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过年，窗玻璃上贴的“福”字是流水线上烫金的，年夜饭能从半成品里端出满满一桌，连拜年的吉祥话，也成了群发消息里千篇一律的字符。热闹是热闹的，方便也是极方便的，只是心里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的那一点，像一碗忘了搁盐的臊子面，样样齐全，偏偏没了魂。这空落落的感觉，一年浓似一年，直到某一日，在超市冷气充足的肉柜前，看见那一块块分割得齐整、红白分明、覆着保鲜膜的猪肉时，那记忆里一声遥远而嘹亮的嚎叫，猝不及防地，就撞开了时光的闸门。我的童年，是洇染在陇中那片黄土地上的。那里的年，不是从商场打折开始的，也不是从春运车厢开始的。定西人的年味，实实在在，是带着铁锈与热腥气，从“腊月八”那一声猪的绝唱里，磅礴地喷涌出来的。乡下有句老话，像黄土一样朴拙，也像黄土一样藏着生活的粗粝与真实：“腊月八，有猪的把猪杀，没猪的把娃打得嘶哇哇。”这话如今听来，近乎一种野蛮的诙谐了。可在那时，它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一头年猪，是一户人家一年光景的“门面”，是犒劳全家老少、维系人情往来的根本。杀不起猪，年就塌了半边天，大人的焦躁无处发泄，可不就拿顽皮的娃撒气么？这俚语里，没有半点诗情，却将生存的质地，夯得结结实实。腊八的清早，是冻透了的蓝。寒气不是飘着的，是沉甸甸地压下来，硌得人脸生疼。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心里揣着一团火，天蒙蒙亮就再睡不着，吸溜着清鼻涕，往村里杀猪把式李二爷家跑。院子当中，早已用黄土垫了一块净地。一口阔大的黑铁锅，架在临时垒的灶上，水汽蒸腾，白茫茫地模糊了半边天。锅底下，劈柴烧得噼啪作响，那火星子爆出来，是清冷晨间唯一的暖色。

猪，是从圈里被赶出来的。那通常是养了一年多的“架子猪”，此时已膘肥体壮，浑身毛色光润。它仿佛预感到了大限，喉管里发出低沉的、不情愿的哼叫，四蹄扒着地，任几个后生怎么推搡拽拉，也难挪动。直到李二爷踱过来。他是干瘦的小老头，眼睛却亮得慑人，腰间常年系着一条被血和油浸成黑亮的皮裙。他不说话，只伸出树根般的手，在猪的脊背上不轻不重地捋两下，那畜牲竟奇异地安静了些许。这是屠夫与牺牲之间，一种沉默的、古老的对话。真正的动静，在猪被合力抬上那条厚重的木凳时爆发。那嚎叫，不再是哼唧，而是撕裂了整个村庄寂静的、饱满的、带着生命全部力量的锐响。它冲上湛蓝的冻穹，在远处的山梁上撞出回声。我们捂起耳朵，又忍不住从指缝里偷看。李二爷的助手死死压住猪身，他本人则俯下身，口中似乎念念有词，手里的尖刀，顺着猪脖颈下某处精准的位置，白进去，红出来。那血，不是流，是喷涌，汩汩地泻入下面放了盐水的搪瓷盆里，热气遇冷，凝成一片蒙蒙的红雾。嚎叫渐渐弱下去，变成喘息，最后，只剩下灶膛里柴火的噼啪，和血滴落入盆中的、温存的“嗒嗒”声。

接着是吹气。在后蹄上割开小口，李二爷便鼓足腮帮，将气一口一口吹进去。那已经瘫软的猪身，便如同一个巨大的皮囊，肉眼可见地鼓胀、饱满起来，圆滚滚的，显出一种奇异而富态的滑稽。吹罢，用麻绳扎紧口子，众人便合力将其投入那口沸水翻腾的大缸。烫，刮毛。黑硬的鬃毛在刨刀下纷纷褪去，露出底下粉白细腻的皮，被热水烫得微微发红。此时，这生灵才彻底褪去“猪”的形貌，变成了洁净的、等待分割的“肉”。开膛破肚是最具仪式感的环节。雪亮的刀沿着中线游走，脏腑的热气与复杂的腥气轰然散开。孩子们争抢那尿泡，吹足了气当球踢；大人们则小心地取出“下水”——肝、心、肚、肠，另用盆装了。那副完整的骨架，挂着星星点点的肉屑，在晨光里泛着象牙般的光泽。李二爷操起厚背的大砍刀，开始分肉。这分法，是祖辈传下的规矩，暗合着庖丁解牛的玄妙，也合着庄稼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盘算：哪一块肥多瘦少，耐得住烩炖；哪一块肌理细腻，宜做爆炒；那一条里脊，最是精贵，是留给年夜饭上孩子们的；那几根带肉的肋条，则连着亲情与伦常。

