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1月8日报道，特朗普前高级顾问、卫生部长卡利•米恩斯，在节目中指控部分幕僚长期向特朗普提供糟糕的建议，“在很多方面把他当作婴儿一样对待”。

看到这条报道，我只是微微一笑。实际上将特朗普当婴儿一样对待，绝非是今时今日才发生的事。在诸如斯蒂芬妮•格里沙姆的回忆录《现在我接受你的提问》以及伍德沃德在《愤怒》等著作中披露的细节里，早有此类说法。

大意是相同的，说一部分核心幕僚在任内长期控制信息来源、精心筛选呈递的书面简报，像对待“需要被安抚的婴儿”一样哄着、引导着这位美国总统，甚至利用其性格弱点推行私人或特定派系的政策主张。

并且，也不用对这个现象有多奇怪。毕竟美国人最懂美国人，这些幕僚把特朗普当作婴儿来对待，反而可能是精英官僚在面对一位超越传统政治范式、具备极高破坏性的领导人时，所能找到的唯一现实、有效且成本最低的执政与相处逻辑。

特朗普这个人，有极其独特的心理结构与信息接收习惯。西北大学著名心理学家丹•麦克亚当斯在其关于特朗普心理机制的研究中指出，特朗普在“大五人格模型”中呈现出罕见的高外向性与极低宜人性的组合，同时伴随着极高的自恋型与支配型特质。

特朗普精力充沛、极度渴望关注、社交主导欲强。他的多巴胺驱动机制活跃，不断寻找大型集会和媒体聚光灯以获得心理满足与认同感。这是典型的高外向型表现。

同时，他对抗性强、缺乏同理心、好战且极具攻击性。他不遵循传统的社会谦逊规范，倾向于将人际关系划分为“胜利者”与“失败者”，这是极低宜人性的表现。

这种心理结构，导致他活在极度依赖即时正向反馈与赞美的当下之中，对任何形式的批评或挫折都具备极强的反弹与攻击倾向。政治对手认为他在面对批评或阻碍时，表现出极强的反弹情绪，倾向于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即时的口头反击，类似于幼童对挫折的即时情绪反应。

麦克亚当斯提出了著名的“片段式人”理论：特朗普几乎活在“当下”这一时刻，缺乏传统政客对于过去历史一致性与未来长期规划的沉重负担。这种心理结构使他在前一秒言之凿凿、后一秒全盘否认时，内心不会产生认知失调，展现出极高的口头防御力。

在心理学和政治分析中，有学者讨论过其“自恋型”特质，认为他高度依赖赞美与关注，将周围发生的事物均归因于对自己的支持或攻击。他的演讲和表述常使用极度简化、重复性高的词汇，如Huge、Sad、Bad、Fake，这种直白、非传统政客式的表达被批评者比作童言童语。

与这种心理结构相匹配的，是他对传统复杂政策信息的天然排斥。

特朗普几乎不阅读长篇大论的机密政策报告，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原本长达数十页的每日总统简报，在特朗普任内被逼退化改造成包含了大量图片、图表、大字标题以及频繁提到他名字的极简版本。

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与约翰•博尔顿等人在随后的回忆中均提及，如果简报中没有足够吸引眼球的视觉符号或能满足其成就感的表述，总统会在数分钟内失去兴趣并转向电视新闻。

面对这样一位情绪反应极其直接、心理防御机制极度敏感的最高决策者，华盛顿的官僚体制如果强行按照传统文官模式运行，无异于用复杂的方程式去试图说服一个凭直觉行动的人，除了引发情绪对抗外，收不到任何实质效果。

这么一看，幕僚们自发演化出了一套对待高敏感个体或幼童的经典心理抚慰与引导机制，是不是就很合理？

这不能简单说是愚弄，准确说更像一套系统性的心理安抚工程，旨在将领导人的情绪波动维持在政治体制可以承受的安全阈值之内。

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这种“将总统当作婴儿”的信息管理模式，也并非是无用的，它有助于建制派精英规避国家级重大风险。

特朗普在国际博弈与国内政治中极其擅长使用冷战时期所谓的“疯子理论”，即通过表现出极度的不可预测性、善变性与强硬姿态，迫使谈判对手因无法评估风险而做出让步。

这种策略在某些商业谈判与外交拉锯中收效显著，但在涉及国家安全与战略的顶级博弈中，却容易因信息误判而引发不可逆转的灾难。

比如2020年1月美军清除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后，美方一方面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极其强硬的“若敢报复将打击52个目标”的极端威慑，另一方面白宫与国会、军方的表态混乱不一，向中东地区传递了极度混乱的战略意图。

