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西，地处陇山之西，渭水之滨，自古以来便是农耕文明与边塞文化交织的重要区域。其立春习俗，远非一个简单的节气标记，而是一场融合了官方劝农典礼、民间禳灾祈福、以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盛大仪式，承载着这片土地上人们对天时、土地与生活的深刻理解。

根据清代乾隆《陇西县志》记载:“先期制造土牛。至立春前一日，主者率僚属吉服出东郊外春场，饮春酒、拜芒神，礼生赞，行一跪三扣头，礼毕，起春鼓。乐社移前导，先香案，次芒神，次土牛，次吏人，次杂职官，次佐二学官，次礼生，次掌印官，迎入城，安芒神土牛于仪门之外，一辑回署。次日某时立春，各官行鞭春礼。礼生赞，行一跪三叩头，礼毕，引主者诣香案前上香奠爵。读祝文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衙门某官某等谨以粢盛庶馐致祭于句芒氏之神曰:维神职司春令，德应苍龙，生意诞敷，品窠萌达。某等忝守是土，具礼迎新，戴仰神功佑我黎庶，尚享。读毕复位，礼生赞，一跪三叩头。礼毕，主者击鼓三通，礼生引各官受彩，鞭绕土牛三匝，遂出土牛。”

由此可见，当时“迎春”礼非常隆重。

（据传，句芒神有着一种独特形象：他的面容方正，身形似人却有着鸟的翅膀，那对大翅膀仿佛是他的飞翔之翼。然而，他并非必须依赖翅膀飞行，因为他还有两条小青龙，可以踏云而行，腾飞于九天之上。“东方句芒，鸟身人面，乘两龙。”这是《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记载。）

立春日的核心是 “迎春礼” ，这是一场由地方官府主导、官民共襄的盛典。仪式在立春前一日便已开始。知县或更高品级的官员会率领僚属，身着朝服，仪仗鲜明地前往城东预先设立的 “春场” 或 “春棚” 。在那里，迎接的是用泥土精心塑制的 “春牛” 和以彩绘或稻草扎成的 “芒神”（即春神句芒）。春牛的尺寸、颜色皆有严格规定，对应着当年的干支五行，蕴含着古人对自然法则的精密推演。

立春当日，仪式达到高潮。官员们将春牛与芒神迎至衙署前的空旷之地，举行最为关键的 “鞭春” （亦称“打春”）。在万众瞩目下，由最高长官手持彩杖，象征性地鞭打春牛三下，随后僚属民众依次击打，直至土牛破裂。牛腹中预先填塞的五谷、红枣、制钱等物随之散落，围观百姓欢然争抢，视为祈求丰收、财源广进的吉兆。这一仪式，名为“打春”，实为“催春”，以极具戏剧性的方式宣告冬闲结束、春耕开始，完美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中“以农为本”的治国理念。

清代杨家埠德盛恒画店的《春牛图》

与庄重宏大的官方典礼相映成趣的，是充满生活气息与生存智慧的民间习俗。

首先是 “咬春” 。陇西人家于此日必食生萝卜、春饼、春卷等物。生萝卜辛辣爽脆，寓意咬住春天的生机，亦有“通五脏之气”，防春困、祛时疫的保健之思。薄如蝉翼的春饼卷上时蔬，则是将初春的鲜嫩裹入口中，是为“尝春”。

其次是 “煨春”与“戴春” 。陇西早春依然寒冷，疫气易生。民众常于庭院中焚烧苍术、艾草等芳香药材，以烟气熏燎屋舍，驱散冬日积郁的晦气，称为 “煨春” 。而家中的妇女儿童，则会佩戴上用彩色绸布或彩纸剪成的 “春幡”（又称“胜”），形似燕子、蝴蝶或花卉，缀于发髻、衣袖之间。更有心灵手巧的母亲，会用碎布缝制成小小的 “春鸡” ，钉在孩童的帽子上，寓意振奋精神、驱邪纳吉，盼望儿女如春苗般茁壮成长。这些细微之处，无不流露出对生命安康的深切呵护。

此外，陇西作为历史上的民族走廊，其立春习俗也烙上了文化交融的印记。部分邻近藏区的村落，其“煨春”的仪式可能与藏族“煨桑”敬神祈福的形式相互影响；而回、汉杂居的社区，则在“咬春”的食材与制作上，展现出各自饮食文化的特色与互鉴。

时至今日，官方主导的迎春大典已随时代变迁而融入历史，但陇西立春习俗的精髓并未消散。 “打春牛” 作为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年节文化展演中得以重生与展示；“咬春” 的食俗依然保留在许多家庭的餐桌上；而关于立春的古老谚语，如 “立春晴一日，耕田不费力” ，依然在乡野老农口中流传，指导着当下的农事。

总而言之，陇西的立春，是一场从官府到民间、从仪式到餐桌的全民动员。它不仅仅是对一个节气的迎接，更是对自然律令的敬畏、对农耕生产的动员、对健康生活的祈愿，以及对族群文化身份的温习与确认。在这套延续千年的习俗体系中，我们得以窥见陇西先民如何与天地时序和谐共处，并构建起一套充满诗意与韧性的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