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秋天，我十九岁，从上海插队到了皖北的一个小村子。那地方叫柳树湾，名字好听，其实穷得叮当响。全村找不出几棵像样的柳树，倒是黄土坡上一排排歪歪扭扭的土坯房，看着让人心里发凉。我背着铺盖卷下车的时候，脚踩在泥地上，鞋帮子立刻糊了一层黄泥。秋风一吹，满嘴都是土腥味。接我的是大队会计老刘，他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我的行李。一路上他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回头看看我，眼神里说不清是同情还是麻木。
到了知青点，我才知道自己住哪儿。那是三间土房，墙皮大片大片地脱落，屋顶上长着几丛荒草。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糊着，风一吹呼啦啦地响。屋里摆着两张木板床，一张已经有人了——后来我知道那是我室友赵大勇，比我早来半年，山东人，黑得像块炭，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
"来了？"他正在床边补袜子，抬头瞅了我一眼，"我叫赵大勇，你呢？"
"陈默。"
"陈默？好名字。"他点点头，继续穿针引线，"你从哪儿来？"
"上海。"
"上海好啊。"他叹了口气，"听说上海有电灯，一拉就亮？"
我说是的。他沉默了一会儿，把补好的袜子翻过来套在脚上，嘟囔了一句："妈的，这鬼地方。"
那天晚上，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听着窗外呼啸的风声，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在上海的时候，虽然家里也不富裕，但好歹有电灯有自来水有热饭吃。到了这儿，什么都没有。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熏得人直流眼泪。水要去村头的井里挑，米要自己煮，柴要自己劈。
第二天一早，生产队长敲着铜锣在村子里喊："上工了——上工了——"
我和赵大勇扛着锄头跟着大伙儿下地。那是我第一次干农活，锄头沉得要命，没抡几下手掌就磨出了血泡。太阳从东边升到头顶，又从头顶挪到西边，我像头驴一样在玉米地里来回锄草，腰弯得几乎断了。中午吃的是红薯面窝窝头，又干又噎，就着咸菜咽下去，胃里烧得慌。
傍晚收工回来，我浑身像散了架一样倒在床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赵大勇倒是精神，他端着一碗稀粥坐在床边，一边喝一边说："陈默，你这身子骨不行啊，得多练。我刚来的时候也这样，现在好多了。"
我没理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渐渐习惯了这种生活。天不亮起床，天黑收工，中间除了吃饭就是干活。知青点一共住了六个男知青，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来自上海、南京、合肥。大家白天一起下地，晚上挤在土屋里聊天吹牛，日子虽然苦，倒也不算太难熬。
但苦是苦，饿也是真饿。
农村的粮食定量少得可怜，我们这些知青每月三十二斤口粮，听起来不少，但全是粗粮——红薯面、玉米面、高粱米，偶尔有一点白面就算过年了。油水更是少得可怜，一个月半斤油，炒菜时锅底抹一层就算放了油。
赵大勇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得："陈默，人饿极了什么都干得出来。"
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正在玉米地里偷掰玉米棒子。那是秋天，玉米熟了，棒子又大又沉，金黄的颗粒饱满得要炸开。我们趁队长不注意，每人怀里揣了三四个，晚上回去煮着吃。那是我第一次干这种事，心里怦怦直跳，像做贼一样。
但比起后来干的事，偷玉米根本不算什么。
真正让我走上那条路的，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晚上。
那天特别冷，北风刮得像刀子一样。我们刚收完红薯，手冻得开裂，渗着血。晚上回到知青点，锅里煮的是红薯面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六个人围在锅边，每人盛一碗，几口就喝完了，肚子还是空的。
赵大勇舔着碗底说："不行，这样下去人得饿死。"
"那怎么办？"另一个知青叫孙志远，南京人，瘦得像根竹竿，"总不能去偷吧？"
赵大勇嘿嘿一笑："偷怎么了？这年头谁不偷？农民自己都偷集体的，咱偷点怎么了？"
没人接话，但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农村人偷粮食是公开的秘密，收工的时候裤腿里藏几根玉米，怀里揣几个红薯，队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知青偷东西性质不一样，一旦被抓住，轻则写检讨，重则送回去。
那天晚上我饿得睡不着，翻来覆去。肚子咕噜噜地叫，像有一只手在里面搅。我想起上海家里的红烧肉，想起母亲做的糖醋排骨，想起街角那家面馆的阳春面——光是想想，嘴里就泛酸水。
第二天傍晚，收工回来的路上，我经过村东头一户人家。那是一间孤零零的土屋，比别家的矮半截，屋顶上的茅草都发黑了。院子里养着几只鸡，在土里刨食。
我停下来看了一会儿。那几只鸡肥肥的，油光水滑，一看就是养得好。我咽了口唾沫，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但很快我就把这个念头压了下去。偷东西是可耻的，我从小被教育不能拿别人的东西。父亲是小学老师，母亲是纺织厂工人，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家教严，偷鸡摸狗的事绝对不能干。
