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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武门那天早上,李世民只带了九个人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626年7月2日,玄武门。
《旧唐书·隐太子传》记这件事用的是最省字的写法:太宗将左右九人至玄武门自卫。
九个人。一场改朝换代的政变,核心执行者只有这个数。
不过这个数,史料自己就在打架。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点了名:六月四日,长孙无忌与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数一下,无忌自己加上后面九位,十个。
《旧唐书·太宗本纪》又换了个名单,十二个。这版有明显的错——宇文士及那天在高祖身边,政变后是他从东上阁门出来宣敕、稳住局面;屈突通当时已经奉命去镇守洛阳了。
九人、十人、十二人,三种说法各有毛病。学界一般认为这个数字指核心人物,实际进门的兵肯定不止。《资治通鉴》里有个旁证: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光他一个人随后带来的就有七十骑。
真正的问题不在带了多少人,而在他怎么把全副武装的人带进守备森严的宫禁。这件事正史几乎都不写。
一块墓碑提供了线索。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常何墓碑》,残卷现在巴黎。碑文里有这么几句:武德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常何是玄武门的守将,李建成一直把他当自己人。碑文至少能说明一件事:出事前两年,李世民就已经在北门布这颗棋了。
但这个线索本身有争议。碑文只说他"总北门之寄",没写他具体做了什么。对秦王府的人放行、拦下东宫卫士,这个情节是后人从碑文推出来的,碑上一个字没有。
还有硬反证。黄永年指出,政变成功后李世民论功行赏,《旧唐书·太宗纪》和《裴寂刘文静传》列了三十一位功臣,常何不在名单上,连战死的敬君弘、吕世衡都不在。玄武门这种成王败寇的事,真有人开门立下这种功劳,事后不可能不升擢。陈寅恪当年对敬君弘、吕世衡的立场也把握不定,只含糊说了一句"殆与常何同为太宗之党欤?史料缺乏,未敢遽定"。
所以只能说到这一步:常何很可能是李世民埋的暗棋,但这盘棋那天早上具体怎么走的,碑文没说,史书也没写。碑文能证明的是他提前两年布局;那天早上常何做了什么,史书留了白。
但有一点大概不会错——胜负手不在李世民带了几个人,在守门的那个人站哪边。
《资治通鉴》把整个过程写得像慢镜头。
建成、元吉走到临湖殿,察觉不对,掉转马头往东宫回。李世民在后面喊。元吉回头张弓射他,仓皇间"再三不彀",三次都拉不满弓。李世民射建成,建成应弦而毙。
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到,左右放箭,元吉落马。李世民的马受惊冲进树林,被树枝挂住,人摔下来起不来。元吉扑上来夺弓要勒死他,敬德跃马大喝。元吉弃马往武德殿跑,敬德追上去,一箭射死。
从察觉到结束,就这么点距离。那年李世民二十八岁。
我们习惯把玄武门想成一场大战,其实不是。它是一次极短的、极精准的伏击,赌的是对方毫无防备,赌的是守门的人不会拦。
李建成到死可能都没想明白,为什么自己的心腹,把秦王府的人放进来了。
那块碑是从敦煌藏经洞里出来的,残卷现在巴黎。没有它,这个问题大概永远没有答案。就算有了它,答案也只是半个。
玄奘是偷渡出去的,回来却成了国宝
玄奘向西走,没拿到通关文牒。
唐朝刚立,西北不稳,西突厥控着从中原到西域的所有通道,朝廷禁止百姓私自出境。他几次上表申请,都没批。
他没等。趁朝廷允许灾民"随丰就食"的机会,混进流民队伍里出了长安。这个行为在当时叫"冒越宪章",是违禁。
出发年份学界有两说。《续高僧传》和《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原文作贞观三年,629年;梁启超做过详细考证,改定为贞观元年,627年。梁氏的关键证据之一,是玄奘在西突厥见到的叶护可汗,据《新唐书·薛延陀传》死于贞观二年。两说至今并存,谁也说服不了谁。
秦州、兰州、凉州、瓜州,冒险过玉门关,再穿莫贺延碛。
那片沙河八百里。玄奘后来在《大唐西域记》里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夜五日,口腹干焦,几将殒绝。
五天四夜没水,差点死在里面。他留下一句话:宁可就西而死,岂归东而生。
到高昌国,就是今天的吐鲁番,国王麴文泰接待得极隆重,想留他当国师,供养一生。玄奘不干,绝食相抗。绝食到第四天,国王软了,不但放行,还给了大量物资和随从,两人约为兄弟。
此后翻越帕米尔,经中亚诸国,贞观五年到那烂陀寺,跟戒贤法师学《瑜伽师地论》。此后十余年,足迹走遍南亚次大陆。
戒日王在曲女城为他办了一场辩论大会。玄奘把论点抄出来挂在会场门外,任人驳难,连开十八天,无人能难。参会人数各书记载不一,通行的说法是十八国国王、大小乘僧侣数千人。
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回到长安。
房玄龄出城迎接,朱雀大街上把经像陈列出来供人瞻仰,据说"道俗奔迎,倾都罢市"。此时唐太宗在洛阳,正准备征高丽,玄奘赴洛阳。《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正月壬辰在洛阳宫谒见,二月己亥,太宗在仪鸾殿正式接见他。
太宗开口第一句是:师去何不相报?
你走的时候,怎么不报告一声?
玄奘伏地谢罪:玄奘当去之时,已再三表奏,但诚愿微浅,不蒙允许。无任慕道之至,乃辄私行,专擅之罪,唯深惭惧。
我当年再三上表,没被批准。求道心切,就私自走了。
太宗的回答是:师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惠利苍生,朕甚嘉焉,亦不烦为愧。
你出家人与俗人不同,能舍命求法、惠利苍生,我很赞赏,不必为此不安。
一个违禁出境十几年的人,皇帝不但没治罪,还说我很赞赏。这段对话出自玄奘弟子慧立、彦悰所撰的《慈恩传》,难免有替师门增饰的成分,但从后面的安排看,太宗的态度大体是真的。
太宗欣赏他的才学,当场提议:法师有如此才学,何不还俗做官,辅佐朝廷?
玄奘不肯。他委婉请求,想去嵩山少林寺译经。太宗没同意——不必去少林,长安弘福寺后有禅院,很清静,就住那儿,译经需要的一切朝廷安排。玄奘无奈,一个月后回长安,开始组织译场。
他带回的是五百二十六夹、六百五十七部梵文佛典,如来肉舍利一百五十粒,金银及檀刻佛像七尊。此后十九年,译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占唐代译经总量的一半以上。
太宗还让他把西行见闻写下来。玄奘口述、弟子辩机笔录,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印度历史学家说过一句很重的话:没有这本书,印度历史无法重现。
麟德元年,玄奘圆寂于玉华寺。他的生卒年至今有争议,通行说法是600—664或602—664,享年在六十二到六十五之间,各家记载不一。
唐高宗听到消息,说了一句话:朕失国宝矣。
罢朝三日。
一个当年偷渡出境、连通关文牒都没有的僧人,死后被皇帝称作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