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随龙随风，杭州顿成不夜城
建炎年间，宋高宗的刘贵妃曾经负责宫中文书，代笔草拟诏令，很受高宗宠爱。
《金小史》记载，金主完颜亮想要南下攻宋，这件事和刘贵妃有关系。完颜亮时常查看从临安送过来的各类公私文书（也就是情报），里面提到君臣诸事，不少内容都夸赞刘贵妃。有一天骑马行军的时候，完颜亮对身边的人说：
“从前我听说宋朝有一位刘贵妃，是天下绝色。如今出兵南下，可以一举两得，这就是所谓‘顺手牵羊’。”说完之后，扬鞭大笑不停。跟着他的人，没有一个不挥动胳膊附和。
后来秦桧促成和议，各路兵马都被撤掉，金人多次背弃盟约。有人说，完颜亮大举南侵最主要的缘由，就是他向往江南湖山美景，留恋丝竹歌舞的繁华，所以不惜起兵。
《云栖寺志》记载：南渡初期，从中原逃难到南方的士大夫，高宗准许北方来的士大夫借用寺院的房舍居住。当时不少士大夫，都给自己住的寺院居所题写匾额，写着“随龙某某之居”，用来标榜自己跟随皇帝南渡的功劳。
《临安闻见录》记载：跟着高宗护驾来到临安的卫士、文武百官，人数不下几万。有的人走陆路乘车，有的人走水路搭乘木船、竹筏。杭州城里房屋不多，一下子住房紧张，普通民房都被文武官员借来暂住。因为人数不断增加，一栋普通房屋常常要住四五户人家。
御营的卫士，除一部分跟着高宗住在附近廊屋之外，大部分驻扎在西湖边的灵隐寺、天竺寺、虎跑这些大寺院。寺院的厢房就分给官员居住，满街都是身穿红袍、绿袍、纱帽、方巾的官员，甚至还有穿紫袍玉带的，依仗权势欺压百姓的事情层出不穷。
《金陀粹编》记载：因为高宗下诏准许士大夫住进寺院，杭州城内大大小小的寺院、禅院、佛堂全都住满官员、官宦子弟。各寺院大殿、方丈住处、知客僧房，甚至存放经书、观音、地藏塑像的殿堂，都贴着“随龙×××之居”的纸条，红纸黑字，还有用彩纸、烫金纸写的，五颜六色，十分惹眼。
《朝野杂记》记载：高宗来到杭州，到处都是标着“随龙”的住处。城外有个寨子，和一位“随龙”官员的宅子只隔一道香火门，门上也用黄纸金字写上“随龙张月娥之居”。这件事上报朝廷，高宗只是一笑置之。后来张月娥依仗自己是随驾人员，骄横不法，光天化日在街市招摇过市，路人都侧目而视。还有不少无赖之徒，也在自家门口、木窗上写上“随龙”字样。这种乱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
《咸淳临安志》记载：高宗刚到临安，接纳从汴京过来的百官在城中落脚，杭州很快变成热闹的街市。茶坊酒楼，常常坐满客人；西湖之上游人络绎不绝。湖里有不少小船，飘荡在水面，船上有人弹琴、打板，带着酒、陪着歌女往来游玩，欢声笑语，震动湖岸。
《老学庵笔记》记载：康王赵构到临安，登基为高宗，改年号为绍兴。杭州城跟着皇帝到来，改名临安府。歌伎乐工大量聚集，市井繁华，一下子变成了不夜城。作者感慨，这下才印证了那句老话：“只知有杭州，不知有汴州”。宋代的歌伎，会抱着琵琶弹唱民间词曲，宴席上专门唱曲子取悦宾客。有时候大家相约聚会，就请歌女抱着琵琶前来，也有人带着三弦琴，弹上一曲，行礼之后笑着告辞。主人如果再邀请，或是劝酒，情意缠绵，常常要击鼓打板，尽兴之后才告别，有时主人还派人送歌女回去。当然，这种夜夜笙歌，不可能只见过一两次。
《宋故事》记载：宋朝皇室落脚杭州，改用新地名，叫临安府。人口涨到原来十倍以上，偷盗案件每天都有。有一天官府抓到一名小偷，审问之后，发现他也是跟着皇帝南渡的“随龙”人员，很快就被释放了。这件事在当时传为笑谈。