可是那天晚上，我还是饿。
第三天傍晚，我终于没忍住。
我等到天完全黑了，村里人都关了灯，才悄悄从知青点溜出来。月亮被云遮住了，四下里黑漆漆的。我光着脚踩在冻硬的土地上，脚趾头冻得发麻。走到那户人家院外，我趴在土墙上往里看。
院子里静悄悄的，鸡窝在屋檐下，用竹篱笆围着的。我翻墙进去，落地的时候发出一声闷响，吓得我心脏差点跳出来。等了几秒钟，屋里没有动静，我才蹑手蹑脚地摸到鸡窝前。
鸡窝里有三只鸡，挤在一起睡觉。我伸手进去，摸到一只最肥的，攥住它的脖子往外拽。那鸡被惊醒了，扑腾着翅膀想叫，我赶紧用手捂住它的嘴，另一只手死死掐住它的喉咙。它在我手里挣扎了几下，然后不动了。
我抱着鸡翻墙出来，一路小跑回到知青点。赵大勇还没睡，他看见我怀里抱着的东西，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他娘的真干了？"
"小声点。"我把鸡塞到床底下，"明天晚上弄来吃。"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心跳得好快。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兴奋。我偷了一只鸡。一只活生生的鸡。明天晚上，我们就有肉吃了。
但我不知道的是，那只鸡，改变了我一生的轨迹。
第二天是星期天，不用上工。我起了个大早，趁着天还没亮，把鸡拎到村后的小河边杀了。鸡血滴在河水里，像一条红色的丝带。我笨手笨脚地拔毛，烫水烫了好几遍才拔干净。内脏掏出来，鸡胗和鸡肝留着，鸡肠子扔了。
回到知青点，我用砖头垒了个灶，架起锅，把鸡肉剁成块煮上。没有多少调料，只有盐，但我从赵大勇那儿偷了一把干辣椒，又从孙志远那儿弄了一头大蒜。水开了，鸡肉在锅里翻滚，香味飘出来，整个知青点的人都围了过来。
六个人围着一锅鸡肉，吃得满嘴流油。骨头啃得嘎嘣响，汤喝得一滴不剩。我从来没有觉得什么东西这么好吃过。那是我这辈子吃过最香的一顿饭。
"陈默，你他娘的从哪儿弄来的鸡？"赵大勇一边啃鸡腿一边问。
"别问。"我说。
他也没再追问。大家心照不宣。
但事情没那么简单。
那只鸡的主人，是村里的一个寡妇，叫柳凤英。
柳凤英我早就见过。她三十出头，丈夫三年前修水库的时候被石头砸死了，留下她一个人过活。她长得不算漂亮，但眉眼间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不是那种娇滴滴的好看，而是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粗糙的、带着韧劲的美。她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了深麦色，手指粗短有力，走路的时候腰杆挺得笔直。
村里人对她议论不少。有人说她克死了丈夫，有人说她作风不好，还有人说她半夜跟别的男人私会。但这些都是闲话，没人拿得出证据。柳凤英对这些闲话从不理会，她该干嘛干嘛，下地干活、喂鸡喂猪、挑水劈柴，一个人撑起一个家。
她养的那几只鸡，是她最值钱的东西。鸡蛋拿到供销社去换盐换火柴换针头线脑，鸡养肥了过年杀了吃肉或者卖掉。三只鸡，就是她大半年的指望。
所以当我偷了她的鸡之后，她不可能不发现。
果然，第二天一早，村里就炸了锅。
"谁偷了我的鸡！"柳凤英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喊。她的声音又尖又亮，穿透了整个柳树湾。
我躲在知青点的窗户后面，透过塑料布的缝隙往外看。柳凤英站在寒风里，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脸涨得通红。她挨家挨户地敲门，问有没有人看见她的鸡。
没人承认。
她又跑到知青点来。六个知青排成一排站在院子里，她一个一个地看过去，眼神像刀子一样。
"昨晚谁出去了？"她问。
没人说话。
她的目光最后落在我身上。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但我能感觉到她在盯着我，盯了好几秒。
"是你？"她突然说。
我猛地抬起头，心脏几乎停跳。"不是我。"
"不是你？"她冷笑一声，"那你慌什么？"
"我没慌。"我硬着头皮说。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然后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回头说了一句："偷鸡摸狗的东西，不得好死。"
那句话像一记耳光，狠狠地抽在我脸上。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柳凤英的那句话在我脑子里一遍遍回响。偷鸡摸狗的东西，不得好死。我闭上眼睛，看见父亲严厉的脸，看见母亲失望的眼神。我从小到大都是好学生，从没做过这种事。可现在，我成了一个偷鸡贼。
更让我难受的是，我偷的是她的鸡。一个寡妇，一个死了丈夫的女人，她的生活已经够苦了，我还去偷她的鸡。三只鸡，她大半年的指望，被我一顿吃掉了。
我突然觉得很恶心。不是对那顿鸡肉恶心，而是对自己恶心。
第二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补偿她。
但我不知道怎么补偿。直接给她钱？我没有钱。给她买一只鸡？我上哪儿买鸡去？而且就算我给了她一只鸡，她也不会要——她知道是我偷的，她恨我。
我想了很久，最后决定用最笨的办法：帮她干活。
柳凤英一个人过活，地里的活全靠自己。她分了三亩地，种着玉米和红薯。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三亩地不是小数目。我决定帮她干活，算是还债。
那天傍晚收工后，我扛着锄头走到她家地里。她正在锄草，看见我过来，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看着我。
"你来干嘛？"她问。
"我帮你干活。"我说。
"谁要你帮？"她冷冷地说，"偷了鸡还来装好人？"
