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99年的深秋，东周王宫的丧钟响彻洛邑。年仅二十五岁的太子公子咎（为叙事清晰，此为化名）突发急症，三日内呕血而亡。太医署的诊断语焉不详，宫人们私下议论纷纷——太子的饮食中，发现了孔雀胆的痕迹。

东周君（此时为东周昭文君）一夜白头。这不仅是丧子之痛，更意味着东周国未来的王位继承人空悬了。更棘手的是，除了已故太子，昭文君还有五个庶子：长曰公子赫，次曰公子根，三曰公子朝，四曰公子疾，幼曰公子延。

五个儿子背后，是五股不同的势力。公子赫之母是韩国宗室女，公子根与魏国权臣有联姻，公子朝得楚国商人支持，公子疾与秦国质子交好，最年幼的公子延虽无外援，但其母是昭文君最宠爱的郑姬。

《战国策·东周策》第五篇开篇即点明危局：“周共太子死，有五庶子，皆爱之，而无适立也。” 短短十六字，背后是足以撕裂国家的继承危机。

太子暴毙的第七日，楚国使臣司马翦的车驾便驶入了洛邑。此人非同小可，乃是楚怀王的心腹，以“善决疑难”闻名诸侯。

昭文君在偏殿接见司马翦。寒暄过后，楚使开门见山：“外臣听闻东周太子新丧，君上悲痛。楚王特命臣带来 condolences（吊唁）——以及一句忠告。”

“请讲。”“五子并立，国必生乱。”司马翦压低声音，“昔者晋献公五子争位，引发骊姬之乱，晋国衰微数十年。今东周地不过百里，若起内乱，恐为诸侯所乘。”

昭文君苦笑：“寡人岂不知？然五子皆我所爱，立谁都会引发其余四子不满。”

司马翦等的就是这句话：“楚王愿助君上一臂之力。楚可出兵三千驻于边境，为君上震慑不轨之徒。代价嘛……”他顿了顿，“只需立公子朝为嗣——当然，公子朝之母本就有楚国王室血统，这也是回归正统。”

这是赤裸裸的干涉内政。但司马翦有恃无恐：楚国刚在垂沙之战大败齐国，正是威震中原之时。三千楚军对东周而言，既是保护伞，也是悬顶剑。

昭文君没有立刻答应，只说“容寡人三思”。他知道，楚国的动作，必然引发连锁反应。

司马翦回到驿馆，他的副使左成（《战国策》记载的关键谋士）正在研究东周地图。左成虽官职不高，却是楚国著名的“阴谋家”，曾为楚王策划多次外交行动。

“东周君会答应吗？”司马翦问。

左成摇头：“不会。但他也不会拒绝——他在等其他国家的报价。”他指着地图，“东周虽小，却是天下之枢。西接秦，东连齐，南临楚，北靠韩魏。谁控制东周的下任君主，谁就掌握了中原的钥匙。”

“那我们该如何？”

左成说出一段载入史册的谋略：“我们不必强求东周君立刻答应。只需做一件事：公开支持公子朝。”他解释道，“一旦我们公开表态，秦国必然反对，因为秦不愿楚国的势力深入中原。秦国会支持另一个公子，比如亲秦的公子疾。接着韩国、魏国、齐国都会各自选边站。”

“这不是让东周更乱吗？”“乱，正是我们想要的。”左成微笑，“五子背后各有强国，东周君谁也不敢得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只能拖延不决。而拖延越久，五个公子就会内斗越凶，东周国力越衰。届时……”

司马翦恍然大悟：“届时楚国再以‘调停’之名出兵，实际控制东周！”

左成点头：“而且无论最终谁继位，都要感激楚国——因为我们是第一个公开支持他的。这叫政治风险投资：成功了，我们拥立之功；失败了，我们示好之名。”

《鬼谷子·谋篇》有言：“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左成的计策，正是把“立储”这件东周的“公事”，变成了各国私下交易的“私事”，再通过公开表态迫使各国“结盟”站队，最终让东周陷入无法自拔的泥潭。

正如左成所料，接下来的一个月，东周王宫成了外交战场：

秦国使臣樗里疾（秦惠文王异母弟，号称“智囊”）第二个抵达。他带来秦王的承诺：若立公子疾，秦愿归还十年前占领的东周三邑。

韩国使臣公仲侈提出更优厚的条件：若立公子赫，韩不仅归还五座城邑，还承诺每年赠粮万石——这对常闹饥荒的东周是致命诱惑。

魏国使臣公孙衍（即著名的犀首，曾任五国相印）的方案最特别：建议东周实行“双储制”，立公子根为太子，但以公子赫为“监国”，共同执政。

齐国使臣田文（即孟尝君，此时尚未封君）来得最晚，但出手最阔：若立公子延，齐愿一次性赠黄金三千镒（约合今7.5吨），并开放临淄市场，东周商人可免税贸易。

昭文君彻底陷入困境。每个方案都有利有弊，每个儿子背后都站着一个强国。更可怕的是，五个公子已经开始动作：

公子赫在韩军保护下搬出王宫，住进韩国商人提供的宅邸；公子根“意外”获得一批魏国精制铠甲，开始招募私兵；公子疾的府邸夜夜有秦人出入；公子延虽年幼，但其母郑姬的兄长突然从齐国带来三百武士“护院”；公子朝则在楚使安排下，频繁拜访东周老臣，赠送楚地珍宝。

东周都城暗流汹涌，一场内战似乎随时爆发。

就在昭文君几乎要崩溃时，年过七旬的司徒（外政官）周最（此人后来成为著名纵横家）求见。这位侍奉过三代东周君的老臣，说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建议：