《行朝纪痛》记载：南渡之初，淮、泗、湘、湘一带盗匪遍地。从海州一直到福州，绵延上千里，水匪占据河道，一条船上往往有几百个贼人，兵器齐备。
战乱的时候，各路盗匪互相勾结，声势浩大，官军屡次征讨，好几年都平定不了。莆田有个叫郑广的海盗，势力最强，号称“滚海蛟”。建炎初年，高宗派兵在海上，郑广曾经和金兵在明州（今天宁波）海面交战，抵挡金兵船只，不让金兵水军靠近。高宗到临安之后，也把这件事抛在脑后。郑广依旧在海上做强盗，时不时劫掠沿海百姓，但是不残害善良百姓。有人上报朝廷，请求抓捕他。郑广听说之后主动投降，请求归顺，朝廷授给他官职，让他统领原来的部下，驻守福建南部。
郑广虽然归顺做官，初一、十五去拜见上司，其他官员因为他曾经是海盗，都不愿意和他交谈。郑广心里很不痛快，却一直没有发作。有一天，大家进见长官，很多官员在廊下闲谈，还作诗。郑广走上前高声说：“我郑广也有一首诗，能不能念给诸位大人听听？”大家都安静下来，郑广大声诵读：
“郑广有诗上众官，文武看来总一般。众官做官却做贼，郑广做贼却做官。”
在场官员听完，面面相觑，没有一个人笑得出来，都十分惭愧。这段记载和岳珂《桯史》大体一致，能看出当时世道混乱。《桯史》里还说，当初有人读到这首诗，感叹：“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很多都像郑广这样，怎么能不自我警醒？”
《宋稗类钞》记载：涌金门有一位大户人家，藏了大量黄金，家里姬妾很多，院墙又高又深，不和外人来往。附近的尼姑庵、沙弥，每年腊八都上门讨要布施，往往只能拿到少量布匹。
有钱却不仁义，当地百姓敢怒不敢言。恰逢高宗到杭州，一位侍郎没有住处，差人去找这位大户，想商量分一部分房屋居住。大户担心被人告发私通金人，慌忙把房子交出来。房屋就分给各位随驾官员居住，门上贴着红纸：“随龙某某之居”。后来有好事之人，或者是没能分到房子的人，顺着这条线索告发侍郎私通敌国。官府派人清晨破门搜查，拿到所谓证据，诬陷侍郎通敌，把他和家人抓起来。这件案子最后的结局没有记载。当时朝政败坏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恢复中原？
《行朝纪痛》记载：从汴京迁到临安的文武官员、仆从差役，数量多得数不清。每月俸禄照常发放，国库钱财像流水一样消耗，官吏众多。他们的吃穿用度，奢靡程度和在汴京的时候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放纵。
《宋史纪事》记载：户部侍郎张致远上奏：“陛下想要国家富强、兵力强盛，这是天下大事。应当下令大臣、读书人，尽量节俭，戒除奢侈。从现在开始，能够裁撤的名额就裁撤，可以合并的部门就合并。州县里没用的机构，划归监司；监司里多余的，收归朝廷。朝廷不再无端耗费钱粮，只把财力供给军需，中兴才有希望。”这位侍郎的奏章，距离现在八百多年，里面针砭时弊的内容，放到今天也值得参考。
《宋稗类钞》记载：南渡之后，军政开支繁多，朝廷只能加重赋税。征收赋税的时候横征暴敛，浙江一带尤其严重，有的丁税高达三千五百缗，百姓负担沉重，很多人被迫逃亡。不少狡诈的人，伪造官署凭证，用来逃避赋税。还有人私自刻假印章，冒充“随龙”官员以及他们的家人，贩运货物，借着官身混过关卡免税，从中捞取好处。南宋的辛幼安（辛弃疾）曾经说：“我曾经见过粪船，也插着官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