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俄罗斯与乌克兰，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01 兄弟嫌隙

这是一个关于兄弟的故事，至少在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血脉同源，都源自那个名为“基辅罗斯”的古老母亲。

故事的开端，要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大概在中国的南宋时期，东欧平原上还没有“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两个泾渭分明的称呼。

那时的他们，都是东斯拉夫人，说着相似的语言，信奉着同一个东正教上帝，他们的文明中心，是一座名叫基辅的辉煌城市。

对于东斯拉夫民族而言，这场浩劫，来自东方。

13世纪中叶，一股来自东方的风暴席卷了整个世界，它的名字，叫蒙古。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带着草原的烈风和战马的嘶鸣，一路向西。

当拔都率领的蒙古铁骑出现在基辅罗斯的土地上时，曾经辉煌的文明不堪一击。

古老的城墙在投石机的轰鸣中坍塌，繁华的城市化为焦土，基辅罗斯的黄金时代，在蒙古人的马蹄之下，戛然而止。

这场共同的灾难，却成了兄弟二人命运的第一个岔路口。

在拔都建立的金帐汗国里，一个身影显得格外落寞而坚忍，他就是未来的“俄罗斯”。

包括莫斯科公国在内的基辅罗斯东北部诸公国，彻底沦为了蒙古人的附庸。

他们必须向大汗俯首称臣，缴纳沉重的贡赋，大公的继位甚至需要得到汗庭的册封。

这就是后来俄罗斯史学家笔下，那段长达二百余年的“鞑靼枷锁”。

这副枷锁是沉重的，也是深刻的。

在蒙古人的统治下，莫斯科的王公们学会了隐忍、学会了服从，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东方统治者那里，学到了一套全新的生存法则——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绝对服从的君主权威。

他们明白，只有将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中，才能在夹缝中生存，并伺机崛起。这是一种在屈辱中淬炼出的实用主义，一种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的强悍。这种基因，深深地烙印在了日后俄罗斯帝国的骨血里。

与此同时，另一个兄弟——未来的“乌克兰”——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基辅罗斯的西南部，那片后来被称为“加利奇—沃伦公国”的土地，因为地处偏远，侥幸地躲过了蒙古铁骑最核心的毁灭性打击。

他们没有被直接纳入金帐汗国的版图，得以在废墟之上，艰难地维持着近百年的独立。

这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不幸。

幸运的是，他们保留了更多古基辅罗斯的文化传统和相对松散的贵族政治结构。

在这里，王公的权力受到贵族会议（拉达）的制约，商业与手工业也得以缓慢复苏。

他们没有经历“鞑靼枷锁”，灵魂里少了几分东方式的专制烙印，多了几分欧洲式的自由气息。

不幸的是，这份独立是脆弱的。

当东北的兄弟在蒙古人的阴影下卧薪尝胆时，西南的兄弟却发现，自己正赤裸裸地暴露在西方强邻的觊觎之下。

西边的波兰、北边的立陶宛，都像饥饿的豺狼，对这片失去庇护的肥沃土地垂涎三尺。

终于，在1352年，这头孤狼还是倒下了。

波兰与立陶宛两国像分食猎物一样，瓜分了加利奇—沃伦公国。

加利奇和沃伦西部被波兰吞并，而基辅等核心地区则落入了立陶宛大公国之手。

从这一刻起，曾经的同胞兄弟，一个向东，在专制的熔炉中百炼成钢；

一个向西，在异族的统治下苦苦挣扎。

他们操持着日益分化的语言，仰望着同一个上帝，却走上了两条再也无法交汇的殊途。

命运的第一次分野，就此完成。

它像一道无形的鸿沟，横亘在兄弟之间，为日后数百年的恩怨情仇，埋下了第一块沉重的基石。

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改变一切。

又是两百年过去，东边的莫斯科公国已经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并开始以“第三罗马”的继承者自居，迅速崛起，露出了咄咄逼人的锋芒。

