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杭州师范大学就“多彩送教淳滋味”福彩公益项目发布情况通报。通报称：项目本身确有开展，但由于线上授课的学生名单未能实时统计，项目验收时“工作人员弄虚作假，简单采用网络名单”，从而导致公示内容与事实不符。
如果通报的情况属实，我是说假如，是不是真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既然项目确有实施、经费也按流程花在了实处，那为何不在验收环节按照真实情况如实通报？为什么会出现虚构名单这种极易被戳穿的做法？
换句话说：既然不是无法解释的“黑账”，那工作人员为什么还要选择“编”？
这才是比“虚构名单”本身更值得追问的深层问题。
从通报内容来看，问题并不是项目没有开展，而是验收环节缺乏真实数据。一个关键细节是：
“工作人员未认真执行工作规范，未实时统计线上授课实际学生名单。”
这说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对“数据规范”“过程记录”“质量监控”并未被当作必要条件。
当一个项目的验收不是基于过程，而是基于“需要报多少”，那么结果只能朝着一个方向走——数字化地完成任务，形式化地完成材料。
这种“必须凑够数字”的隐性压力，正是虚构行为产生的根源。
工作人员只是最后那块“被迫签名的砖”，真正推动造假的，是那套高度依赖“数字指标”的管理模式。
“按要求完成”变成了比“按实际完成”更重要通报提到：
“根据项目申报时的受益人数要求，工作人员弄虚作假。”
换句话说：验收的逻辑不是：项目做了多少；而是：材料必须写到多少。
这就是为什么名单会被虚构。不是因为项目没做，而是因为：
做到多少不重要
材料里写多少才重要
指标必须对齐
数字必须好看
文件必须齐全
这是一种典型的“材料主义”。在这种环境下，真实情况反而成了“不方便写”的东西。
当执行者知道“如实填报”可能会被认为“完成度不足”，也就自然会选择“确保数字完成”。
因此，虚构不是为了骗社会，而是为了符合一套“材料必须完美”的行政逻辑。
通报称线上授课统计没有做，最后只能靠“网络名单”硬填。但一个问题随即出现：
既然线上授课是疫情下的主要方式，那为何没有形成必要的“线上学习数据留痕”制度？
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统计线上参与人数并非难事：
视频会议软件可以自动生成参会名单
在线课堂系统可以记录学习情况
插件、签到、互动记录都可留痕
但为什么没有？因为项目执行并不把“教学质量”和“过程记录”作为核心。最重要的是“流程得走”“材料得齐”。
当项目治理的重心偏离教育本质，就会出现这样的悖论：
项目是认真的，材料是假的；经费是真花的，名单是假凑的。
为什么不如实写实际人数？因为会“难看”假设真实参与学生人数无法达到申报时的“目标值”，那么如果如实填报，就意味着：
需要解释为何人数不足
需要承担“执行不达标”的责任
需要面对审计、问责或延伸调查
会带来内部麻烦和管理压力
于是材料造假成了“最便捷”“没有外部成本”的解决方案。
这种现象在很多公益项目、社会实践、教育类项目中并不少见——
数字必须完成，过程可以“补”；指标必须达成，材料可以“编”。
当制度对“材料”依赖过大，对“真实执行情况”依赖过小，造假就会成为最“成本最低”的路径。
通报中最刺耳的一句话“工作人员作风不严不实，监管不力。”
但仔细想想，问题真的是“个别人作风不严不实”吗？
还是长期以来：
以材料代替过程
以数字代替成效
以形式代替质量
以指标代替问责
当真正的问题被归结为“工作人员粗心”，其实就回避了深层原因：
制度如何让造假变成最易走的路？规则为什么鼓励材料而不是鼓励真实？
如果没有回答这些，类似的事情还会发生。
真正的反思，应该从“为什么不得不编”开始杭州师范大学愿意公开通报，是一种进步，这值得肯定，但真正的社会追问不应止于此。
要让这种事情不再发生，需要问清楚：
为什么真实数据不被鼓励呈报？
为什么材料不真实的风险比真实但不完美更低？
为什么一次虚构就足以蒙混过关？
为什么监管部门无法看到过程，而只能依赖结果材料？
为什么制度设置让“说真话”变得困难？
只有这些问题被回答，类似事件才不会一再出现。
如果通报属实，那么这不是一个“项目没做”的问题，而是一个更深的教育治理问题：
为什么真实情况不能被如实呈现？为什么材料必须完美？为什么制度激励虚构？
一个教育机构，更应该鼓励真实、诚实、透明。当说真话比造假更困难时，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
希望这次事件之后，能不仅仅是“处理几个人”，而是真正推动那套让人“不得不编”的机制进行反思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