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皇帝去世三十年后,他的遗孀还在为一本书打官司,这场官司一打就是十年。这事听起来匪夷所思,却真实发生在末代皇帝溥仪的家中。
溥仪1967年10月病逝,走完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此时他获特赦已有八年,与妻子李淑贤共同生活也刚满五年。两人经人介绍相识,1962年4月登记结婚,没有皇家排场,就是两个普通人搭伙过日子。溥仪会陪妻子逛街买物,也会嘘寒问暖,日子过得平淡温馨。可惜好景不长,溥仪身体每况愈下,最终撒手人寰。李淑贤当时才四十多岁,此后终身未再嫁。丈夫没留下金山银山,她甚至一度过得紧巴巴,日子捉襟见肘。
转折出在一本书上。《我的前半生》这本自传,1964年3月正式发行,此后不断再版,还被翻译成外文。书持续卖,钱就持续来,著作权成了烫手山芋。这本书的诞生过程颇为曲折。最早源于溥仪在战犯管理所写的反省材料,弟弟溥杰帮着整理文字。1960年出了个内部版,封面灰色,俗称“灰皮本”。内容比较粗糙,史实不清,表达也不够成熟,离正式出版还有段距离。
群众出版社编辑李文达随后接手整理工作。他可不是改改错别字那么简单,而是跟溥仪反复聊天,重新梳理脉络,核实史料,走访知情人,等于重新写了一遍。1962年书稿达到五十万字,又多方征求意见,折腾到1964年才正式面世。当年出版社把一万七千多元稿费一分为二,溥仪跟李文达各拿一半。稿费可以这么分,著作权却是另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书越卖越火,分歧越来越大。上世纪八十年代,矛盾已经无法私下调和。1985年,国家版权部门给出意见,认定此书属于两人合作创作,著作财产权应共同享有。李淑贤坚决不买账。她的道理很直白:书是丈夫的自传,写的是他自己的经历,李文达不过是奉命整理,凭什么当共同作者?1987年6月,她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要求确认溥仪是唯一作者。
官司打得异常艰难。案子涉及早年创作背景,当时著作权法还不完善,程序一波三折,1989年才正式开庭。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李文达到底是编辑加工者,还是实质上的共同创作者。李淑贤咬定作品根基是溥仪的亲身经历,李文达一方则强调自己在重新构思、组织材料、执笔撰写上付出的心血远超普通编辑。就在官司胶着之际,李文达于1993年11月病逝,至死没等到判决。
1995年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落槌:《我的前半生》属于溥仪的自传体作品,双方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共同创作关系,溥仪是唯一作者,著作权归其个人享有。李文达家属不服上诉,1996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这场持续近十年的马拉松官司终于画上句号。李淑贤作为合法继承人,拿到了丈夫著作权中的财产权益。
赢了官司,她却没来得及享福。1997年6月9日,李淑贤病逝,终年72岁,距离终审判决不到一年。她无儿无女,身后事又生出新的波澜。2007年,群众出版社申请认定该书著作财产权为无主财产,法院发了公告。可事情远没完,2008年有人出来认领,程序被迫终结,告知相关各方另循法律途径解决。这本书的权属问题,至今仍在延伸之中。
回头看这场纠纷,它讲的不是谁贪财,而是个人经历、文字创作、财产继承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本自传,署一个人的名字,背后却站着多个付出心血的人。著作权归谁,跟谁为这本书流过汗,本就是两个需要分开评判的问题。法律最终站在了溥仪这边,李文达的辛劳同样不容抹杀。末代皇帝早已谢幕,他留下的这本书,记录的是一段历史,照见的却是人性与规则碰撞的永恒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