这让它的西边邻居——波兰和立陶宛，感到了芒刺在背。

为了共同对抗这个强大的新对手，1569年7月，波兰王国与立陶宛大公国在卢布林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联姻。

双方签署协议，正式合并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

在卢布林那座华丽的会议大厅里，当两国贵族举杯欢庆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在这场盛宴中被彻底改写。

这个民族，就是乌克兰。

根据合并协议，原属立陶宛大公国管辖的乌克兰大部地区，被直接划归波兰王国统治。

存在了数百年的公国体制被全面取缔，取而代之的是波兰的行省制度。

这片广袤的黑土地，被划分为鲁西、基辅等六个行省，像一块巨大的蛋糕，被重新切分。

对于乌克兰人而言，这不仅仅是换了个统治者那么简单。

如果说立陶宛的统治还相对温和，那么波兰的统治，则是一副冰冷而沉重的枷锁。

波兰贵族像潮水般涌入乌克兰，他们夺取了最好的土地，将曾经拥有一定自由的乌克兰农民，一步步地变成了依附于土地的农奴。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文化和宗教领域。

波兰人信奉天主教，而乌克兰人世代信奉东正教。

在波兰统治者眼中，东正教是“分裂”的、“野蛮”的，必须予以清除。

他们强制推行宗教合并，试图让乌克兰人改信天主教，接受波兰的语言和文化。

教堂被改建，神父被驱逐，传统的习俗被视为异端。

对于虔诚的乌克兰民众来说，这无异于对他们灵魂的践踏。

压迫的铁锤，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敲打在乌克兰民族的脊梁上。

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就在这片被压迫的土地上，一股桀骜不驯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

在第聂伯河下游，有一片广阔而荒芜的草原，这里三不管地带，法律和秩序都显得苍白无力。

一群不愿忍受波兰贵族压迫的乌克兰人——逃亡的农奴、破产的市民、被剥夺土地的小贵族——聚集到了这里。

他们靠渔猎为生，更靠刀剑立足。

他们组织起纪律严明的军事团体，选举自己的首领（盖特曼），过着一种半耕半战、绝对自由的生活。

他们给自己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哥萨克。

“哥萨克”在突厥语中，意为“自由人”。

这群人，就是自由的化身。

他们能征善战，骑术精湛，来去如风。

他们时而受雇于波兰国王，去边境抵御鞑靼人的侵扰；时而又会因为无法忍受压迫，揭竿而起，将利刃刺向自己的雇主。

他们是乌克兰民族最坚硬的骨头，是反抗精神最鲜活的象征。

在这群哥萨克中，一个人的出现，即将把这股反抗的潜流，汇聚成一场滔天巨浪。

他的名字叫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

赫梅利尼茨基出身于一个乌克兰小贵族家庭，他受过良好教育，通晓多种语言，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哥萨克军官。

他本可以安稳地度过一生，但个人命运的悲剧，却与整个民族的苦难交织在了一起。

一名飞扬跋扈的波兰贵族，不仅霸占了他的庄园，抢走了他的妻子，还活活打死了他的小儿子。

赫梅利尼茨基悲愤交加，他四处申诉，却求告无门。

波兰的法律，显然不会为一个“低等”的乌克兰哥萨克，去惩罚一位“高贵”的波兰绅士。

那一刻，个人的仇恨与民族的屈辱，在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

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不公的世道里，想要讨回公道，唯一的工具，就是手中的马刀。

他逃到了哥萨克的中心——扎波罗热，向所有哥萨克兄弟们控诉波兰人的暴行。他的血泪，点燃了每个人心中的怒火。长久以来积压的怨恨，如同火山一般，瞬间爆发。

一场席卷整个乌克兰的大起义，即将拉开序幕。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哥萨克的出现，为乌克兰的命运带来了新的变数，而赫梅利尼茨基，这位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悲情英雄，正站在这场历史风暴的中心。

