活打死,最终被判入狱,没过多久便病死在牢中。
父亲的离世,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年幼的孙殿英只能依靠母亲艰难拉扯长大,食不果腹是家常便饭。
母亲为了让儿子将来能有出息,省吃俭用送他去本村私塾读书,希望他能通过笔墨改变命运。
可孙殿英天生顽劣,根本坐不住学堂,整日与同学打架斗殴,惹是生非。
有一次,他因调皮捣蛋受到先生的严厉责罚,心中怀恨在心,竟偷偷放火烧了学堂,此举彻底断送了他的求学之路,被私塾永远拒之门外。
失学后的孙殿英彻底放飞自我,整日游手好闲,在街头巷尾结识了一群地痞流氓,沾染上了赌博、酗酒等恶习。
十六岁那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花疫情席卷了永城,孙殿英不幸中招,虽侥幸保住性命,却留下了一脸深浅不一的麻坑。
这副独特的面容,成了他最鲜明的标识,“孙大麻子”的绰号也随之传开,伴随了他一生。
或许是苦难的童年让他早早看透了人情冷暖,孙殿英在赌场上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他记忆力超群,能精准记住每一张牌的出牌顺序,更摸索出一套独特的洗牌手法,能随心所欲地控制牌局走向。
在那个混乱的年代,赌博不仅是他消遣的方式,更是他积累财富的捷径。
靠着高超的赌术,孙殿英在赌场中无往不利,很快就攒下了一笔不小的积蓄,也结识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为他日后闯荡江湖打下了基础。
二十五岁那年,孙殿英迎来了人生的第一个重要转折。
他放弃了街头混混的生活,投到豫西悍匪张平手下,正式开启了匪徒生涯。
初入匪帮时,他身份低微,只是个负责烧火做饭的伙头兵,每天干着最粗重的活计。
但孙殿英心思缜密,善于察言观色,很快就摸清了张平的脾气喜好,凭借着机灵能干得到了赏识,被提拔为勤务兵,得以近身接触匪帮核心。
在匪帮的日子里,孙殿英敏锐地发现了一个比赌博更赚钱的门路——鸦片。
当时,鸦片在各地泛滥,利润丰厚,孙殿英当即决定涉足这一领域。
他不仅从外地贩运鸦片到豫西销售,还暗中设立秘密作坊,自制鸦片,为了区别于其他货源,他还在自制鸦片上印上“殿鹰”商标,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和灵活的销路,迅速积累了巨额财富。
1916年,豫西地区局势动荡,各种帮会门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组织扎根民间,在民众中拥有极强的影响力。

孙殿英看出了帮会组织的潜力,认为这是扩充自己势力的绝佳捷径,于是果断加入了当地颇有声望的庙会道。
庙会道本是民间宗教组织,混杂着迷信色彩,孙殿英却将其当成了笼络人心的工具。
他凭借着过人的手腕和装神弄鬼的本事,很快就在庙会道中崭露头角。
他经常在道徒面前表演“法术”,用黄裱纸画符,点燃后便能显现出预定的字样,再配上一套神神叨叨的话术,让不少愚昧的道徒对他顶礼膜拜,视若神明。
有史料记载,孙殿英为了巩固地位,还谎称梦见祖师爷指点,称自己得到了一柄宝剑,可逢凶化吉,护佑道徒平安。
他不仅用迷信手段迷惑众人,还对道徒施以小恩小惠,无论手下有什么需求,他都尽力满足,久而久之,便收拢了大批徒子徒孙,建立起了自己的势力基础。
1922年,直系军阀吴佩孚驻防洛阳,为了整顿地方秩序,严令禁止鸦片贩卖。
孙殿英的鸦片生意受到严重冲击,在吴佩孚的高压政策下,他不得不放弃豫西的地盘,逃往陕州避难。
走投无路之际,他投奔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凭借着之前积累的财富和圆滑的处世手段,很快就获得了丁香玲的信任,从副官一路升任机关枪连连长,再次掌握了一定的兵权。
掌握兵权后,孙殿英如鱼得水,他趁机大肆收容豫西的土匪、流氓、赌棍及庙会道道徒,将这些人收归麾下,很快就组建起一支千余人的私人武装。
这支队伍纪律涣散,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却对孙殿英个人忠心耿耿,成为他日后在乱世中立足的重要资本。
民国时期的军阀,大多靠着收拢散兵游勇扩充实力,孙殿英的做法虽卑劣,却契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