肉刚分妥，主家婆娘便忙碌起来。大块的肉下锅“出水”，撇去浮沫，便投进各色香料，在文火上慢慢地“熬”。不多时，那种醇厚的、霸道的肉香，便从锅盖边缘丝丝缕缕地溢出来，先是一缕，继而是一团，最后，仿佛有形的绳索，将整个院子，乃至半个村子，都牢牢地捆缚住了。这香气，是宣告，是邀请，也是一种无声的、温暖的权力。第一锅煮好的肉，切成厚实肥亮的片子，还微微颤动着，便盛进了粗瓷大碗。主家的孩子，这时便领了最重要的差事——“端肉”。他们端着碗，碗上小心地覆着另一只碗，在村巷里跑得脚下生风。这肉，首先要送给族里的长辈，再是左邻右舍。送到时，孩子脆生生地喊：“××爷（奶），我妈叫给您端碗肉尝尝！”老人接了，总要摸摸孩子的头，夸赞主家年猪养得好，夸孩子懂事，然后从自家柜子里摸出几颗枣或一把炒豆子，塞进孩子兜里。那没送到的，或因路远，或因不便，主家也会再三嘱咐：“这碗是西头五保户张爷的，趁热给他送去。”

这“端”与“接”之间，流动的何止是一碗肉？那是一份惦念，一份尊敬，一种“肥正月，瘦二月，不死不活三四月”的年景里，对孤独与困顿最朴素的体恤。陇中的风硬，人情却因这碗滚烫的肉，变得那般绵软。整个腊月里，村庄便沉浸在这此起彼伏的肉香与人情的暖流里。张家杀了猪，李家便尝到张家的肉；李家请客，王家的桌上便多了一碗新花样。新鲜的肉被精心处置：一部分腌成腊肉，悬在房梁下，是往后一整年待客的底气；炼成的雪白油脂，收在坛子里，是炒菜炖汤的精华；那副大肠，被主妇用盐和醋搓洗得干干净净，灌上混合了猪血、荞麦面与香料的糊糊，扎成一段一段，便是年夜饭上最受期待的“血肠”。至于那最上乘的“槽头肉”或后臀尖，切成薄片，用甜醅曲子、胡麻油和各色调料细细腌制，封入小坛，便是正月里酒席上画龙点睛的“糟肉”了。

杀年猪，请庄间人，给老人端肉……这一套完整的风俗，像一条坚韧而温暖的麻绳，将散落在黄土沟壑间的家家户户，紧密地捆扎在一起，捆扎成一个叫“年”的、牢不可破的共同体。那碗肉，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是滋养胃囊的，更是慰藉心灵的。它让再贫寒的日子，在年关底下也有了油光；让再疏远的关系，在热气的传递里也重新黏合。如今，我站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指尖触到的，只有保鲜膜冰凉的滑腻。李二爷那样的把式早已作古，村里的猪圈也大多空了。年猪的嚎叫，连同那蒸腾的热气、杂沓的人声、奔跑的孩子、老人接过肉碗时浑浊眼里的光……都消散在时光的深巷里，成了再也端不出来的一碗“乡愁”。我终于知道心里缺的那一味是什么了。缺的是那股从生命热烈转换为生活安稳的、带着轻微颤栗的仪式感；缺的是那口滚烫的、需要分享才能圆满的人情滋味。定西的年，是从腊八那一刀开始的，那一刀，切断了一个生物自然的生息，却接通了一个族群绵延的温度。那碗在村巷里疾走的肉，端着的，何尝不是关于“年”的最古老、最温存的记忆呢？只是，这碗肉，我们还能端多久，又能端给谁呢？那一声开年的嚎叫，终究成了绝响，闷在我，以及许多如我一般的游子胸口，成了一块无法消化的、沉甸甸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