他将带领他的人民，走向一条充满鲜血与抉择的未知道路。

02 血色盟约

历史有时候就像一场赌局，当你被逼到绝境，不得不押上一切时，你永远不知道打开骰盅的那一刻，等待你的是救赎，还是一个更深的深渊。

博格丹·赫梅利尼茨基，这位满怀国仇家恨的哥萨克领袖，此刻就站在这样一张巨大的赌桌前。

他成功了。

在他的领导下，哥萨克起义的烈火燃遍了整个乌克兰。

波兰贵族的庄园在燃烧，象征着压迫的城堡化为灰烬。

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波兰老爷们，第一次尝到了乌克兰马刀的冰冷滋味。

起义军一度所向披靡，整个波兰-立陶宛联合王国都为之震动。

然而，战争从来不只是一腔热血。

联合王国毕竟是当时东欧的头号强国之一，当它从最初的震惊中反应过来，调集重兵进行残酷镇压时，赫梅利尼茨基和他的哥萨克军队开始感到了巨大的压力。

哥萨克们是天生的战士，但他们终究是民兵，缺乏正规的后勤、精良的火炮和源源不断的兵源。

战争陷入了残酷的拉锯战，乌克兰大地被鲜血浸透，起义军的力量正在一点点被消耗。

赫梅利尼茨基很清楚，单凭自己，赢得了一时，赢不了一世。

他必须寻找一个强大的外援，一个能够与波兰抗衡的靠山。

他的目光，越过西部连绵的战火，投向了广袤的东方。

在那里，有一个正在冉冉升起的帝国——沙皇俄国。

选择沙俄，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决定。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他们信仰同一个上帝。在那个宗教高于一切的年代，共同的东正教信仰，是连接彼此最天然、最牢固的纽带。

相比于异教徒波兰人，同宗同教的莫斯科沙皇，怎么看都更像“自己人”。

其次，他们血脉同源。

尽管已经分道扬镳数百年，但在遥远的记忆深处，他们都源自那个共同的母亲——基辅罗斯。

这种若有似无的亲缘关系，让投靠显得不那么屈辱，反而有几分“兄弟重逢”的意味。

最后，沙俄足够强大，且与波兰是世仇。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个道理亘古不变。

于是，在经过反复的权衡与艰难的谈判后，历史的指针，最终指向了1654年的那个冬天。

地点，乌克兰小城佩列亚斯拉夫尔。

这一天，城中的广场上人头攒动，气氛庄严肃穆。

赫梅利尼茨基与一众哥萨克长老们，在沙皇使臣瓦西里·布图尔林的见证下，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效忠仪式。

他们宣誓，向“东方的、虔信的、伟大的沙皇陛下”效忠。

随后，双方正式签订了那份在未来三百多年里，引发无数争议的——《佩列亚斯拉夫尔协议》。

这份协议，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是一个充满了模糊与歧义的矛盾体。

在哥萨克们看来，这更像是一份军事盟约。我们承认你沙皇是大哥，在你罩着下打波兰人。

协议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乌克兰保留极大的自治权，传统的哥萨克盖特曼制度不变，民选的行政机构不变，独立的司法和财政体系不变，六万人的哥萨克军团建制也不变。除了不能自主搞外交，我们基本上还是我们，只是找了个强大的保护人而已。

但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里，沙皇阿列克谢和他的大臣们，却用完全不同的眼光解读这份文件。

在他们看来，“效忠”和“臣服”这两个词，才是协议的灵魂。

什么自治权，那不过是沙皇对新归顺子民的恩赐，既然可以恩赐，自然也可以收回。

这根本不是什么结盟，而是离家多年的兄弟，终于回到了大家庭的怀抱，是“小俄罗斯”与“大俄罗斯”的重新合并。

一个致命的抉择，就此铸成。

乌克兰人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可以倚靠的兄长，却没料到，这位兄长想要的，不是并肩作战的兄弟，而是一个绝对服从的家人。

