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1月1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按日本政府公布的安排飞往菲律宾,出席东盟系列会议;11月18日转赴深圳,参加18日至19日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这是她2025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行程只有短短几天,可它承载的分量,远比一张机票和几场会见要重得多。
行程单背后,是一摞没结清的旧账
原因不复杂,高市早苗在日本政坛被归为保守强硬派,历史认识、安保政策、台湾问题,她都有成套且长期不变的主张。
历史这一页,不是可以随意装帧的政治话题,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也给亚洲多国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战后日本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前提之一就是正视那段历史、吸取教训,而不是把侵略包装成自卫。
这一点,从来不是可以随首相更替而重新解释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她进入最高权力中枢后,一些主张并未收敛,2025年11月7日,她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回答涉台质询时谈到,若出现动用军舰并伴随武力行使的情形,可能构成日本安保法制中的存立危机事态。
这类表述的真正分量,在于把台海局势和日本自身的安全法制拴在了一起,等于给军事介入预留了想象空间,在我看来,一个政治人物在国会里说的话,一旦坐上首相的位置,就不再是个人观点,而是一个国家对外承诺的一部分。
去年在韩国庆州也留下了争议,202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高市与台湾地区代表林信义互动,并在社交平台发布相关照片。
11月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回应,指出日方领导人执意在会议期间与台湾当局人员会面并高调炒作,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
外交场合的细节往往比公报更能说明问题,走廊里的一次握手、一张合影,传递的信号有时比一场正式会谈更响。
这就不能不提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充分理解和尊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认联合声明是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
1998年联合宣言、2008年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日方又先后重申了这一立场。
这些文件不是档案柜里的装饰品,而是四份写明了规矩的契约,换了首相也不能作废,日本保守阵营需要强硬姿态,也需要与盟友协调步调,这种内外拉扯,恰恰是她此行最真实的背景。
账本摆在那里,规矩也摆在那里
理解日本的对华姿态,绕不开经济这本账,日本外务省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日贸易总额约44.2万亿日元,中国继续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占其出口总额的17.6%、进口总额的22.5%。
截至2023年10月,日本企业在华设立据点达数量庞大,出口端是半导体制造设备、电子零部件、塑料制品,进口端是通信设备、计算机、服装。
这些数字落到现实里,就是中部地区零部件供应商的订单节奏,是港口集装箱的排期,是地方工厂的加班表,产业链一旦嵌进去,就不是几家大企业拍板就能挪走的。
其实今年九月已经有过一次试水,2026年7月29日,岩屋毅接替6月去世的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这个协会1954年就成立,专做经贸民间交流,历来是政治风浪大时先派出去探路的那条船。
9月24日晚,他在东京公开了9月下旬率团访华的安排,而他本人也不是生手——2024年12月25日,中方在北京同他会谈,渠道和履历都是现成的。
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顺序,9月15日的记者会上,中方已把高市涉台错误言行点明为中日关系困难的症结所在,要求日方恪守四个政治文件、汲取历史教训,九天后,日方才公布访华行程。
红线先画出来,人到不到,是另一回事,到了2026年1月6日,商务部发布当年第一号公告,加强两用物项对日本出口管制,明确禁止向日本军事用户和军事用途出口,合作讲互利,安全讲底线,这两件事不能一边拿便利、一边踩红线。
日本国内也不是没有清醒的声音,2025年11月13日,石破茂在电视节目里谈到高市在国会的相关答辩,指出这种表态方式是历代政权都刻意回避的。
11月26日,他在东京演讲时又提到,离开与中国的关系,日本这个国家很难成立,他不是天然亲近中国的那类人,在政坛的形象更接近老练的现实主义者,连他都要踩刹车,说明强硬路线在日本内部并没有形成共识。
政治话术可以博取热度,可企业账本只认利润表。
回到深圳这场会议,日方公布的议题包括贸易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经济和能源韧性、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这些题目本身就说明,地区各经济体之间有太多事需要坐下来谈,既然承认沟通可以减少分歧,就该把话落到行动上,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守住已经作出的承诺。
接下来的观察点其实很清楚:涉台言论会不会被纠正,日本三大经济团体的年度访华能否真正重启,水产品和两用物项这类限制会不会出现现实松动,门开着,不等于没有门槛,外交从来不是一场表演,热度散场之后,产业链和账本会替所有人算清楚这笔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