"我不是装好人。"我说，"我偷了你的鸡，我知道错了。你让我帮你干活，算我还你的。"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眼神复杂。有恨，有不屑，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你会干活吗？"她问。
"会。"
"你会个屁。"她嗤笑一声，"你们这些知青，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帮我干活？"
"我学。"我说。
她没再说话，转身继续锄草。我站在地头，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过了几分钟，她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愣着干嘛？锄头在那儿。"
我捡起地上的锄头，跟着她干了起来。
那是我第一次认真干农活。不是因为队长盯着，不是因为挣工分，而是因为我想弥补。锄头很沉，我抡了几下就满头大汗，手掌上的血泡又磨破了，疼得钻心。但我咬着牙没停。
柳凤英在前面干，我在后面跟着。她锄得又快又匀，一行玉米苗整整齐齐。我锄得歪歪扭扭，时不时把苗锄掉，把草留下。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摇摇头。
"你这叫干活？"她说，"你这是糟蹋庄稼。"
"我……我不太会。"我讪讪地说。
"不会就学着点。"她走过来，站到我身后，握住我的手，教我怎么握锄头，怎么用力，怎么分辨苗和草。"苗是直的，草是歪的。苗的根深，草的根浅。锄的时候贴着地皮走，别伤着苗的根。"
她的手粗糙得像树皮，但很热。她的胸贴着我的后背，我能感觉到她的体温。她的呼吸喷在我的脖子上，热乎乎的。我突然有点慌，手里的锄头差点掉地上。
"专心点。"她松开手，退后一步。
那天傍晚，我们一直干到天黑。三亩地锄了一半，剩下的她说明天再来。回去的路上，她走在我前面，一句话也不说。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她没有看起来那么凶。
从那天起，我每天傍晚都去帮她干活。一开始她总是冷言冷语，说我笨手笨脚，说我干得还不如她一个人快。但我不在乎。我每天准时出现，锄地、挑水、劈柴、喂猪，什么活都干。慢慢地，她的态度有了变化。她不再骂我了，偶尔还会给我倒一碗水。
有一次我劈柴的时候，斧头滑了，砍在手指上，血一下子涌出来。她看见了，二话不说拉着我进屋，从柜子里翻出一块干净布，蘸了热水给我清洗伤口，又撕了一块布条给我包扎。
"笨死了。"她说，但手上的动作很轻。
我看着她低头给我包扎的样子，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不是感激，不是愧疚，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的睫毛很长，鼻梁挺直，嘴唇微微抿着，像是在生气，又像是在心疼。
"好了。"她包扎完，松开我的手，"以后小心点。"
"谢谢。"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转身出去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和柳凤英之间有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说不上来是什么关系——不是朋友，不是亲人，也不是……别的什么。就是一种默契。每天傍晚我准时出现在她家地里，她准时出现在地头。我们并肩干活，偶尔说几句话，大部分时间沉默。
村里人开始议论了。
"看见没？那个上海知青，天天往柳寡妇家跑。"
"啧啧，年轻人，血气方刚的，能忍得住？"
"柳寡妇也是，三十如狼四十如虎，能不馋？"
"一个寡妇一个光棍，干柴烈火的，能不出事？"
这些闲话传到我耳朵里，我装作没听见。但柳凤英听说了，她的脸色变了。有一天傍晚，她突然对我说："你别来了。"
"为什么？"我问。
"不为什么。"她说，"村里人嚼舌根，我不想听。"
"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
"我在乎。"她看着我，眼神很冷，"陈默，你才十九岁，我三十二了。你是从上海来的，迟早要回去的。而我，这辈子就在这村里了。我们不是一路人。"
"我……"
"别说了。"她转身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暮色里。心里空落落的。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认真想她说的那些话。她说得对，我们不是一路人。我是上海知青，迟早要回城的。她是农村寡妇，一辈子离不开这片土地。我们之间隔着年龄，隔着身份，隔着千山万水。
但我想念她。不是那种想念，是另一种。我想念每天傍晚和她一起干活的时光，想念她冷着脸骂我笨的样子，想念她给我包扎伤口时手指的温度。我想念她的一切。
我十九岁，从来没有喜欢过谁。在上海的时候，学校里有漂亮的女同学，但我从没往心里去。我以为自己还没到那个年纪。但现在我知道了，不是没到年纪，是没遇到那个人。
那个人是柳凤英。
但我不敢说。我说不出口。一个十九岁的知青，喜欢上一个三十二岁的寡妇？说出来会被人笑死。而且她也不会接受。她比我大十三岁，她有她的骄傲，有她的自尊。她不会跟一个毛头小子在一起。
所以我只能把这份感情压在心底，每天傍晚去她家地里，远远地看她一眼，然后默默地干活。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我的控制。
那是一九七五年春天，知青点出了事。
孙志远偷了生产队的化肥，被抓住了。化肥是紧俏物资，偷化肥是大罪。队长带着人搜了知青点，在我们每个人的床底下都搜出了东西——赵大勇藏了粮食，另一个知青藏了柴油，我床底下藏着从柳凤英家拿的半袋红薯（这是我后来偷偷拿的，想给她送回去，但一直没送）。
所有人都被叫到大队部，挨个审问。孙志远被定性为"盗窃集体财产"，要送公社处理。其他人写检讨，在全村大会上念。