为了摆脱一个看得见的枷锁，他们懵懂地给自己套上了另一个看不见的、却更为坚固的绞索。

协议文本中那些刺眼的“臣服”字眼，如同魔鬼的契约，为日后三百年的民族悲剧，写下了第一个沉重的音符。

请君入瓮之后，接下来要做的，自然就是关门打狗了。

当然，沙皇们都是极有耐心的猎手，他们不会操之过急。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沙俄一边与波兰反复拉锯，争夺对乌克兰的控制权，一边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不动声色地侵蚀着乌克兰的自治权力。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这锅温水被瞬间烧开了。

这个人，就是彼得一世，后世称之为“彼得大帝”。

彼得是个不折不扣的狠人，他的眼里只有一件事——建立一个强大、统一、绝对中央集权的俄罗斯帝国。

任何阻碍这个目标的，无论是人还是制度，都必须被碾碎。

在他看来，乌克兰那套哥萨克自治制度，简直就是帝国身上的一块赘肉，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必须切除。

于是，削弱乌克兰自治权的动作，变得系统而露骨。

彼得的步步紧逼，让时任乌克兰盖特曼的伊万·马泽帕，感到了彻骨的寒意。

马泽帕是个极其复杂的人物。

他出身贵族，风度翩翩，才华横溢，既是勇猛的将领，也是精明的政治家。

他曾是彼得一世的宠臣和挚友，两人一度关系好到可以同床共枕。

然而，在个人友谊与民族命运之间，他最终必须做出选择。

导火索，是1700年爆发的大北方战争。

沙俄与北欧强国瑞典，为了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大打出手。

战火很快蔓延到了乌克兰。

马泽帕请求彼得大帝派遣俄军，协助乌克兰共同抵御瑞典的入侵。

这本是《佩列亚斯拉夫尔协议》中沙俄应尽的“保护”义务。

然而，彼得的回复，却是一句冰冷的拒绝。

他命令马泽帕自己想办法，甚至还嘲讽哥萨克军队不堪一击。

这个回复，像一盆冰水，浇醒了马泽帕。

他终于看清了这位“挚友”的真实面目——在彼得的帝国蓝图中，乌克兰不过是一块可以随时牺牲的战略缓冲地，乌克兰人的死活，根本无足轻重。

所谓的“保护”，不过是吞并的借口。

一种被欺骗、被利用的屈辱感，在他心中翻腾。

与其坐以待毙，被沙俄慢慢吞噬，不如放手一搏，或许还能为乌克兰博一个独立的未来。

于是，在1708年那个冰天雪地的冬天，马泽帕做出了一个震惊整个欧洲的决定——他率领一部分哥萨克军队，转而与沙俄的敌人，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结盟。

这无疑是一场豪赌，赌上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赌上了乌克兰的国运。

然而，命运的天平并没有向他倾斜。

在1709年那场决定性的波尔塔瓦战役中，彼得大帝的俄军以绝对优势，击溃了瑞典与哥萨克的联军。

查理十二世狼狈逃窜，而马泽帕，这位试图为民族寻找出路的盖特曼，也在一年后流亡异乡，含恨而终。

他的独立梦想，化为了泡影。

这场失败，对于乌克兰而言是灾难性的。

马泽帕的“叛乱”，给了彼得大帝一个千载难逢的、彻底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完美借口。

