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5月，四川荣县半边山村，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打破了山村的沉寂。
只见邮递员抹着额头的汗珠，在村口老槐树下高声喊着：“黄茂才，黄茂才，有你的信！”
听到此话，村民们的目光瞬间汇聚过来，并且开始窃窃私语。
没错，黄茂才，这个瘦小干枯、背驼如弓的老农，由于在村里是个“特殊人物”，所以成了街头巷尾的议论对象，因为三十多年来，“渣滓洞看守”“刽子手”的标签已经给他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让其遭至邻里的唾骂和非议。
彼时，黄茂才也听到了邮差的喊声，他蹒跚着脚步从自己破败的土胚房走出来，颤抖着手，接过那封盖着“重庆市烈士陵园纪念馆”鲜红公章的信封。
可以说黄茂才显得非常激动，他布满老茧的手指微微发颤，小心翼翼地用指甲划开封口，抽出里面的信纸，默默念叨：“黄茂才同志：您好！”
看到“同志”二字，黄茂才浑浊的眼睛瞬间红了。因为这个称呼，他以为早已随着三十多年前的硝烟远去，再也不配拥有，但结果又清晰的出现了。
“我馆在整理渣滓洞烈士档案时，发现江竹筠（江姐）等烈士生前留下的资料，多次提及一位少尉看守黄茂才，称您曾为狱中同志传递密信、提供帮助。恳请您赴渝核实情况，详述与江姐等人的交往经过，以补全历史档案……”
原来，这是馆长卢光特写的一封信，字迹工整有力，重若千钧。
一瞬间，“江竹筠”……三个字着实刺痛了老黄的眼睛，他突然抱头蹲在地上嚎啕大哭，仿佛有万般委屈要倾泻，使得周围人也感觉动容。
是的，这封迟到三十年的来信，最终要揭开一段被尘土掩埋的生死往事。
黄茂才，四川省荣县人，由于家庭贫苦，父亲就种地主刘老太爷家的田维持生计。
彼时，刘老太爷的儿子刘重威。时任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副处长，在成都颇有权势。
当黄茂才初中毕业后，就去成都求刘重威介绍工作，并由刘引荐在稽查处特务通讯队作司书负责造报表册、缮写文件。
1947年8月，稽查处裁撤后并处重庆绥靖公署二处，于是黄茂才又来到重庆，在二处管档案，不久派往太平门邮检组。
然而，由于他生性耿直，不会溜须拍马，最终于1948年5月被列入裁员名单。
不过，后来经稽查处同来的赵科长说情，才改派到重庆渣滓洞监狱当看守。
“渣滓洞是专门关共产党重犯要犯的地方，这些人狡猾得很，关在牢房里，个个也都是笼中老虎，你一定要严格看管，不许他们串通案情，要分别放风，不许走漏消息。军法无情，若要查出包庇袒护犯人，你这颗脑袋就保不住了。”
到了渣滓洞后，所长对黄茂才进行警告他的话语冰冷且刺骨，让他着实不寒而栗。
起初，黄茂才为了表现自己，就对难友们非打即骂，但看着高墙电网、刑房里传来的惨叫声，内心也是充满了惶恐。
然而时间一久，他却发现这些被称为“匪”的人，与上司描述的截然不同：
虽然他们衣衫褴褛、伤痕累累，却眼神坚定，放风时会低声交谈革命理想，牢房里会悄悄传唱激昂的歌曲，甚至用指甲在墙上刻写诗文。
尤其是像曾紫霞这样的大学生，更让黄茂才匪夷所思，她们怎么会同杀人放火的匪徒画等号呢？
就这样，从此后有事无事，他总爱和难友们待在一起，而黄茂才身上的细小变化，也让难友们都注意到了。
有一次送饭时，黄茂才见曾紫霞咳嗽不止，忍不住低声说：“萝卜缨子煮水能止咳。”
曾紫霞眼中闪过一丝讶异：“小黄，听口音你好像也是川南人吧？”
“我是荣县人。”
“我是内江白马庙人，算得上是小老乡了。你是四川人？”
就这样，乡音瞬间拉近两人距离，黄茂才蹲在牢门外，讲起荣县的大佛、沱江的流水，一时间忘了自己看守的身份。
此后，曾紫霞也开始试探这个善良的年轻人。她聊起家乡的苦难，聊起革命的意义，让黄茂才明白，这些“犯人”是为了让穷人过上好日子才身陷囹圄。
而黄茂才也开始悄悄提供帮助：放风时故意咳嗽提醒哨兵靠近，给生病的难友多放半勺磺胺粉，把没发霉的窝头偷偷塞给曾紫霞。
1948年，当江姐被押入渣滓洞后，黄茂才亲眼目睹了她受刑后的模样——十指被钉入竹签，血肉模糊，却依旧昂首挺胸，高喊“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可以说那挺拔的身影，如同一座丰碑，深深震撼了黄茂才。后来，通过曾紫霞的联络，江姐开始谨慎接触这个“不一样的看守”。
