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经典洞照古今(906)天下第一奇书——《庄子》
《庄子·杂篇·徐无鬼》(2)
《庄子·杂篇·徐无鬼》中“徐无鬼”是开篇的人名,以人名作为篇名。本篇是《庄子》中的又一长篇,通过多个独立故事与议论,核心倡导“无为而治”“顺应自然”,批判世俗功利,强调超越表象、回归本性的智慧。
今天学习第二部分。我们只看译文。
译文:
徐无神拜见魏武侯,武侯说:“先生居住在山林,吃的是橡子,满足于葱韭之类的菜蔬,而谢绝与我交往,已经很久很久了!如今是上了年岁吗?还是为了寻求酒肉之类的美味呢?抑或有什么治国的良策而造福于我的国家吗?”徐无鬼说:“我出身贫贱,不敢奢望能够享用国君的酒肉美食,只是打算来慰问你。”武侯说:“什么?怎么是慰问我呢?”徐无鬼说:“前来慰问你的精神和形体。”武侯说:“你说的是什么呀?”
徐无鬼说:“天与地对于人们的养育是同样的,登上了高位不可以自以为高人一等,身处低下的地位不可以认为是矮人三分。你作为大国的国君,使全国的百姓劳累困苦,以人民的劳苦来满足眼耳口鼻的享用,而圣明的人却从不为自己求取分外的东西。圣明的人,喜欢跟外物和顺而厌恶为自己求取私利;为个人求取私利,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态,所以我特地前来慰问。只有国君你患有这种病症,为什么呀?”
武侯说:“我希望见到先生已经很久了。我想爱护我的人民并为了道义而停止战争,这恐怕就可以了吧?”徐无鬼说:“不行。所谓爱护人民,实乃祸害人民的开始;为了道义而停止争战,也只是制造新的争端的祸根;你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着手治理,恐怕什么也不会成功。大凡成就了美好的名声,也就有了作恶的工具;你虽然是在推行仁义,却更接近于虚伪和作假啊!有了仁义和形迹必定会出现仿造仁义的形迹,有了成功必定会自夸,有了变故也必定会再次挑起争战。
你一定不要将军队像鹤群般排列在华丽的高楼前展示军容,不要陈列步卒骑士于锱坛的宫殿,不要包藏贪求之心于多种苟有所得的环境,不要用智巧去战胜别人,不要用谋划去打败别人,不要用战争去征服别人。杀死他人的士卒和百姓,兼并他人的土地,用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精神的,他们之间的争战不知道究竟有谁是正确的?胜利又存在于哪里?你不如停止争战,修养心中的诚意,从而顺应自然的真情而不去扰乱其规律。百姓死亡的威胁得以摆脱,你将哪里用得着再止息争战呢!”
这一部分故事的主角还是徐无鬼和魏武侯,我们可以看做是上一部分两个人故事的继续,也可以看做是徐无鬼又一次见魏武侯的一个小故事。
反正徐无鬼和魏武侯又来了一次语言来往密集的“交锋”。
庄子就是借此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蕴含着深刻的道家哲学思想。
先梳理一下第一段:
徐无鬼指出武侯“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的问题,可以围绕道家“齐物”与“神好和恶奸”展开,重点揭示权力异化现象。
第二段是关于“爱民害民”的悖论,是庄子对形式主义仁义的解构,治理中政策与实效脱节的批判。
下面我们还是通过一些重点语句理解庄子的理念的两个重点。
第一、 “劳君之神与形”——对统治者权力异化的批判
武侯初见徐无鬼时,以世俗功利的角度揣测其来意:你看你做隐士生活那么贫苦,吃也吃不饱,和我断绝来往多年,现在年龄也大了,生活是不是陷入困顿了?是不是对我有所求呢?
你呀!要么是追求酒肉之欲,要么是给我献策求荣。
魏武侯的话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在古代社会,做隐士其实就是“求名”的一种途径。有了“名”就可以借此求“禄”、求“权”。
但徐无鬼是真的隐士,是得道之人。他的回答跳出了魏武侯“世俗”的框架,直言自己是来“劳君之神与形”,就是前来慰问、安抚你的精神和形体的,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已经生病了吗?
徐无鬼的立论基础是魏武侯已经将“神”与“形”对立起来啦!
你魏武侯作为万乘之主,凭借手中的至高权力“苦一国之民,以养耳目鼻口”,看似满足身体欲望,让自己生活奢靡,权力达到了顶端,但其实使自己的“神”即精神本性、自然本性受到权力的约束,已经陷入困境。
徐无鬼认为“夫神者,好和而恶奸;夫奸,病也,故劳之。”什么意思呢?
意思就是圣明的人,喜欢跟外物和顺而厌恶为自己求取私利;为个人求取私利,这是一种严重的病态,所以我特地前来慰问你。
这里的“奸”指机巧贪欲,作为一个统治者,如果你为了权力而用尽机巧而贪婪权欲,就会导致心神背离,丧失本性,本质是一种精神“疾病”。
庄子借徐无鬼之口批判了权力异化,指出统治者通过压迫民众满足私欲,实则是与天地滋养万物的平等法则,即与“天地之养也一(天与地对于人们的养育是同样的)”的自然法则相悖。
真正的得道者,登高不自以为尊,居下不自以为卑,而你武侯却因权力地位迷失本心,成为压榨老百姓来满足你私欲、权欲的“尊者”,你才是那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第二、“爱民,害民之始”——批判仁义的虚伪性
当魏武侯提出自己“爱民而为义偃兵”,标榜自己为了爱民、为了“仁义”而停止战争时,徐无鬼毫不留情地直接否定,指出刻意标榜的“爱民”和“止战”反而会成为新的祸端。
为什么呢?