从此，在俄罗斯的官方史书中，伊万·马泽帕被钉在了“叛徒”的耻辱柱上，他的名字成了背信弃义的代名词，东正教会甚至对他施以了最严厉的“绝罚”，诅咒他永世不得超生。

但在乌克兰人的心中，尤其是在后世的民族主义者眼中，他却是一位敢于反抗暴政、追求独立的悲情英雄，一个被尊为“国父”的先行者。

彼得大帝用利剑劈开了乌克兰自治的大门，而将这扇门彻底焊死的，是一位女人。

她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历史上与彼得大帝齐名的“女皇”。

如果说彼得的手段是暴烈的、直接的，那么叶卡捷琳娜的手段，则更为阴柔，也更为致命。

她对乌克兰的政策，可以总结为三个步骤，一步比一步狠。

第一步，废除盖特曼。

1764年，叶卡捷琳娜颁布诏书，正式废除了乌克兰的盖特曼制度。

这个延续了百余年、象征着乌克兰自治的最高职位，从此在历史上消失。

没有了首领的哥萨克，就像一群失去了头狼的狼群，再也无法形成统一的力量。

第二步，解散哥萨克。

乌克兰自治的核心军事力量，是那群驻扎在第聂伯河下游的扎波罗热哥萨克。

他们是乌克兰自由精神的堡垒。

叶卡捷琳娜很清楚，只要这支力量还存在，乌克兰人的反抗就不会停止。

1775年，在取得了对土耳其战争的胜利后，沙俄已经打通了黑海出海口，哥萨克作为边境守护者的利用价值也已消失。

女皇毫不犹豫地下令，俄国正规军突袭了扎波罗热哥萨克的营地“塞契”，将其经营了几个世纪的防御工事夷为平地。

那一夜，据说一位年迈的哥萨克头目，在俄军面前，拒绝交出象征着盖特曼权力的权杖。

他当众将权杖用力折断，一半狠狠地插入第聂伯河畔的泥土，另一半则秘密交给了一位年轻的哥萨克。

他嘶哑着嗓子说：“他们可以摧毁我们的营地，但自由的种子，终将在这里再次发芽。”

哥萨克头目们或被流放，或被遣散，普通的哥萨克则被强行编入俄国军队，或者干脆沦为农奴。

那支曾让整个东欧闻风丧胆的哥萨克军团，就这样被彻底肢解。

第三步，行政一体化。

做完了前面两步，最后一步便水到渠成。

叶卡捷琳娜撤销了管理乌克兰事务的“小俄罗斯衙门”，在乌克兰全境设立了与俄国本土完全相同的总督辖区。

同时，她在当地全面推行俄国的农奴制和行政体系。

更高明的是，她还懂得“胡萝卜加大棒”的道理。

一方面残酷镇压反抗，另一方面则极力拉拢乌克兰的上层精英。

1785年，她颁布《贵族特权诏书》，赋予乌克兰贵族与俄罗斯贵族完全同等的地位和权利。

这意味着，只要你肯放弃自己的民族认同，说俄语，学俄国礼仪，效忠女皇，你就可以继续享受荣华富贵。

这一招釜底抽薪，效果显著。

大批乌克兰贵族精英，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争先恐后地“俄罗斯化”，逐渐与自己的民族和土地割裂开来。

至此，叶卡捷琳娜用她那微笑的利剑，完成了彼得大帝未竟的事业。

曾经那个拥有高度自治权的乌克兰，已经从法理到事实上，彻底沦为了沙俄帝国的一个“普通行省”。

长达三百年的合并之路，最终走到了吞噬的终点。

03 禁锢的灵魂

征服一片土地，靠的是刀剑；而要征服一个民族，则需要磨灭它的记忆。

当叶卡捷琳娜二世将乌克兰的行政建制彻底纳入帝国版图后，她的继任者们便开始了一项更为宏大，也更为艰难的工程——对乌克兰民族的灵魂进行格式化，然后装入一个名为“俄罗斯”的操作系统。

这项工程，就是贯穿整个19世纪的“俄罗斯化”政策。

其核心逻辑非常简单粗暴：在这个统一而伟大的俄罗斯帝国里，只应该有一种声音——俄语；

只应该有一种文化——俄罗斯文化；

也只应该有一种历史记忆——那就是俄罗斯的历史。

至于乌克兰语、乌克兰文化、乌克兰历史……对不起，那些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们只是“大俄罗斯”文化下一个不规范的、充满乡土气息的“方言分支”，需要被纠正，被统一。

一场没有硝烟，却直指灵魂的战争，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悄然打响。

19世纪中叶，基辅。

这座曾经的基辅罗斯古都，如今已经是沙俄帝国西南地区的重要城市。

城中新建的圣弗拉基米尔大学（今基辅国立大学），红色的外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