我站在大队部的土屋里，浑身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被处理，而是因为我床底下的红薯。如果有人追问红薯是从哪儿来的，如果有人去柳凤英家核实，如果柳凤英说出我偷鸡的事——那我就完了。偷鸡事小，但加上偷化肥、偷粮食，性质就变了。我会被打成"盗窃犯"，遣送回上海，一辈子背着污点。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去找柳凤英，求她别说。
我跑到她家，敲门。她开门看见是我，愣了一下。
"这么早？"她说。
"凤英姐。"我第一次叫她姐，声音发抖，"我出事了。"
她让我进屋，关上门。我坐在炕沿上，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我说我偷了生产队的化肥，虽然不多，但被抓住了。我说我床底下有从她家拿的红薯，如果被查出来，她也会被牵连。我说我求她别说，求她帮我。
我说完这些，低着头，不敢看她的脸。
沉默了很久。
"你偷化肥干什么？"她问。
"没干什么。"我说，"就是……想带回去种点菜。"
"胡说。"她说，"化肥是紧俏东西，你带回去能种什么菜？"
我没说话。其实化肥是我帮赵大勇藏的，他拿去换钱了。但我不能说，说了赵大勇就完了。
"陈默。"她叫我的名字，声音很轻，"你到底是个什么人？偷鸡，偷化肥，偷红薯。你到底还偷了什么？"
"我没偷别的。"我说。
"你偷了我的心。"她说。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嘴唇微微颤抖。"你偷了我的心，你知道吗？"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从你第一次来帮我干活，我就知道。"她说，"你那双眼睛，看着我的时候，像个小狗一样。我三十二岁了，什么没见过？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不能。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我终于找到了声音。
"因为我是寡妇。"她说，"因为村里人会说闲话。因为你迟早要回上海。因为……因为我爱不起。"
"我爱得起。"我说。
她笑了，笑得很难看。"你懂什么叫爱？你十九岁，你连自己都养不活，你懂什么叫爱？"
"我懂。"我说，"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知道我们不是一路人。但我控制不住。每天傍晚看见你站在地头，我就觉得这一天没白过。你骂我笨，我高兴。你给我倒水喝，我高兴。你给我包扎伤口，我高兴得想哭。凤英姐，我知道我不该喜欢你，但我就是喜欢。"
我说完这些，眼泪流了下来。
她看着我哭，眼圈也红了。她伸出手，粗糙的手掌贴上我的脸，擦掉我的眼泪。
"傻孩子。"她说。
然后她抱住了我。
我埋在她的怀里，闻着她身上的味道——是泥土的味道，是汗水的味道，是柴火的味道，是生活的味道。那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
从那天起，我们在一起了。
不是那种光明正大的在一起。是偷偷摸摸的，是见不得光的。每天晚上等村里人都睡了，我悄悄溜到她家，从后窗翻进去。她等着我，炕上铺着干净的床单，枕边放着一碗热水。我们抱在一起，什么都不做，只是抱着。有时候说几句话，有时候只是沉默。
她说她丈夫死的时候，她觉得自己也死了。三年了，她一个人过活，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风言风语。她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会再有人抱她，不会再有人疼她。直到我出现。
"你是个贼。"她说，"偷鸡贼，偷心贼。"
"我偷了你的心，就拿不回来了。"我说。
"那就别想拿回来。"她说。
但纸包不住火。村里人很快就发现了。
先是有人看见我晚上从柳凤英家后窗翻出来。然后有人看见我们白天在地里干活的时候靠得太近。再后来，有人看见我们一起去井边挑水，她帮我扶着扁担。
闲话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整个柳树湾。
"柳寡妇跟上海知青搞上了。"
"那个陈默，才十九岁吧？老牛吃嫩草。"
"柳凤英真不要脸，勾引知青。"
"知青也不是好东西，偷鸡摸狗的，什么坏事都干。"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不在乎。但传到柳凤英耳朵里，她受不了了。
那天晚上，她跟我说："我们不能再这样了。"
"为什么？"
"村里人要逼死我了。"她说，"队长找我谈过话了，说我作风不正，要开批斗会。"
"批斗会？"我吃了一惊。
"嗯。"她点点头，"说我是'破鞋'，要拉我去台上斗。"
我的心沉了下去。批斗会在那个年代不是闹着玩的。被斗的人要站在台上低头弯腰，接受群众的唾骂和批判。很多人被斗完就疯了，或者自杀了。
"我不怕。"我说，"大不了我跟他们拼了。"
"你拼什么？"她苦笑，"你一个知青，拼得过全村人？"
"那怎么办？"我问。
"分开。"她说，"你回知青点，我一个人过。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不。"我说，"我不可能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陈默，你听我说。"她抓住我的手，紧紧地攥着，"你还年轻，你还有前途。你不能因为一个寡妇毁了自己。回城的名额迟早会下来，你要回上海，你要过好日子。跟我在一起，你什么都没有。"
"我不要回上海。"我说，"我要跟你在一起。"
"你胡说！"她突然提高了声音，"你从上海来的第一天就恨这个地方，恨这里的一切。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每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我知道你在想家。你想回上海，想回你爸妈身边。你只是……只是暂时离不开我。"