他深知,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只有手握兵权,才能拥有话语权。
1925年,孙殿英率领部队经安徽窜入山东,被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招安,任命为第35师师长。
虽然名号变了,但他笼络人心的手段丝毫未变。
每临战阵,他都会设坛烧香,装神弄鬼,自称真君附体,向士兵传达“刀枪不入”的迷信思想,再派出一群抽足鸦片的亡命徒带头冲锋,往往能击溃那些意志不坚的地方军队。
军统派往孙殿英部的“监军”文强,曾目睹过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孙殿英出行时,会让随行骡马驮着大批夹着钞票的大饼,一路逢人便撒,副官边撒边喊“这是孙老殿给你们的”。
文强不解其意,孙殿英却辩解称自己是穷苦人出身,不能忘本,要救济百姓。

文强在回忆录中评价道,这不过是孙殿英沽名钓誉的手段,却也从侧面反映出他深谙笼络人心之道。
1928年,对孙殿英而言,是命运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一年,他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奉命驻防河北蓟县马伸桥。
这个地理位置极为特殊,与清朝东陵仅有一山之隔,近水楼台的距离,为他日后的盗陵行动提供了便利。
当时,北洋军阀残余势力尚未肃清,地方匪患猖獗,清东陵虽有专人守护,但防卫力量薄弱,早已成为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
同年6月,惯匪马福田探知东陵防守空虚,便伙同大批匪徒窜入东陵,企图盗掘宝物。
孙殿英闻讯后,心中立刻萌生了浑水摸鱼的念头。
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既能名正言顺地扩充实力,又能夺取海量珍宝,解决部队的军饷难题。
于是,孙殿英以“防匪护陵”为名,迅速调动一团兵力开赴马兰峪,轻易击溃马福田匪帮后,他非但没有撤军,反而以“举行军事演习”为借口,将东陵三十里内划为戒严区,禁止任何人出入。
为了确保盗陵行动万无一失,孙殿英进行了严密的分工。
他命令部将谭温江师一部负责盗掘慈禧的定东陵,柴云升师一部负责盗掘乾隆的裕陵,工兵营营长颛孙子瑜则亲自带队,负责用炸药炸开陵墓通道。
7月4日深夜,盗陵行动正式开始。
颛孙子瑜率领工兵营士兵,带着炸药来到慈禧定东陵的明楼下,对准金刚墙位置引爆了炸药。
随着一声巨响,坚固的金刚墙被炸开一个大洞,尘封两百多年的地宫大门被强行打开。
当地宫大门开启的瞬间,里面金碧辉煌的景象让在场的士兵们目瞪口呆。
慈禧的棺椁停放在地宫中央,周围摆满了各种陪葬品,珍珠、玛瑙、翡翠、玉石堆积如山,耀眼的光芒几乎让人睁不开眼。
贪婪的欲望瞬间冲昏了士兵们的头脑,他们蜂拥而上,开始疯狂抢夺。
更令人发指的是,士兵们为了夺取宝物,对慈禧的遗体施以了极其残忍的暴行。
据后来参与重新收殓的工作人员回忆,慈禧的遗体被从棺中拖出,脸朝下趴在冰冷的地面上,左手被强行扭转到后背,花白的头发散乱不堪,沾满了泥土。
她身上那件绣满佛教符号、缀满珍珠宝石的袍服被强行撕开,袜子和绣鞋被脱下抢走,身上的珠宝首饰被搜刮一空。
为了取出她口中含着的夜明珠,士兵们用尽了各种办法,最后竟用刺刀将她的嘴角撕裂,手段之残暴,令人发指。
这位生前掌控大清王朝半个世纪、极尽奢华的太后,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死后会遭到如此羞辱。
与慈禧定东陵相比,乾隆的裕陵遭遇更为惨烈。
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自称“十全老人”,生前收藏了无数奇珍异宝,死后全部作为陪葬品埋入地下。
士兵们进入裕陵后,同样展开了疯狂的劫掠,地宫内部被翻得乱七八糟,棺椁被撬开,陪葬品被洗劫一空。
后来清室遗老重新收殓时发现,地宫中帝、后、妃共六具尸体,仅有一具保存完整,其余残骨混乱地堆放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
乾隆皇帝的下颏碎裂为二,发辫和肋骨被随意抛置在墓门外,昔日的帝王尊严,在乱世的贪婪面前荡然无存。
