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下旬，南昌街头仍带着暑气。江西省政府大楼里，一场看似普通的谈判正在进行，主谈代表中，一位身着长衫的中年人举止儒雅，引人侧目。此人名叫肖纯锦，时任江西省农业厅长。几小时后，国共双方就武功山游击区问题达成暂时妥协。若无外人提醒，很少有人知道，这份文字后面暗藏着一次生死攸关的护佑——陈毅和手下数千名新四军指战员因此得以喘息。

那一次谈判结束当晚，陈毅悄悄离开驻地，赶往郊外的一处民居向主人道谢。院门半掩，灯火昏黄，主人正是肖纯锦。两人握手的瞬间，短短一句“多谢先生相助”，分量却极沉。此后一段时间，肖纯锦夫妇又屡次冒险，为新四军送去情报、筹措军粮。皖南事变后，粮秣最紧迫，新四军粮仓近乎见底。江西督导粮食生产委员会主委的职务，让肖纯锦可以调用存粮。他顶着巨压，亲赴浮梁、婺源、德兴三地，夜间押船逆流北上，将一批批稻谷悄悄送到九江，再转运安庆。那是生命线。

历史的洪流流向1949，新中国在隆隆礼炮中诞生。大幕落下，本应功过分明，可形势一转，恩人竟被贴上“旧官僚”标签。1953年春，江西基层公安部门在清理潜伏特务名册时翻到肖纯锦往昔的“国民党厅长”身份，定性为重大嫌疑，迅速上报。几道公文飞转，永新县匆匆下达了“立即枪决”的命令。

5月15日清晨，永新县城南荒地，稀疏人群、湿漉土地、灰蒙天色，行刑队已列队。距此千里之外的上海，一场关于城市建设的座谈会正在筹备。陈毅翻阅签到簿，突感不对：“肖纯锦怎么没到？”随行干部答不上来。陈毅皱眉，放下名录，吩咐：“查一查，立刻回报。”

当天下午，肖纯锦的挚友赶赴其上海寓所，见到泣不成声的程孝福。朋友一句“老肖被当反革命抓走”的低语，犹如惊雷传入上海市府。程孝福忍着悲恸奔赴市政府，一路跌跌撞撞。值班员见她神色绝望，直接通报。陈毅放下手中公文，招手让她进来，只问一句：“事情有多急？”“马上就要枪决了！”程孝福哭喊。屋内安静到能听见拨号盘咔咔作响。

电话那端，是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陈毅语速很快，却保持冷静：“正人同志，肖纯锦不能杀，他对新四军有大功。立即制止，赔礼道歉，护送来沪。”对话不及三分钟，措辞却斩钉截铁。陈正人只回了一句：“马上办。”随即喊来秘书：“给吉安地委打长途，禁止行刑，专人去永新。”执行力决定生死，越快越好。

永新县委的电话骤响时，行刑队已经拉枪机。接线员双手发抖地喊着：“立即停止！”子弹上膛的声音嘎然而止。押解人员还没回过神，省里派来的工作组已带着文件赶至现场。有人舒了口气：“差一分钟，真要酿大错。”肖纯锦被扶下刑台时，草绳仍勒着手腕，脸色苍白，却问的第一句话是：“我是否连累了县里同志？”场面一时无言。

旋即，他被送往吉安。地委书记朱继先备了简单酒饭为其“压惊”。又过几日，省委专员护送肖纯锦夫妇乘火车北上。6月6日黄昏，上海北站月台，陈毅已等候多时。见面无言，先是一抱。随后他让秘书赶紧安排住处，又把复旦大学的任教事宜拍板定下。“学生们需要你。”陈毅语气恳切。肖纯锦点头，神情依旧儒雅，只说：“得以存活，多亏你们。”这一夜，小阁楼里烛火摇曳，旧友相对，沉默胜过千言。

面对干部们的疑虑，上海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有人提问：“旧官僚靠得住吗？”也有人提醒：“这位教授当年帮过新四军。”讨论至深夜，最终结论是：既往功劳与现实表现同样重要，复旦政治经济学系急缺资深学者，正好人岗相配。次年，上海市政协补选委员名单中出现了肖纯锦的名字，他继续在学术讲坛上阐述农业经济理论，学生交口称赞。

1953年底，陈毅进京述职。向毛主席汇报上海建设时，顺带提到此事。主席听完微微一笑：“救人者理当得救，这才像共产党。”只这一句，算是最高肯定。

接下来十余年，肖纯锦潜心授课、整理资料，出版《农业经营管理概论》《农村经济结构论》等著作，字里行间仍不忘在战火岁月里淬炼出的民生关怀。1968年寒冬，他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终年七十六岁。葬礼朴素，来者多为老学生和昔日革命友人。灵堂角落里，一幅挽联凝练：一襟风骨书生气，几度险难报国恩。

回顾此案，外人或许感慨命运无常。事实上，新旧政权更替之际，身份成了最锋利的标签，稍有不慎即万劫不复。所幸关键时刻，一通电话、一句“不能杀”，为历史留住了一个知识分子，也让“功过分明”四字落到实处。值得一提的是，陈毅当年在上海选择亲手为恩师安排职务，并非出于私人情感那么简单，更在于他清楚：共和国的未来离不开各阶层的智慧。枪声容易掩埋真相，制度的理性才是长治久安的根。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合作是一种道义，和平时期的保护则是对那份道义的回馈。肖纯锦救过新四军，新中国最终也救回了他。这条命的延续，让课堂多了位循循善诱的先生，也让后来者看到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尊重。若从这桩往事里要找一条隐秘脉络，那便是“记得住恩情”，不因政权更迭而轻易抹杀曾经的善举。这份信念，于1953年5月的那个急促电话里，被敲击得尤为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