她说得对。我想回上海。我想家，想母亲做的菜，想父亲的书房，想上海的街道和电车。但我更想她。
"凤英姐。"我说，"我回上海，你也跟我走。"
她愣住了。"我？去上海？"
"对。"
"陈默，你疯了。"她说，"我是农村人，大字不识几个，去了上海怎么活？而且你爸妈……他们会要我吗？我比你大十三岁，还是个寡妇。"
"我不管。"我说，"我去跟他们说。"
"别说。"她摇头，"别说。陈默，你听我一句。你回你的上海，我留我的柳树湾。这是最好的结局。"
"这不是结局。"我说，"这是逃避。"
"这就是结局。"她说，眼泪流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吵了一架，最后不欢而散。我翻窗回到知青点，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
第二天，事情变得更糟了。
队长真的要开批斗会。他让人在村口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台子，让柳凤英站在上面，低头弯腰，接受批判。罪名是"通奸"和"腐蚀知青"。
消息传开，全村人都去了。我也去了。我站在人群后面，看着台上的她。她低着头，头发散乱，脸上没有表情。队长在台上念批判稿，念完之后让群众发言。
第一个站起来的是村里的王婆，她指着柳凤英骂："不要脸的东西！勾引知青，败坏风气！"
然后是李大爷："这种人就该赶出村子！"
然后是张大婶："克死丈夫还不够，还要勾引小伙子，真是祸害！"
一句比一句难听。柳凤英低着头，肩膀在抖。我不知道她是气的还是怕的。我想冲上去，想把她拉下来，想跟那些人拼命。但赵大勇拉住了我。
"别去。"他说，"你去了她也保不住。"
"放开我。"我说。
"陈默，你冷静点。"他死死抓着我的胳膊，"你现在上去，两个人一起完蛋。"
我挣扎了几下，没挣脱。我看着台上的柳凤英，心像被刀割一样。
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最后队长宣布：柳凤英要写检讨，在全村大会上念；同时取消她当年的工分补贴。
人群散去，柳凤英从台上下来，低着头往家走。我甩开赵大勇的手，追上去。
"凤英姐。"
她没回头。
"凤英姐！"
她停住脚步，但没有转身。
"我带你走。"我说。
"走不了。"她说。
"能走。"我说，"我认识路，翻过那座山就是公路，搭车去县城，再坐火车去上海。"
"陈默，你听不懂人话吗？"她终于转过身来，脸上有泪痕，"我不能走。我走了，这房子怎么办？这地怎么办？我死了的男人怎么办？"
"那些都不重要！"我说。
"重要！"她喊，"对我来说重要！这是我的家，我的根。我走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你有我。"我说。
"你有我有什么用？"她说，"你连自己都保不住。你以为你带我走，我们就能在一起？你爸妈会打死你，上海人会笑死你。我们连饭都吃不上。"
"我们可以一起挣饭吃。"
"怎么挣？"她冷笑，"你一个知青，我一个寡妇，在上海怎么活？你去扫大街，我去给人洗衣服？然后呢？然后一辈子被人看不起？"
"我不怕被人看不起。"
"我怕。"她说，"我怕你后悔。我怕你有一天看着我，想着如果当初没跟我走，你现在过得有多好。我怕你恨我。"
"我不会。"
"你会。"她说，"你才十九岁，你不懂。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懂了。"
她转身走了。这一次我没有追。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她的话。她说得对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我爱她，我想和她在一起。如果连这一点都不确定，那我这个人就太可悲了。
第二天一早，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回上海，但不是一个人走。我要带她走，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去找她，她不在家。邻居说她天没亮就下地了。我跑到地里，看见她一个人在锄草。太阳刚刚升起，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凤英姐。"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要回上海了。"我说。
"什么时候？"
"下个月。知青办通知的，第一批回城名额下来了，有我的。"
她手里的锄头停住了。
"你走吧。"她说。
"你跟我一起走。"
"我说了，我不走。"
"你必须走。"我说，"凤英姐，你留在这里，这辈子就完了。批斗会完了还有下一场，闲话完了还有下一波。你一个人撑不住的。"
"我撑得住。"
"你撑不住。"我说，"我看见你了，在台上的时候，你在发抖。你怕了。你嘴上说不怕，但你怕了。"
她放下锄头，直直地看着我。
"陈默。"她说，"你听好了。我不会跟你走。不是因为我怕，不是因为我舍不得这里，而是因为我不爱你了。"
我愣住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爱你了。"她说，"那天晚上你走了之后，我想了一夜。我想通了。你是个孩子，我是大人。大人和孩子不能在一起。这不是爱情，是糊涂。"
"你撒谎。"我说。
"我没撒谎。"她说，"陈默，回去吧。回你的上海，过你的日子。忘了我。"
"我不信。"我说，"你看着我的眼睛说，你不爱我了。"
她看着我的眼睛。她的眼神很平静，像一潭死水。
"我不爱你了。"她说。
我站在那里，像被人抽了一巴掌。不是因为她说不爱我，而是因为她的眼神。那里面没有爱，也没有恨，什么都没有。就像一个开关被关掉了。
我转身走了。