“君上，不如谁都不立。”

“什么？”“老臣建议，宣布太子之位空悬三年。在此期间，五公子皆封为‘某地君’，各赐一城为食邑，但都必须离开都城，前往封地。”

昭文君皱眉：“这能解决问题？”

周最展开竹简，上面是他详细的方案：“第一，五子离都，可避免他们在京城内斗；第二，各赐一城，让他们有根基但不足以造反；第三，三年之约，给各国冷静的时间——三年后，哪个公子治理封地最好，哪个国家给予东周的支持最实，再立不迟。”

“各国能同意吗？”“他们会同意的。”周最分析道，“因为这是最不坏的选择。对秦国来说，好过楚国得逞；对楚国来说，好过秦国获利；对韩魏来说，好过东周彻底倒向齐楚。更重要的是……”

老司徒压低声音：“老臣已得密报，赵国正筹备联合中山国伐魏。最多半年，中原必有大战。届时各国自顾不暇，谁还有精力干涉东周立储？”

这就是《战国策》记载的“平衡拖延术”：当多方势力纠缠不下时，最好的办法不是选择一方，而是创造一个新状态——一个让所有势力都“勉强能接受，但又都不满意”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脆弱，但能争取时间，而时间会改变一切。

昭文君采纳了周最的建议。公元前298年春，东周颁布《五子分封令》：

公子赫封“阳城君”，领阳城（今河南登封）

公子根封“巩邑君”，领巩邑（今河南巩义）

公子朝封“缑氏君”，领缑氏（今河南偃师）

公子疾封“成周君”，领王城（洛阳西）

公子延封“谷城君”，领谷城（今河南洛阳西）

诏书明确：三年后，视五君治绩与德行，择贤立储。

这个安排看似公平，实则暗藏杀机——五个封地的位置经过精心计算：阳城邻韩，巩邑接魏，缑氏近楚，成周靠秦，谷城则孤悬东南。每个公子都被放在支持他的国家眼皮底下，既受保护，也被监视。

接下来三年，《战国策》的记载十分简略，但结合其他史料，可以还原出惊心动魄的过程：

第一年，公子疾在秦人“协助”下治理成周，赋税增加三成，百姓逃亡；公子朝得楚商资助，缑氏商业繁荣但盗匪横行；公子根在魏国指导下修武备，巩邑成军事堡垒；公子赫用韩法改革，阳城秩序井然但怨声载道；公子延年幼，谷城实由其舅治理，齐国技术让农业丰收。

第二年，中原果然爆发战争。赵与中山攻魏，秦趁机伐韩，楚攻齐。各国无暇顾及东周公子，五个封地开始自主发展。

第三年春，变故突生：公子疾“暴病”死于成周，秦医诊断是“水土不服”，但成周流传是韩国细作下毒；三个月后，公子根在狩猎时“坠马”身亡，魏国指责是楚国刺客所为。

五子剩三子。东周君没有深究——他深知追究下去必然引发国际冲突。

第三年秋，决定性的转折出现：最小的公子延，在视察水利时被溃堤的河水冲走，尸骨无存。谷城齐人指认是韩、魏间谍破坏堤坝。

至此，五个庶子只剩下公子赫与公子朝。而这时，国际局势也明朗了：秦国在伊阙之战大败韩魏联军，成中原新霸主；楚国则在庄蹻起义内乱中衰弱。

公元前295年冬，昭文君在病榻上宣布：立公子赫为太子。理由很“充分”——公子朝被揭发与楚将昭滑勾结，意图引楚军入缑氏，“危害社稷”。

公子朝连夜逃往楚国。公子赫顺利继位，即东周武公。这场持续三年的立储危机，以韩国支持的公子上位告终。

《战国策》此篇虽短，却浓缩了权力继承的所有要素：

第一，继承危机从来不是家事，而是国事。 尤其在战国，国内继承与国际博弈深度绑定。哪个公子上位，往往取决于哪个背后的强国在当时占优。

第二，“拖延战术”是小国唯一的选择。 东周用三年时间，等到了国际局势变化——秦胜韩魏，楚国内乱——这才有了选择的可能。小国没有决定局势的能力，只能等待时机。

第三，所有的“意外死亡”都不是意外。 公子疾、公子根、公子延的“意外”，很可能是幸存者公子赫与公子朝背后的势力所为。权力斗争从来血腥，《春秋》记载的“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正是这种残酷的写照。

唐代史学家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评价此类事件：“庶子争立，社稷之灾也。小国若此，灭亡之兆也。”确实，这次立储危机后，东周虽又延续了四十多年，但内部裂痕已无法弥合。公子朝在楚国组建流亡政府，宣称自己才是正统；公子赫（武公）为稳固权力，更加依赖韩国，东周独立性名存实亡。

更深刻的是，这个故事揭示了一个政治学原理：当多方外部势力介入内部事务时，最终的胜利者往往不是最有德才的，而是最善于利用外部矛盾、最能把握时机变化的。

今天，当我们观察某些小国的政局动荡、大选危机时，依然能看到2300年前东周王宫的影子：外部势力扶持代理人，内部派系寻求外援，民意被裹挟，国家利益被交易。改变的只是技术手段——从使臣密谈变成社交媒体操控，从赠送城池变成经济援助承诺——但人性与权力的逻辑，从未改变。

五个公子的鲜血染红了东周最后的国运。而历史则用这血色写下永恒的警示：一个无法自主决定继承人的国家，终将无法自主决定自己的命运。 这不仅是东周的挽歌，也是所有丧失主权的政权的共同哀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