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座城市步入老龄化，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当然是退休人口的增加。

作为西北中心城市的西安，老龄化程度到底如何？

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末，西安全市户籍人口1029.39万人，其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71万人，占总人口的21.15%，按常住人口统计，也占到了19.02%。简单换算一下，也就是5个西安人当中，就至少有1个是退休老人。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后续统计数据分析，和杭州、深圳、上海等一下城市相比，可以得出结论：西安的退休人口（通常指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显著高于深圳，略高于或与杭州接近。

但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安面临的结构性压力远大于杭州。杭州的经济活力明显要比西安更强，年轻人才净流入率连续多年全国领先，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压力，所以杭州的老龄化是“富老同步”。

比例接近的西安和杭州，面临的实质压力其实不同。西安的老龄化是 “存量型”和“负担型” ，而杭州则是 “发展中老龄化” ，有源源不断的年轻血液和财富创造来支撑养老体系。

退休的老年人越来越多，就业的年轻人却越来越少，长此下去，必定会出现退休人口超过就业人口的“倒挂”情况。

尽管目前，中国没有任何主要城市达到如此极端的比例，但部分东北和内陆的老工业城市正在逼近这一警戒线。西安虽然也没有到这个地步，但压力是确实存在的。

往年的数据也显示，西安常住人口数增速从2006年至2024年呈现波动变化，2017年达到峰值10.1%，随后逐年下降至2024年的0.68%。

如果没有更多新的年轻人群涌入，每一座城市的老龄化是显而易见的，西安也不例外。

假设，一座城市的退休人口超过就业人口，明显会给社保基金增加压力，养老金收支缺口扩大，财政补贴增加，可能影响待遇调整与可持续性。

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行业将会出现 “招工难、用工贵”，劳动力成本上升，挤压企业利润。

住房、汽车等大宗消费需求也将会减弱，医疗、康养、日常必需品消费占比提升，消费增速放缓。

养老床位、护理人员、医疗机构等公共服务资源会出现紧张或供需失衡，社区养老设施覆盖率不足。

劳动密集型产业会外迁，创新活力下降，经济增长依赖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

那么，面对这样的趋势，一线发达城市是怎么应对的？

主要通过 “开源”、“节流”、“增效”和“延时” 的组合策略来应对挑战，核心是 “延缓危机发生，并以高质量发展创造应对危机的资源”。

比如深圳，通过高科技产业（如华为、腾讯、比亚迪）和现代服务业创造大量高薪岗位，吸引年轻人。

所以，深圳以极低的老年抚养比，养老金资金池充裕（作为全国统筹的“净贡献”地区）。深圳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通过“全国统筹”机制部分分担，同时为自己赢得了长达数十年的战略窗口期，用以积累财富、完善社保体系和布局未来产业。

而杭州已经连续多年人才净流入率全国第一，大量年轻人口涌入互联网、电商、直播等新经济领域的同时，也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服务，存储服务时间以备将来所需，激活老年人力资源。

在国际上，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金领取年限。这已经是所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必选项。

而通过发展高端制造业、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抵消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影响，保持经济增长，创造用于支撑养老的财富。以及鼓励生育与家庭支持：通过育儿补贴、延长产假、增加托育服务等，试图提高生育率，从长远改善人口结构更成为长远之计。

推动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创造适合老年人的灵活就业岗位，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参与社会生产，也越来越成为未来必须的选择。

可以看到的是，与深圳、杭州等一线发达城市相比，西安面临的退休人口压力更为现实和紧迫。

西安作为内陆传统中心，需要走一条特色之路：在积极引进人才（如“秦创原”平台吸引青年科技人才）的同时，必须提前且加速进行制度性改革（如规划延迟退休、夯实养老金池），并利用教育医疗资源丰富的优势，发展 “产学研医养”结合的银色产业集群，将挑战部分转化为机遇。

未来西安的核心目标应该是：在人口结构“利空”完全显现之前，通过经济增长和制度优化，积累足够的“资本”来应对必然到来的老龄化深度考验。（图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