回到知青点，我开始收拾东西。赵大勇问我怎么了，我没说话。孙志远帮我叠衣服，他看出我情绪不对，也没多问。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村后的小河边。河水还在流，跟去年秋天我杀鸡的时候一样。那时候我十九岁，什么都不懂，偷了一只鸡，以为天塌了。现在天真的塌了，我却觉得无所谓。
我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她站在村口喊"谁偷了我的鸡"。那时候她凶巴巴的，像一只炸毛的母鸡。后来她给我包扎伤口，给我倒水喝，陪我一起干活。再后来，她抱着我，说我是偷心贼。
那些都是真的吗？还是我做梦？
我不知道。
回城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的行李打好了包，放在床底下。知青点里的人越来越少，有人走了，有人去别的村了。赵大勇也要走，他的名额比我晚一个月。
临走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想最后见她一面，哪怕只是看一眼。我悄悄溜出知青点，走到她家门外。窗户里没有灯光，她睡了。我站在窗外，看着黑漆漆的窗棂，站了很久。
我想敲门，想翻窗进去，想抱住她告诉她我舍不得她。但我没有。我只是站在那里，站到天快亮了，然后转身走了。
那天早上，生产队的牛车来接我。我坐在牛车上，看着柳树湾一点点远去。黄土坡，土坯房，歪歪扭扭的柳树，井台，打谷场，还有她家的那间矮屋。
赵大勇坐在旁边，拍了拍我的肩膀。"别想了，回上海好好过日子。"
我没说话。
牛车出了村，上了土路。我回头看了一眼，看见村口站着一个人。是她。她站在那里，穿着那件灰色的褂子，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她没有挥手，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牛车远去。
我低下头，眼泪掉在膝盖上。
回到上海，我像换了一个人。
家里还是老样子，父亲在小学教书，母亲在纺织厂上班。他们看见我回来，很高兴，但很快就发现我变了。我不再笑了，不再说话了，每天坐在窗前发呆。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父亲说我瘦了，我说干活累的。
他们不知道我在农村经历了什么。他们不知道我偷过鸡，不知道我偷过心，不知道我被人批斗过，不知道我失去了一个女人。
我找了一份工作，在工厂里当工人。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日子过得像机器一样。偶尔有同事给我介绍对象，我去看过几次，但总觉得不对劲。那些姑娘太年轻了，太干净了，太……不像她。
不像她粗糙的手掌，不像她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像她骂我笨时的眼神，不像她抱着我时的温度。
我想她。每一天都想。
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我报了名，考上了上海的师范大学。父亲很高兴，说我终于有出息了。但我读书不是为了出息，是为了忘记。我以为读书能填满心里的那个洞，但填不了。那个洞是她留下的，只有她能填上。
大学四年，我过得浑浑噩噩。谈过一次恋爱，跟一个同系的女生。她很温柔，很漂亮，对我很好。但我总是想起柳凤英。想起她站在地头锄草的样子，想起她给我包扎伤口的样子，想起她抱着我说的那句话："你偷了我的心。"
那个女生发现了我的心不在她身上，哭着跟我分手了。我没有挽留。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个中学当老师，教语文。我成了父亲一样的人，站在讲台上，拿着粉笔，对着一群孩子讲课文。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平淡得像白开水。
一九八二年，我二十七岁。家里催我结婚，我敷衍着。母亲托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姑娘，在银行工作，条件很好。我见了面，觉得还行，就结了婚。婚礼很简单，酒席摆了十桌，亲戚朋友都来了。我穿着新西装，戴着大红花，像个木偶一样被人摆布。
婚后生活平淡。妻子是个好人，贤惠，顾家，对我体贴。但我心里始终有一块地方是空的。那个地方是留给柳凤英的。
一九八三年，我收到了一封信。信封上的地址是安徽皖北，寄信人叫柳凤英。
我的手抖得几乎拆不开信封。信纸很薄，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字：
"陈默：你好。听说你回上海了，上了大学，当了老师，还结了婚。恭喜你。我很好，还在柳树湾。地还是那三亩地，鸡还是那几只鸡。村里人都搬走了，剩下没几户。我一个人住，挺清净。去年修水库，我男人坟迁了，迁到了山坡上。我常去看他。你不用回信。祝你和嫂子幸福。——凤英"
信纸上有几处水渍，不知道是雨水还是眼泪。
我把信纸贴在胸口，坐在椅子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我把信夹在书里，放回书架。我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封信，以后不会再想了。我有了妻子，有了家，有了工作，我应该知足。
但我做不到。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会想起她。想她在干什么，想她过得好不好，想她是不是还一个人。我想回去看看她，但一直没有勇气。我怕看见她老了，怕看见她过得不好，怕看见她身边有了别人。
一九九零年，我三十五岁。妻子提出离婚。她说我从来没爱过她，她说我每天晚上都背对着她睡，她说她受够了。我没有挽留。
离婚后，我一个人住。房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我继续当老师，继续上课下课，继续过着平淡的日子。
