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伟大的遵义会议，都说博古（秦邦宪）拒不承认错误，都说凯丰（何克铨）要博古不要交权。这是否是历史的真相？

博古/凯丰

另外，博古、凯丰被我们批判了一辈子，是不是我们的错误？

博古

首先，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博古是不是拒不承认错误？

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的表现，整体上来说，还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第一，当周恩来代表自己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政治局成员，向博古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博古没有拒绝，而是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当时的中央总负责来说，这也是一种气度。反之，如果博古不采纳周恩来等人的建议，不同意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那还能及时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吗？

第二，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之后，的确犯了严重的王明主义“左”倾错误，并且将这种错误延伸到了中央苏区及各大区苏，使中共、中国革命和各大苏区遭受了重大损失。遵义会议整个会议过程中，博古并不是完全拒绝承认错误，而是承认了一部分错误，但是没有完全承认错误。当然，这是有所欠缺的。

第三，博古尊重了遵义会议的决议：（1）放弃最高军事指挥权，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周恩来作最后决定；（2）同意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3）由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遵义会议决议；（4）会后再进行常委分工。

第四，关于卸任中央总负责职务，并不是遵义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而是遵义会议后从遵义到威信的行军路上，针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再分工所作出的新决定。对于这一决定，博古是有想法的，因为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规定，中共中央改组需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在没有批准的情况下交权，博古是要承担责任的。应该说，博古的想法也是正确的，至少他的组织观念是高尚的。只是在瞬息万变的战争年代，博古稍显机械。但他最终还是以个人服从了组织的决定。这说明他的组织性、纪律性还是很好的。

第五，在遵义会议后，包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延安整风运动、六届七中全会和党的“七大”期间，博古一直在认真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态度十分端正，在实际工作中也是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后继续努力为党、为革命工作，直至1946年飞机坠机因公牺牲。

凯丰

第二个问题：凯丰是不是也没有认识到错误？

应该说，遵义会议时，凯丰的认识还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由于其不直接指挥军事，对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远没有达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等其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高度，也没有彭德怀、聂荣臻等一线指挥员那样直观。他的会上的确错误批评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主张，并且发言的方式也很不妥。会后，他也的确劝说博古不要交权。但是，凯丰的认识不是一尘未变的，在后来的工作和政治、军事斗争中，凯丰在逐步认识错误后，对毛泽东的正确的军事主张、政治主张是积极拥护的，也是积极工作的。凯丰后来还一度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并且参加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这也说明，毛泽东对改正错误后的凯丰也是肯定的、欣赏的、重用的。凯丰后来与彭真、陈云、张闻天作为六届中央政治局的四大成员，带领二十多中央委员“挺进东北”，也为东北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所作的六点声明（一）

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六点声明（二，接一）

第三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批判博古、凯丰，是不是我们的错误？

这当然是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人都会犯错误，犯了错误改正即可。博古、凯丰都是犯了错误后改正错误的同志。对于改正错误的同志，我们要一视同仁，不能老揪着之前所犯的错误不放。第二，1944年5月21日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专门作了六点声明，这六点声明是经过会议表决通过的。其中第六点具体如下：“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 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党内严重存在的是带着盲目性的山头主义倾向，应当进行切实的教育，克服此种倾向。”也就说，博古、凯丰所犯的教条主义、经验宗派主义错误已经被消灭了。第三，解放后，之所以再次批判他们，是因为我们的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左右，又犯了若干错误。这些错误在1976年10月及改革开放后逐步得到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