伊朗方面无法判断美军的言论是否意味着全面入侵的开始，仅数天后，高度紧张的伊朗防空部队在德黑兰附近误将乌克兰国际航空PS752号航班识别为入侵的巡航导弹并击落，造成176人全数遇难。

那么，在总统性格难以改变的前提下，庞大的美国官僚体系究竟靠什么来防止全局失序？答案正是幕僚们那些看似近乎荒谬、实则精准管用的信息围堵与心理介入。

有个典型案例可以体现幕僚们这种策略的效果。

前白宫幕僚长约翰•凯利与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在任期间，曾建立了一套极为严密的“文件拦截机制”。当特朗普在情绪冲动下要求签署可能引发全球贸易战的退约声明或极端行政命令时，科恩等人会暗中将这些已经起草好的关键文件从总统的办公桌上“悄悄抽走”。

由于特朗普的注意力高度依赖于眼前出现的实物与即时刺激，一旦文件离开他的视野，他的注意力就会迅速被新的电视新闻或社交媒体议题拉走，从而避免了数起可能引发重大国际经济震荡的政策灾难。

举个例子，2017年春，特朗普在集会情绪推动下，要求立刻起草退出北美自贸协定的行政通知。如果美国单方面退出，将彻底瘫痪北美数十年来建立的农业与汽车供应链，引发道琼斯指数暴跌及美加墨边境经济危机。

当白宫幕僚秘书罗伯•波特向科恩通报退约信已准备妥当时，特朗普在办公室催促：“为什么还没弄好？做你们的工作！你们就是在拖延我！”面对情绪激动的总统，科恩再次如法炮制，直接将桌上的退约声明“悄悄抽走”。

科恩不仅抽走了文件，还与农业部长等幕僚联合制作了一张地图呈给特朗普，直观展示退约将直接重创支持他的农场主选区。在视觉刺激和文件消失的双重作用下，特朗普放弃了立刻退约的念头，转而同意重新谈判，即后来的《美墨加协定》。

所以，这种在外界看来近乎哄骗小孩的手段，实际上是美式官僚系统在面对极端决策时，自发演化出的一套政策避险机制。并且，效果看来还不错。

而在另一方面，这种信息不对称与心理掌控，也确实为各路幕僚与利益集团进行政见的“借壳上市”提供了绝佳的土壤。

幕僚们深知特朗普极易受到“最后一位说话者”或“最具情绪渲染力提案”的影响。前首席战略家班农以及极右翼顾问斯蒂芬•米勒等政策操盘手，正是敏锐地抓住了特朗普对极简符号、强烈阵营对立的偏好，将自身极其激进的移民限制政策与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包装成能够立刻带来媒体热度与竞选集会欢呼的“伟大胜利”。

幕僚们利用总统对即时赞美的渴望，将原本高度复杂的国家政策精简为一个个响亮的口号，成功诱导总统签字授权，从而在暗中主导了美式政治的实质走向。

当然，特朗普身边的幕僚们比任何人都清楚，特朗普的这种特质，也是他权力的来源之一。支持者认为他不像传统政客那样讲究文绉绰绰的官话或虚伪的外交辞令，他的即兴表述和直抒胸臆被视为“真实”、“接地气”。支持者将他面对攻击时的强烈反击视为不服输的“战斗精神”，认为这种强硬姿态代表了为普通大众发声的决心。

因此，幕僚们不可能去试图剥离这种个人特质，于是转而选择了另一种顺势安抚、定向引导的现实策略。

在台前，他们完全顺应并强化特朗普作为政治强人的宏大叙事，让他继续扮演那位打破一切传统规范、强行锁定全球媒体焦点的超级主角。而在幕后，幕僚们则运用类似于照顾巨婴的精细化信息管理与心理操纵，维持着庞大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政策延续与利益分配。

这看上去极为讽刺，却又极其精准。外界看到的，或许只是“幕僚操纵总统、白宫混乱不堪”的荒诞大戏，而置身其内的参与者们，却是用最小的政治代价值羁绊住这头破坏力巨大的政治猛兽，使其既能为己所用，又失控不到毁灭体制本身的地步。

只能说，这些幕僚是真正洞悉美式政治游戏规则的，这或许不是一种优雅的执政状态，但面对特朗普这样的政治异类，这恐怕确实是他们能够找到的最正确、也唯一有效的生存与治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