一九九四年，我三十九岁。父亲去世了。母亲一夜之间老了十岁。我陪在她身边，给她做饭，陪她说话。她有时候会提起柳凤英，问我记不记得那个寡妇。我说记得。她说那个寡妇命苦，一个人过了二十年。我说嗯。
一九九六年，母亲也走了。我成了孤儿。
站在父母的坟前，我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白活了。我回城了，上大学了，当老师了，结婚了又离婚了。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我一直在逃避，逃避那个村子，逃避那个人，逃避那份感情。
我决定回去。
一九九七年春天，我四十二岁。我请了假，买了一张去安徽的火车票。坐了十几个小时的车，又转了长途汽车，最后步行了五里路，我回到了柳树湾。
村子变了。土坯房变成了砖瓦房，黄土路变成了水泥路。那几棵歪歪扭扭的柳树终于长大了，粗壮挺拔。村口的那块空地上建了一个小广场，立着一个篮球架。
但人少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我打听柳凤英，有人说她还在，住在老房子里。有人说她早走了，跟一个外地人跑了。有人说她死了，前年死的。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我找到她家。那间矮屋还在，屋顶上的茅草换成了瓦片。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鸡窝空着。我敲门，没人应。
我推开门，院子里静悄悄的。正屋的门锁着，挂了一把生锈的铁锁。我绕到后面，看见后窗开着，窗台上放着一盆干枯的花。
"你找谁？"
一个苍老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转过身，看见一个老太太。她满头白发，背驼了，脸上全是皱纹。但她那双眼睛，我还是认得出来。
"凤英姐。"我说。
她眯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说："陈默？"
"是我。"
她笑了。笑得很难看，但很真。"你老了。"
"你也老了。"
她打开门，让我进屋。屋里还是老样子，土炕，木桌，柜子，墙上贴着旧报纸。但干净整洁，一尘不染。炕上放着针线筐，桌上放着药瓶子。
"你一个人？"我问。
"嗯。"她点点头，"一个人。"
"村里人说你……"
"说我死了？"她笑了笑，"我还活得好好的。"
"你……没嫁人？"
"嫁什么人？"她嗔怪地看了我一眼，"等了你二十三年，你还问我嫁没嫁人？"
我的心像被重锤砸了一下。
"你等了我？"
"等了。"她说，"从你走那天起，我就等着你回来。我以为你第二年就回来，结果等了二十三年。"
"凤英姐……"
"别叫我凤英姐了。"她说，"我六十一了，叫大姐都嫌老。"
"凤英。"
她笑了。这一次笑得很温柔。
那天我们在炕上坐了一下午。她给我讲这二十三年的事。她真的没有嫁人。批斗会之后，村里人慢慢不说了，但她还是一个人过。她养鸡，种地，偶尔去镇上卖鸡蛋。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还过得下去。
"你呢？"她问我，"听说你当老师了？"
"嗯。"
"结婚了吗？"
"离了。"
"为什么？"
"心里有人。"我说。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傻孩子。"
"我不是孩子了。"我说。
"在我眼里你永远是孩子。"她说。
那天晚上，我没有走。我留下来，和她睡在一张炕上。炕很硬，被子有太阳的味道。我们躺在一起，像二十三年前一样。但这一次，我们什么都没做。只是躺着，听着彼此的呼吸。
"陈默。"她叫我。
"嗯。"
"你回来干什么？"
"来看你。"
"看完呢？"
"不知道。"
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回去吧。你有你的生活，我有我的。"
"我的生活在上海。"我说，"你的生活在柳树湾。"
"那你来干嘛？"
"我不知道。"我说，"我就是想见你。二十三年了，我每天都在想你。想你在干什么，想你好不好，想你有没有忘记我。"
"我没忘。"她说，"一天都没忘。"
"我也是。"
沉默了很久。
"陈默。"她又叫我。
"嗯。"
"如果当年我跟你走了，现在会怎样？"
"不知道。"我说，"也许我们过得很好，也许过得很糟。但至少在一起。"
"在一起。"她重复着这两个字，"二十三年了，我才等到这两个字。"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很早。她还在睡。我看着她的脸，满是皱纹，头发花白，嘴唇干裂。她老了，比我老得快。我突然觉得很心疼。不是对过去的她心疼，是对现在的她心疼。她一个人过了二十三年，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
我俯下身，轻轻吻了她的额头。
她醒了，睁开眼睛看着我。
"你走了？"她说。
"不走。"我说，"我不走了。"
"胡说。"她坐起来，"你有工作，有房子，有生活。"
"那些都可以不要。"
"你不要，我要。"她说，"陈默，你听我说。你回上海，好好过日子。等你退休了，如果还记得我，就回来看看。我如果还活着，就给你煮一碗面。"
"我要现在就留下来。"
"不行。"她说，"你留下来，我们两个都完了。你上海的工作不要了？你的房子不要了？你四十多岁了，从头开始？"
"我可以。"
"我不可以。"她说，"我老了，我累了。我不想再折腾了。你让我安安静静地过完这辈子，行吗？"
我看着她，眼泪流了下来。
"行。"我说。
那天上午，我帮她挑了水，劈了柴，喂了鸡。她站在院子里看着我干活，像二十三年前一样。但这一次，她的眼神不一样了。不是冷，不是硬，而是柔软的，温暖的，像一汪水。
中午，她给我煮了一碗面。面条是她自己擀的，很筋道。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几根青菜。我吃得很慢，一口一口地嚼。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一碗面。
