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拉站在约翰内斯堡机场，手里攥着登机牌，手机亮了，是陈阳没读的消息，三年前她还坐在奔驰后座，参加那些酒会，现在她拖着两个行李箱，身后是父母皱着的眉头。

十九岁那年，她在大学图书馆碰见陈阳，他手里拿着物理课本，总穿一件褪色的卫衣，用铅笔头帮她重算错的微积分题，她第一次去他出租屋，屋里有霉味，也有泡面的香气，他指着窗外的槐树说，等花开的时候，树底下能听见整个春天的声音。

婚后她跟着陈阳回了北方的小城，日子比想的难，第一次冻得手指发红洗完校服，婆婆不说话，递来一副棉手套，孩子半夜发烧，邻居家的阿姨拎着药匣子就来敲门，去年回南非，她才真懂了什么叫孤单，母亲盯着她晒黑的脸问，这算哪门子日子，父亲把支票拍在桌上，带陈阳来就是看不起我们。

争吵那晚，阿米拉蹲在别墅后院的玫瑰丛里，眼泪把衬衫浸透了，陈阳没说话，只是递来一个保温杯，里面是她常喝的南非红茶，凌晨两点，她翻出手机相册，看见孕期拍的全家福，公公正蹲在菜畦边，教儿子用中国剪子修枝，孩子百日宴上，邻居送了双手缝的虎头鞋。

妈，我们不回去了，视频里你身后是飘着饺子味的厨房，他们没再多问，后来寄来的包裹里，南非的橙子渐渐成了中国的钙片。

超市收银台后的阿米拉总对顾客说这是南非式烤鸡，六岁儿子踮着脚帮着摆货架，袖口露出半截红绳，是陈阳奶奶用旧毛线编的平安符，天黑了他们还坐在老槐树下，等一盏一盏路灯亮起来，像星星连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