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了40 年金条拒交社保，被儿女骂傻子，直到妻子病危，金条变现的那一刻，所有人都红了眼…
1986年的秋天，青州市农机厂的车间里，休息铃一响，工友们就围在一起炸开了锅。
话题只有一个——国家刚推行的社会保险。
王建国拍着大腿说，这可是天大的好事，老了能领退休金，看病能报销，不用靠儿女。
李红梅也跟着附和，说她娘家哥已经去办了手续，以后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我站在角落擦着机床，没说话。
我叫秦建国，那年26岁，在农机厂当车工，上班刚满三年。
“建国，你咋不说话？”妻子李桂兰拎着一个布包走进车间，她在隔壁的纺织厂上班，趁着休息过来找我。
她手里拿着一张社保宣传页，上面的字印得密密麻麻。
“我不打算办。”我放下抹布，接过宣传页看都没看就放在了一边。
“为啥啊？”李桂兰皱起眉，声音压低了些，“大家都说好，老了有保障，你咋偏不相信？”
“我见过不信的。”我想起前两年，邻村的张大爷交了好几年的集体养老保险，后来村里说资金出了问题，一分钱都没领到，最后急得一病不起。
“现在通胀这么厉害，几十年后这些钱说不定就不值钱了，还不如自己攒点实在东西。”
“那你有啥打算？”李桂兰追问，她向来顺着我，但这事上，明显有些不认同。
“买黄金。”我语气肯定。
爷爷在世的时候，常跟我说“乱世黄金，盛世古董”，黄金是硬通货，不管什么时候，都能换成钱，比什么社保都靠谱。
李桂兰愣了一下，显然没料到我会这么说。
“黄金？那得花多少钱啊？咱们刚结婚，手里就攒了几百块钱。”
“慢慢攒。”我握住她的手，“我每个月省点，一年下来，总能买一根。”
李桂兰没再反驳，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从布包里掏出两个馒头和一个咸菜疙瘩，“先吃饭吧，这事以后再商量。”
那天中午，我啃着馒头，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不管多难，我都要坚持买黄金，为了我和李桂兰的以后，也为了我们将来的孩子。
第一根金条，是1986年冬天买的。
60克，花了我四个月的工资，一共1920块钱。
那时候黄金不好买，青州市里只有一家恒鑫国营金店卖金条，我每个周末都去问，终于等到一批新货。
柜台里的营业员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王，他看我的眼神很奇怪，像是看一个傻子。
“小伙子，你一个车工，买金条干啥？又不能当饭吃，还不如存银行拿利息。”
我没跟他解释，只是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用天平称好金条，然后用红色的软布包好，递给我。
我接过金条，感觉沉甸甸的，心里却异常踏实。
我把金条揣进内衣口袋，裹紧了棉袄，快步往家走。
那时候天很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冷。
回到家，李桂兰正在做饭，看到我回来，连忙迎上来。
“咋这么晚？”她闻到我身上的寒气，伸手摸了摸我的脸。
我没说话，从内衣口袋里掏出金条，放在桌子上。
李桂兰低头一看，眼睛瞬间睁大了。
“建国，你真买了？这得花多少钱啊？”
“四个月工资。”我坐在凳子上，看着她，“桂兰，相信我，几十年后，你会知道我是对的。”
李桂兰拿起金条，轻轻摩挲着，眼神里有心疼，也有无奈。
“我相信你，但咱们以后的日子，可就更紧巴了。”
“我知道。”我点点头，“以后我少抽烟，少喝酒，下班再去打个零工，总能凑够钱。”
从那以后，我们的日子真的变得紧巴起来。
别人家的男人抽烟都是买整包的，我却只能买散装的，有时候甚至不抽。
别人家逢年过节都会买肉吃，我们家却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买一点点肉，给李桂兰补补身子。
1987年春天，李桂兰怀了我们的儿子秦磊。
怀孕期间，她想吃点水果，都舍不得买，只能捡别人扔掉的烂苹果，削掉坏的部分再吃。
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只能更加拼命地干活。
下班之后，我去码头扛麻袋，一袋麻袋重一百多斤，扛一天能赚五块钱。
有时候扛到半夜，肩膀都磨破了皮，回到家，李桂兰就用热水给我敷，一边敷一边掉眼泪。
“建国，要不咱们别买金条了，孩子出生还要花钱。”
“不行。”我摇摇头，“越是这样，越要攒点保障，万一以后有啥急事，咱们不至于手忙脚乱。”
那年冬天，我还是凑够了钱，买了第二根金条。
60克，当时的金价涨到了33元一克，花了1980块钱。
工友们知道我每年都买金条，都嘲笑我傻。
王建国每次见到我，都故意打趣：“建国，又去买金条啊？你这金条能当奶粉钱吗？不如跟我一起交社保，以后老了能领钱，多靠谱。”
李红梅也跟着说：“是啊秦哥，你看我，每年交几十块钱，也不影响过日子，以后老了有保障，多好。”