"好吃吗？"她问。
"好吃。"
"以后想吃，就回来。"
"我会的。"
吃完面，我收拾东西准备走。她送我到村口。我们站在那棵大柳树下，像二十三年前一样。但这一次，她抱住了我。
"走吧。"她说。
"凤英。"
"别回头。"她说，"别回头看我。"
我走了。没有回头。
走到村口拐弯的地方，我停住脚步，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那棵柳树下，小小的身影，被阳光拉得很长。她朝我挥了挥手。
我也挥了挥手。
然后我转身，大步往前走。这一次，我没有哭。
回到上海，我递交了辞职报告。同事们都觉得我疯了，四十二岁辞职，去哪儿找下一份工作？但我不在乎。我把房子卖了，把钱存起来。我买了一张去安徽的车票，又回去了。
这一次，我没有住在旅馆。我住在她家。我帮她翻修了房子，把土炕换成了木床，装了玻璃窗，买了新被子。我租了村外的两亩地，种上了蔬菜。我在镇上找了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教孩子们语文。
村里人又开始议论了。但这一次，我们不躲了。白天一起下地，晚上一起吃饭，周末一起去镇上赶集。她养鸡，我种菜。她做饭，我洗碗。她缝衣服，我劈柴。日子过得像水一样，平平淡淡，但很真实。
有人问她："凤英，你跟那个上海知青怎么回事？"
她说："他偷了我一只鸡，赔了我一辈子。"
有人问我："陈老师，你一个大城市的，跑到这穷地方来干嘛？"
我说："我来还债。"
日子一天天过去。柳树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老人越来越多。我们成了村里最老的两个人。她六十一，我四十二。年龄的差距还在，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
一九九九年，她六十四岁，我四十四岁。我们正式结了婚。没有婚礼，没有酒席，就是去镇上领了一张结婚证。她穿着那件灰色的褂子，我穿着那件蓝色的衬衫。照相的时候，她笑了，笑得很灿烂。
我把照片寄给上海的亲戚朋友。有人祝福，有人不理解，有人再也不联系了。我不在乎。
二00三年，她六十八岁，我四十八岁。她的身体开始不好了。高血压，心脏病，膝盖疼。我陪她去县医院看病，排队挂号，拿药打针。她躺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说："陈默，我可能要走了。"
"别说胡话。"我说。
"不是胡话。"她说，"我这辈子值了。偷鸡贼赔了我一辈子，我赚到了。"
"你赚到了，我也赚到了。"我说。
她笑了。
二00六年，她七十一岁，我五十一岁。她的身体更差了。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偶尔能下地走几步。我寸步不离地守着她。给她喂饭，给她擦身，给她翻身。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还是亮的。
"陈默。"她叫我。
"嗯。"
"你后悔吗？"
"不后悔。"
"真的？"
"真的。"我说，"如果让我重新选一次，我还是会偷你的鸡。"
她笑了，笑得很轻很轻。
"傻孩子。"她说。
那是她最后对我说的话。
二00六年冬天，柳凤英走了。走得很安详，睡梦中去的。那天晚上下了雪，地上白茫茫的。我握着她的手，感觉到温度一点点从她身体里流走。我没有哭。我知道她去了她丈夫那里，去了她该去的地方。
我把她葬在山坡上，和她丈夫葬在一起。墓碑上刻着她的名字：柳凤英。生于一九三五年，卒于二00六年。下面刻了一行小字："偷鸡贼赔了她一辈子。"
村里人都来送她。他们站在雪地里，沉默地看着棺木入土。有人哭了，有人叹气。王婆也来了，她已经很老了，拄着拐杖。她走到我面前，说了一句话："陈老师，你对得起她。"
我点点头。
从那以后，我一个人住在柳树湾。房子还是那间房子，院子还是那个院子。鸡窝空着，地荒着。我每天去她坟前坐一会儿，跟她说说话。说说今天天气好，说说村里来了新人，说说我想她了。
二0一四年，我五十九岁。退休了，每月领退休金。我回了一次上海，处理了一些事情。房子卖了，钱存着。亲戚朋友大多不在了，剩下的几个也老了。我住了三天，就回去了。上海不是我的家了。柳树湾才是。
二0二0年，我六十五岁。身体还行，能走路能吃饭能睡觉。我还在那个学校代课，教孩子们认字。他们叫我陈爷爷。我给他们讲过去的故事，讲知青下乡，讲偷鸡摸狗，讲一个上海小伙子和一个农村寡妇的故事。
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说："陈爷爷，你那时候真勇敢。"
我说："不是勇敢，是傻。"
但他们说："傻得好。"
二0二四年，我六十九岁。柳凤英走了十八年了。我每年清明都去给她上坟，带一束野花，倒一杯酒。我坐在坟前，跟她说说话。我说村里通了公路，说镇上开了超市，说手机能视频了，说世界变了好多。
我说："凤英，你要是活着，该多好。"
风从山坡上吹过来，带着泥土的味道。我想起她身上的味道，泥土的味道，汗水的味道，柴火的味道，生活的味道。
那是我闻过最好闻的味道。
有时候我想，我这辈子到底算什么？一个偷鸡贼，一个逃跑者，一个失败者。我没有大富大贵，没有功成名就，没有儿孙满堂。我只是一个老头子，住在皖北的一个小村子里，守着一座坟。
但我不后悔。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在十九岁那年偷那只鸡。因为那只鸡，让我遇见了她。因为遇见她，我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活着。
爱不是轰轰烈烈的，不是海誓山盟的，不是天长地久的。爱是每天傍晚一起锄草，是劈柴时的一句"笨死了"，是受伤时粗糙的手掌贴上脸颊，是寒夜里一碗热腾腾的面。
爱是一个偷鸡贼赔了一个寡妇一辈子。
我今年六十九了。我不知道还能活多久。但我知道一件事：等我走了，我要葬在她旁边。墓碑上要刻一行字——
"偷心贼，来还债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