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的黄土之下，十五万片甲骨静默如谜。它们承载着商王武丁对风雨的焦灼、妇好对征战的占卜、整个王朝对鬼神的三百余年叩问，却唯独对一个被后世奉为华夏之始的王朝讳莫如深——夏。

这个被司马迁写入《史记》、被孔子追思、被历代帝王奉为"家天下"开端的朝代，在其直接继承者商人的占卜档案中，竟未留下丝毫名号的痕迹。

这不禁令人遐想：如果商汤灭夏的壮举真实存在，为何胜利者从未在卜辞中提及那个被征服的王朝？

如果"夏"之名确凿无疑，为何这十五万片承载着商代政治、军事、祭祀核心机密的甲骨，竟对这个前朝保持如此彻底的沉默？

问题的源头，要从二里头那片夯土基址说起。

当考古学家在洛阳平原发掘出这座公元前十八世纪至前十六世纪的超大型都邑，当其宫殿区的建筑格局、青铜礼器的铸造工艺、绿松石龙形器所昭示的王权象征，与文献所载夏纪年高度契合时，一个文明实体的轮廓已然清晰。

然而，清晰的是文明，模糊的是称谓。遗址中刻划符号零星，却未见能自证国号的文字系统。我们找到了夏的"肉身"，却找不到它的"名帖"。

这种考古与文献的错位，恰是夏代史研究最吊诡之处：传统史书中言之凿凿的王朝，在同时代文字记录中却无迹可寻。

甲骨文本身，是解谜的第一把钥匙，却也成了最深的谜题。

一八九九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药材"龙骨"上瞥见的那些刻痕，掀开了晚商政治神秘幕布的一角。

从盘庚迁殷到帝辛覆亡，约公元前一二五零年至前一零四六年，这十五万片卜辞构成了商代社会的全息档案。

山川祭祀、方国征伐、生育疾病、田猎收成，事无巨细，皆须问诸鬼神。

如此庞杂的记录系统，若商人确有前朝记忆，理当有所体现。

然而，穷尽所有已释读的卜辞，"夏"字始终未曾作为国号出现。

这迫使学者们直面两种可能：要么甲骨文因其功能专门性，根本无意追溯前朝国号——卜辞旨在沟通神灵，而非编纂史书，对已然覆灭的政权缺乏关注亦在情理之中；要么，"夏"根本就不是商人使用的称谓。

胜利者或许有另一种命名方式，一种被我们遗忘在时间长河中的叫法。

这种怀疑，将视线拉向传世文献的暧昧地带。

先秦典籍中，"禹"的代称反复出现，构成第一条线索。

《诗经·商颂》虽为宋国祭祀殷先祖的乐歌，却云"设都于禹之绩"，将商之疆域置于大禹治水的功绩之上；《叔夷钟》铭文亦有"处禹之堵"，表明至少在东周，以"禹"指代夏统已成惯例。

但问题在于，这些皆为后世追述。周人承自商人，商人的历史记忆经过周人筛选与重述，其原貌早已模糊。

以"禹"代"夏"，究竟是商人传统，还是周人构建的叙事便利，实在难以断言。

更神秘的线索来自于“清华简”中的“西邑夏”三字。

二零零六年，一批战国竹简出现在香港，清华校友自香港拍卖市场追回，于二零零八年捐赠于清华大学，因此得名“清华简”。

经碳十四测年，其确为公元前305±30年制品，属战国中晚期楚简，未经秦火，断代与真伪经学界严苛审查后，主流意见认其为真。

“清华简”中《尹诰》篇载伊尹言："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

这段文字便将"西邑"与"夏"的连称提前至了战国文本，且明确指向伊尹辅佐商汤灭夏的史实。

它至少证明，在战国人的历史认知中，"西邑夏"是一个固定的称谓。

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逻辑链条：商人可能以"西邑"指代夏，周人承袭此说，至战国时期仍见诸竹书。