我从来不跟他们争辩，只是笑笑。
我知道，多说无益，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才能证明谁是对的。
1988年，秦磊出生了。
孩子的出生，给家里带来了欢乐，也带来了更大的开销。
奶粉、尿布、衣服，每一样都要花钱。
李桂兰不能上班了，家里的收入全靠我一个人。
为了买第三根金条，我除了扛麻袋，还去建筑工地搬砖头，每天天不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一天能赚八块钱。
有一次，我在工地搬砖头的时候，不小心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腿摔肿了，只能在家休息。
李桂兰看着我肿得像馒头一样的腿，哭着说：“建国，咱们别买了，我求求你了，再这样下去，你身体就垮了。”
我握住她的手，强忍着疼痛说：“桂兰，再坚持坚持，就一年，就一年。”
李桂兰没办法，只能更加精打细算，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她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把最好的都留给我和孩子。
那年秋天，我终于凑够了钱，买了第三根金条。
看着桌子上的三根金条，我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坚持下去，给他们母子一个安稳的未来。
接下来的几年，我每年都按时买一根金条。
1989年，金价35元一克；1990年，36元一克；1991年，38元一克……
每一根金条，都凝聚着我和李桂兰的心血，每一根金条，都承载着我们对未来的希望。
秦磊慢慢长大了，到了上学的年纪。
别人家的孩子都背着新书包，穿着新衣服，秦磊却只能背着我用旧布缝的书包，穿着亲戚家孩子剩下的衣服。
有一次，秦磊放学回来，哭着跟我说：“爸，同学们都嘲笑我，说我是穷光蛋，没有新书包，没有新衣服。”
我看着孩子通红的眼睛，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蹲下来，摸了摸他的头说：“磊磊，对不起，是爸爸不好。”
“等以后爸爸有钱了，一定给你买新书包，买新衣服。”
秦磊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扑进我的怀里。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坐了很久。
我也想给孩子更好的生活，也想让李桂兰过上好日子，但我知道，现在的苦，是为了以后的甜。
如果现在贪图安逸，不攒点保障，以后遇到急事，我们就只能束手无策。
1995年，我们的女儿秦婷出生了。
家里又多了一张嘴，开销更大了。
我不得不更加拼命地干活，除了上班，还兼职送报纸、摆地摊，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李桂兰一个人照顾两个孩子，还要做家务，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
1998年，金价涨到了45元一克。
那年，秦磊上初中，学费比小学贵了很多，秦婷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我手里的钱不够，既要交学费，又要买房金条。
没办法，我只能去找亲戚借钱。
亲戚们知道我借钱是为了买金条，都不愿意借我。
我二叔说：“建国，你是不是疯了？两个孩子上学要花钱，你不攒钱供孩子上学，反而买那些不能当饭吃的金条，我不能借你钱。”
我三叔也说：“是啊建国，听我一句劝，别买金条了，交社保吧，以后老了有保障，孩子们也能轻松点。”
我碰了一鼻子灰，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到家，李桂兰看到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我没借到钱。
她从床底下拿出一个布包，递给我说：“建国，这里有几百块钱，是我这些年攒的私房钱，你再凑凑，应该就够了。”
我打开布包，里面全是零钱，一元的、五角的、一角的，还有几张皱巴巴的十元纸币。
我看着这些钱，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桂兰，委屈你了。”
“不委屈。”她摇摇头，“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再苦再难，我都不怕。”
那天，我拿着李桂兰的私房钱，再加上自己攒的钱，终于凑够了买金条的钱。
看着第四根金条，我心里既有愧疚，又有坚定。
愧疚的是，让李桂兰和孩子们跟着我受苦；坚定的是，我相信我的选择，总有一天，这些金条会派上大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