由于当时狱中党组织急需与外界建立联系，传递叛徒信息和狱中动态，而黄茂才成了唯一的选择。
应该说这是一场用生命做赌注的信任。
那一天，江姐在放风时悄悄对黄茂才说：“我们是为了天下百姓求解放，你年轻，应该站在正义这边。”
当时看着江姐清澈而坚定的眼神，黄茂才点头答应：“你们信我，我就不怕死。”
就是从那一天起，黄茂才的军装内袋、袜筒、送饭的竹筒夹层，都成了秘密“邮筒”。他利用进城采购的机会，将密信藏在身上，穿越敌人的层层哨卡，送往重庆医学院的地下党员况淑华手中。
最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茂才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传递了三十多封重要密信。而他送出去的情报，不仅让狱外党组织及时转移避免了更大损失，也有有狱中同志的生死嘱托，让更有江姐写给谭竹安的《示儿信》。
据悉，这封用棉花灰调墨、竹筷作笔，写在毛边纸上的家书，寄托着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思念，也彰显着革命必胜的信念。
当然。江姐和女牢的同志们也感念黄茂才的付出，她们用积攒的毛线，连夜为他织了一件蓝色毛衣。针脚细密，带着体温，而黄茂才也一直贴身穿着，因为这是黑暗岁月里最温暖的慰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他还利用职权，在1949年春节时，悄悄放开牢门，让狱中的同志们举办了一场特殊的联欢会，歌声与笑声短暂驱散了牢狱的阴霾。
1949年11月初，黄茂才收到母亲病重的家书，江姐强忍不舍同意他回乡探亲。可他却放心不下狱中的同志，十几天后便匆匆返回，谁知大屠杀已然开始。
当时特务头子李磊以“资遣”为由将他驱逐，离开前，胡其芬将最后一份报告藏在他的鞋垫下，嘱托他务必转交党组织。黄茂才含泪告别，穿着那件蓝色毛衣，完成了最后一次送信任务。
重庆解放后，黄茂才满怀憧憬回乡，却迎来了灭顶之灾。“渣滓洞看守”的身份让他百口莫辩，尽管他反复申明自己帮助过革命者，却无人作证。
1953年，荣县人民法庭判处他死刑，公判大会上，他声嘶力竭呼喊：“我是冤枉的！我给江姐送过信！”执行人员察觉蹊跷，改判无期徒刑。
不过，在漫长的牢狱生涯里，黄茂才始终没有放弃希望。而妻子尽管大字不识，也坚信丈夫的清白，独自撑起家庭，拒绝改嫁。
1964年，黄茂才减刑出狱，回到半边山村，却依然背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他白天躲在田里劳作，夜晚独自舔舐伤口，那件珍贵的毛衣在抄家时遗失，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直到1981年，黄茂才的人生迎来了转机。
那一年，当重庆烈士陵园整理烈士档案时，那张泛黄的字条浮出水面——江姐等人用隐晦的语言记录着“少尉看守黄茂才，曾助传递密信”。于是馆长卢光特辗转查询，终于找到黄茂才的地址，写下了那封改变命运的来信。
接到信的第二天，黄茂才揣着皱巴巴的信纸，揣着半生的期盼，踏上了赴渝之路。在重庆烈士陵园，他见到了已是大学教授的曾紫霞。故人重逢，白发相对，当时曾紫霞老泪纵横，紧紧握住黄茂才的手，哽咽道：“我们一直在找你，历史不会忘记你！”
随后，一些幸存者们也纷纷出具证明，档案中的记录与黄茂才的回忆一一吻合。而组织也正式为他平反，撤销了原判，授予他“革命烈士支持者”证书，肯定了他“在敌人营垒中为革命做出的重要贡献”。
那一日，黄茂才来到了江姐的墓碑前，他献上一束白菊，泣不成声：“江姐，我没辜负你的信任，历史终于还我清白了！”
可以说三十多年的误解与屈辱，终于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而令人唏嘘的是，从“刽子手”到“同志”，一词之差，他却从壮年熬到了老年。
据说后来，有人问黄茂才当年怕不怕，他憨厚地笑道：“怕，咋不怕死？可一想到江姐他们受的罪，想到他们看我的眼神，就觉得不能退缩。”
真是令人动容，这个没读过多少书的老农，用最朴素的善良，在黑暗中搭建了一条生命通道，用半生隐忍守护了一段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