庄子认为,一旦将“爱民”和“仁义”作为政治口号,其就会沦为权力操控的工具,即“成美,恶器也”,意思是大凡成就了美好的名声,也就有了作恶的工具。
如果一个统治者,刻意推行仁义,可能“几且伪哉”,即导致伪善和道德表演,这样“仁义”就成了工具。
庄子想说的是,真正的和平不应依靠外在规范,如“仁义”什么的,而需回归内在的“诚”与遵从自然法则。
徐无鬼提出的根本解决方法是“脩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即你不如停止争战,修养心中的诚意,从而顺应自然的真情而不去扰乱其规律。
你要破除机巧之心,不要“盛鹤列于丽谯之间,徒骥于锱坛之宫”,就是你一定不要将军队像鹤群般排列在华丽的高楼前展示军容,不要陈列步卒骑士于锱坛的宫殿来炫耀武力,因为这些“展示”和“炫耀”等仪仗、军容等都是一些“外在”手段,背离了自然。
如果你“无以巧胜人,无以谋胜人,无以战胜人”,也就是你不要用智巧去战胜别人,不要用谋划去打败别人,不要用战争去征服别人,自然能达成“无为而治”的终极目标。
通过修养内心的真诚,顺应天地自然之道,“夫民死已脱矣”即民众自然脱离苦难,此时“偃兵”已无意义,因为冲突的根源已消解,那么那些为了停止战争而标榜的“仁义”不是很可笑吗?
结合庄子在《天道》中说的一句话:“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我们就对庄子对战争的态度有了立体的认识。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庄子所处的战乱纷飞的战国时代,如果一个国家到了动用战争机器的时候,那一定是内忧外患非常严重,国家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而这个时候,就是道德没落的时候。
庄子认为,国家治理最重要的是顺应自然,遵从自然法则,让人民自由生活,社会安定,国家稳定,国运久长。
也就是说,在一个道德高尚、社会和谐的时代,是不会频繁地调动军队和使用武器的。只有当道德败坏、国家混乱时,才会依赖军事力量来平息动乱,拯救国家。
因此,“三军五兵之运”被视为“德之末”,是道德的最低境界,是不得已、没有别的办法而使用的策略,绝对不是治国的根本策略。
老子在《道德经》三十一章中也阐述过同样的理念。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
老子的意思就是(即有道的人主张“生”,而用兵的人主张“杀”的)兵器,是不吉祥的器具,并非君子所用的器具,如果需要使用,也一定是不得已才用它,使用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内心淡泊宁静为上(没有狂乱杀人之心)。君子使用武器,即使取得胜利,也不会赞美胜利;而那些赞美胜利的人,就是喜欢杀人的人。那些喜欢杀人的人,(是无道之人)是不可能实现自己统治天下的愿望的。
老子认为战争是“不祥之器”,应尽量避免,但在迫不得已时可使用,且需以“恬淡”“不美”为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我们现在看来,老子庄子的思想有着浓厚的理想色彩,但想想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理念还是有一定的深刻意蕴和启示意义的。
这一部分庄子的理念即使映射到现代社会,还是对我们有很多启示的。
现代的管理者,不要陷入魏武侯式的权利陷阱和“权利异化”。
现代管理的两个弊病,管理者要不想借助物质激励来辅助管理,要不想通过权术操控来掌控。其实更重要的,是顺应客观规律,要重视被管理者的精神层面、内心愿望和个性特质,顺势而为,借势而上。
真正的领导力应超越功利计算,关注系统性的和谐,避免以牺牲他人为代价的自我满足。达到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谐,实现管理的最大效用。
现代社会中也有魏武侯为了“仁义”而停止战争性质相同的“道德表演”与“政治正确”,许多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所赋予的政策与口号表面上为公共利益,实则隐含控制目的或资源争夺。
比如环保,若只强调口号而忽视经济结构转型等实际情况,便会沦为“形式” 空洞姿态,而无实际效用,反而影响了人们对环保的正确认识。
为什么现在的“公益”事业,频频出问题,公益热心者“人设”的坍塌,都与“道德表演”的功利化有关。
徐无鬼对“偃兵”的批判,直指强权国家以“维护和平”为名发动战争,如美国没有经过联合国授权,对几个主权国家发动的战争,没有消弭战争,反而制造出更多冲突。
如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带给两国人民的是更惨烈的境遇和没完没了的民不聊生,美国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中国政府摒弃和超越对抗思维,从文化理解、经济共享等根源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非依赖武力威慑或道德霸权来引起对抗和引发战争,遵从“和平之道”,是世界和平的坚定守护者。
作为一个普通人,庄子倡导的“脩(修)胸中之诚”,也启示对抗内卷与焦虑的方式,不是向外追逐更多资源,而是回归本心,拒绝被社会竞争的逻辑绑架,在简单而快乐的生活中体悟生命本真的满足。
总之一句话:恢复个体与世界的自然关系的“返璞归真”,唯有超越功利性思维,才能实现真正的和谐与自由。
好,我们明天继续学习庄子的《徐无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