然而，疑古与信古的争论从未止息。清华简的解读存在分歧，有学者认为"西邑"仅是西部城邑的泛称，未必特指夏都；且孤证不立，仅凭一篇战国逸书，难以坐实商代三百年间的称呼习惯。

而甲骨文中，"西邑"也曾数度现身。

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贞于西邑"、"西邑害"等残辞，其语境或指西边的城邑，或为祭祀对象，或因文字残泐而语焉不详。

这个巧合令人兴奋：传世文献中的"西邑夏"，与卜辞中的"西邑"，是否指向同一实体？

若如此，商人不称"夏"而呼"西邑"，似乎与他们的地理视角相符——夏之核心在商都西北，称"西邑"合乎逻辑。

但是，卜辞中的"西邑"出现在祭祀语境中，商王"于西邑"祭告，究竟是在禳祓夏人祖先的亡灵，还是祈祷西部疆域的安宁，抑或祭祀名为"西邑"的某位神祇，学界仍无定论。

更深层的困惑在于，"夏"之名本身，可能是周人确立的称谓。

周人代商，同样需要历史合法性。他们将商汤灭夏的叙事纳入"天命靡常"的框架，需要一个明确的朝代名称来构建"夏-商-周"三代相继的谱系。

"夏"字本义为"大"、"雄武"，作为国号，或许正是周人赋予前朝的美誉。

商人自用"大邑商"，周人则称前朝为"夏"，这种命名权的转移，在历史记忆的层累中屡见不鲜。

甲骨文的沉默，或许恰恰因为它记录的是商人的现实世界，而非周人构建的历史叙事。

因此，当我们把视野从具体称谓转向历史记忆的生成机制，夏朝之谜便显现出更宏大的文明意涵。

甲骨文中不见"夏"，不意味着夏不存在，而意味着我们对"存在"的理解需要深化。

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不一定依赖自我称谓的留存，它可以活在后继者的口述中，活在地理名称的残留里，活在神话传说的变形中。

二里头遗址的宫殿、青铜、绿松石龙，证明了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前十六世纪中国存在一个高度发达的广域王权国家；商汤灭夏的传说，在商人自己都未必有意识将其文字化的情形下，被周人记录、强化，最终定型为"三代之始"。

这个过程中，名称的模糊与身份的确认，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清华简《尹诰》的价值，不仅在于可能破解称谓之谜，更在于它展示了战国时代对早期历史的重构热忱。

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述古史，夏商周的历史叙事在争鸣中被不断丰富、裁剪、重塑。

"西邑夏"的说法，或许正是这一层累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司马迁作《史记》，以"夏本纪"开篇，将散乱的传说整合为系统的王朝谱系，标志着夏代叙事在官方史学中的最终定型。

从甲骨文的沉默，到战国简的启示，再到太史公的笔削，"夏"之名历经千年方才稳固。

这个过程本身，比夏朝是否存在更具启示意义——它揭示出中华文明如何对待自身源头：不是简单的考古实证主义，而是在不断阐释中赋予过去以意义。

历史学的吊诡正在于此。我们追求真相，却常常发现真相的载体比真相本身更复杂。

商人不书"夏"，周人始称"夏"，这种断裂与接续，恰是文明延续的真实样态。

于是，甲骨文的沉默不再是缺憾，而成为一种深刻的提醒。

它告诉我们，历史的许多层面，本就存在于文字之外。

那些未被书写的，未必是虚构；那些被频繁言说的，未必是原貌。

夏朝的迷雾，恰是中华文明自我认知的镜子——我们如何在证据的碎片中拼凑图景，如何在叙事与真实之间保持敬畏，如何在层累的记忆中分辨每一代人的苦心。

那些未曾说出的话语，那些刻意回避的称谓，那些散佚在甲骨残片与竹书简册之间的记忆，共同构成了一个比"夏"字更宏大的真相：历史不仅是过往，更是后世不断理解、命名与重构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