这场盗陵行动持续了七天七夜,直到7月11日才结束。
据当时参与销赃的人员后来回忆,孙殿英从东陵盗得的宝物数量极为庞大,足足装满了三十大车,这些宝物被连夜运离东陵,暂时藏匿在部队驻地。
慈禧陵中的宝物以珠宝玉器为主,种类繁多,价值连城。
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两个翡翠西瓜,通体碧绿,纹路清晰,里面的瓜子、瓜瓤栩栩如生,估价高达白银五百万两;还有一颗夜明珠,质地晶莹剔透,在黑暗中能发出幽幽绿光,据说能分开合拢,价值不菲;此外,还有金丝绣被一床,上面缀满了大小不一的珍珠宝石,以及翡翠白菜、玉石莲花等无数珍玩。
乾隆裕陵中的宝物则更偏向于书画、玉器和兵器,其中最珍贵的是一柄九龙宝剑,剑柄上镶嵌着九条金龙,象征着九五之尊,剑鞘由鲨鱼皮制成,镶嵌着无数宝石,堪称清代工艺的巅峰之作;另有缂丝陀罗尼经被,用金线和真丝织就,工艺复杂,如今已濒临失传;还有大量唐卡、佛像以及乾隆生前喜爱的文玩字画,每一件都堪称稀世珍宝。
盗得如此多的宝物后,孙殿英深知此事一旦败露,必将遭到全国舆论的谴责,甚至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为了逃脱罪责,他制定了一套周密的“花钱消灾”策略,精心挑选出一批珍贵宝物,有针对性地贿赂国民党高层权贵。
他将乾隆墓中的九龙宝剑送给了蒋介石,希望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庇护;把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送给了宋美龄,这颗夜明珠后来被宋美龄镶嵌在自己的鞋子上,彰显华贵;慈禧头枕的“金玉西瓜”则送给了财政部长宋子文,以拉拢财经部门的势力;另外一柄宝剑送给了何应钦,阎锡山则得到了五十万两黄金的“孝敬”。
除此之外,孔祥熙、戴笠等国民党核心人物也都得到了价值不菲的宝物,据说戴笠得到了一串朝珠,孔祥熙则收获了一套翡翠首饰。
在这些权贵的庇护下,尽管东陵盗宝事件曝光后,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严惩孙殿英,清室遗老更是悲愤交加,联名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诛凶以谢天下”,但最终此事还是不了了之。
《大公报》《申报》等主流媒体纷纷刊发社论,痛斥孙殿英“毁陵盗宝”的行为,称其为“千古罪人”,但舆论的压力终究没能撼动权贵之间的利益链条。
阎锡山奉命调查此事,最终却给出了“证据不足,难以定案”的结论,孙殿英仅被象征性地羁押了数月便获释,其部属也未受到任何实质性惩处。
面对全国舆论的谴责,孙殿英不仅毫无悔意,反而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试图将这场盗墓行为美化成“正义之举”。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慷慨陈词,言辞间充满了狡辩之意。
他说:“满清杀了我祖宗三代,不得不报仇革命。”
他还将自己的行为与孙中山、冯玉祥相提并论,称“孙中山有同盟会、国民党,革了满清的命;冯焕章用枪杆子逼宫,把末代皇帝溥仪及其皇族赶出了皇宫。”
在他看来,自己“枪杆子没得几条,只有革死人的命”,不管别人说什么盗墓不盗墓,自己都对得起祖宗,对得起大汉同胞。
不仅如此,他还厚颜无耻地列举了发掘东陵的三大“好处”,试图为自己的罪行正名。
他声称,满清入关时大兴文字狱,网杀士人,像吕留良、戴名世等人都被开棺戮尸,自己此举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符合佛经教义;其次,满清统治三百年,搜刮了无数民脂民膏,自己发掘皇陵,是为了流通天下财货,增加国库收入;最后,这些宝物深埋地下实属可惜,自己将它们取出流通于世,也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这番强词夺理的辩解,在当时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冯玉祥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