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有很多人还是拎不清，觉得西方的月亮更圆，我们现在的生存成本，真的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时代。

因为面对失业和金融危机时，我们还有农村的下限，有地方住，有几亩田地。

之前甜甜圈非法乞讨，就被警察罚过多次了，

抢不过黑人和墨西哥人流浪汉，只能在不允许的地方乞讨，收容所都不要。

在美国，稳定的通信地址有多重要呢？

找工作要地址，收账单要地址，甚至办个手机卡都得要。

没有固定住址，就无法接收信件、办理银行账户、获得政府救济，甚至无法拥有一张带号码的手机卡。

一旦流落街头，个人信用分数会迅速暴跌。

信用分在美国是第二张身份证，直接决定一个人能否租房、贷款、求职。

在主要城市，经济适用房空置率极低（纽约不足1%），而加州的普通人房租支出占收入的30%-50%。

一旦无力支付，房东可以依据法院命令迅速将人驱逐。

马修·德斯蒙德在《扫地出门：美国社会的贫穷与暴利》中指出：美国默许房东、金融机构从高房租、高驱逐率中获利。

这种制度设计让普通人的生存容错率被压缩，同时让富人从中获得更大利益。

于是，一个无解的恶性循环形成了：无健康→无工作→无地址→无信用→无新工作→更无住所。

02. 为何不造反！

奇怪？美国民间枪支数量超过人口总数，为什么从未出现大规模、指向制度的暴力反抗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看下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文化基因，而历史提供了一面镜子。

1381年的英国农民起义，瓦特·泰勒率领十万大军兵临伦敦，将国王围困在伦敦塔。

而起义军的诉求，仅仅是请求国王取消新增的4便士人头税。

国王就此假意谈判，诱杀领袖后，仅以一句我会认真考虑的承诺，就说服了十万农民解散回家，随后便展开了残酷清算。

这种模式在美国建国初期就被完美复刻。

1786年的谢司起义，农民因税负过重而起兵。

当政府提出谈判，起义军便放下武器，结果中了埋伏，迅速被镇压。

这些起义的特征居然出奇的一致：目标不是推翻权威，而是乞求资本的仁慈与让步。

这种顺从性在工业革命时期发展到极致。

面对圈地运动带来的土地被夺、流离失所，乃至严酷的《流浪法》（被抓到会被割耳、烙火印甚至处决）。

农民没有反抗，而是默默进入工厂，接受每日16小时、工资仅够买两个土豆的童工命运。

19世纪中叶英国曼彻斯特纺织厂的童工，大多活不到20岁。

美国当代的持枪集会，本质就是遵循着这一古老本性。

密歇根州上千人持枪包围州议会大厦的抗议，在警察到场后便有序散开，枪支如同道具。

他们可以将枪口对准校园、商场里的无辜者，可以对外指向伊拉克、叙利亚的平民，却从未向上，对准制定规则的资本。

03. 不是岁月静好，是有人托底

聊这个现象，也并不为了幸灾乐祸，而是庆幸我们所在的国家。

仅以医保为例，中国自2015年起全面实施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三重制度，减轻民众医疗费用负担。

2023年，这三大制度已累计惠及，农村低收入人口就医1.8亿余人次，减轻医疗费用负担1883.5亿元。

更厉害的在于广阔的农村土地和户籍制度，与美国缺乏缓冲地带不同，中国农村为进城人员提供了可进可退的空间。

在城市遭遇经济波动、失业或困境时，农民工可以返回家乡。

那里有宅基地、有承包地，能提供最基本的居所、食物和社交网络。

这从根本上避免了失住所即失一切的绝境。

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到构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覆盖超10亿人），我们政策内核就是托底。

西方更接近达尔文主义，信奉优胜劣汰，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默许甚至强化对失败者的剥夺。

在我们的体系里，共同富裕、防止规模性返贫从来不是口号。

其实聊这些，不是想踩一捧一。

只是越了解斩杀线的残酷，越觉得普通人能有个退路、有个兜底有多重要。

人到中老年，安全感才是最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