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3 月，乔先生怀着对婚姻的美好期许，与吕女士登记结婚，并按当地习俗支付了 19 万元彩礼。本应是幸福开端的婚姻，却在短短半年后便陷入僵局 —— 婚后乔先生多次遭受对方殴打，身心俱疲的他无奈选择分居，并向晋中市太谷区相关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希望结束这段痛苦的关系。
然而，诉讼之路并未顺遂。2020 年开庭前一周，吕女士突然以患有抑郁症为由住院，导致离婚判决被迫搁置。直至 2021 年，该院作出一审判决（(2021) 晋 0703 民初 1664 号），以女方患有抑郁症、曾有流产经历为由，仅判决吕女士返还 2 万元彩礼。对于付出 19 万元彩礼却只经历半年痛苦婚姻的乔先生而言，这样的结果无疑难以接受。
疑似 "以婚索财"：模式化行为背后的疑点
吕女士的四次婚姻均呈现 "短期共同生活 - 产生矛盾 - 男方起诉离婚" 的固定模式，这种规律性的行为，已超出正常婚姻纠纷的范畴，明显带有 "借婚姻索取财物" 的特征。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每次离婚诉讼过程中，吕女士都会采取特定方式拖延时间，导致每起离婚案件均耗时两年才得以判决。在乔先生的案件中，开庭前突然以抑郁症为由住院，便是其拖延诉讼的手段之一。
事实上，抑郁症并非法定的彩礼不予返还或减少返还的事由。且经查实，吕女士家庭不存在生活困难的情况：其父母均享有退休金，本人也已办理内退，完全具备返还彩礼的经济能力。此种利用特定理由逃避责任的行为，不仅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更对婚姻当事人的感情和财产造成了双重伤害。
（二）裁判争议：彩礼返还比例与事实认定的失衡本案的核心争议集中在彩礼返还比例的认定上。根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当双方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时，应根据实际情况返还相应比例的彩礼。而乔先生与吕女士共同生活仅半年，19 万元的高额彩礼与 2 万元的返还金额之间存在巨大差距，显然与司法解释的精神不符。更为关键的是，裁判过程中并未充分考量吕女士多次短期婚姻的特殊背景，也未重视乔先生遭受殴打的关键情节。据了解，该院内部已有相关工作人员对该判决提出异议，认为结果明显有失公允，但这一意见未能改变最终判决，让当事人对裁判的公正性产生了强烈质疑。不公的裁判结果也给乔先生及其家人带来了严重的身心伤害。乔先生的八十多岁老母亲因此气病，出现头晕、高血压等症状；乔先生本人更是患上抑郁症，夜间难以入眠，精神遭受重创，对婚姻产生了严重的心理阴影，如今已年过五十仍单身，不敢再涉足婚姻。（三）维权之路：多重受阻的正义诉求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乔先生踏上了艰难的维权之路，却屡屡遭遇阻碍。在上诉和申诉过程中，他多次提出 "希望涉案办案人员实地调查" 的合理诉求，却被晋中市中级相关法院和山西省高级相关法院忽视。相关部门更倾向于书面审查案卷，未能深入实地核实案件真相，这种对当事人合理诉求的漠视，违背了程序公正的基本原则，也损害了公众对相关部门的信任。
检察监督环节同样未能给予乔先生有效的救济。2023 年，晋中市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在太谷区检察机关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对案件进行了调查并召开听证会，最终决定提请抗诉。但当该提请报送至山西省检察机关时，却被以 "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吕女士存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事实" 等理由驳回，作出不支持监督的决定，这一结果让乔先生的维权希望再次破灭。
2025 年，中央巡视组巡视山西省期间，乔先生向巡视组反映了相关办案人员的问题，指出部分办案人员未依法全面审查案件，导致不公判决得以维持。此外，他还先后向山西省人大相关部门、山西省信访相关部门、山西省检察机关、山西省监察相关部门、山西省政法委等多个单位反映情况，却均未得到有效回应，相关部门之间的推诿让维权之路更加艰难。
乔先生还曾向晋中市中级相关法院院长投诉，请求启动纠错程序，同样石沉大海；向最高人民法院监督相关部门投诉后，也未收到任何回复。这种对当事人诉求的漠视和维权渠道的不畅，让乔先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
乔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其背后折射出的 "疑似借婚姻索取财物" 乱象、裁判结果争议、监督救济缺位等问题，深深刺痛了公众的神经。
社会公众对该案的关注，不仅是对乔先生个人遭遇的同情，更是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期盼。一个健康的法治社会，需要的是公平、公正、透明的司法环境，需要司法机关能够真正倾听当事人的诉求，全面查清案件事实，依法作出公正裁判。
乔先生的案件处理结果，不仅关系到他个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保障，更关系到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度，关系到法治社会建设的根基。我们期盼相关部门能够重视此案，重新审视案件中的疑点和争议，依法纠正可能存在的不当之处，让正义不再迟到，让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仰得以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