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冬，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的彭德清的妻子吴璇给粟裕写了一封求救信。

原来，彭德清从1967年6月被“造反派”关押并被隔离审查后，家里人就没有再见过他，只有通过他每个月给母亲的汇款单，知道彭德清尚在人世。

不过，被关了两年的彭德清处境并不是很好，他身体状况又很差，吴璇很担心丈夫的安危，这才冒着极大的风险给粟裕写信，希望老首长能够帮助一二。

粟裕得知这一情况后，也极为痛心的表示：

“他们害了那么多人，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完啊！彭德清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根本不信那些胡说八道！”

图|彭德清

粟裕嘱咐妻子楚青给吴璇写信，要她暂时宽心等待，同时自己暗中派人出去，调查彭德清身处何地，后来粟裕考虑，此事非周总理出面不可，就叮嘱吴璇给周总理写信。

周总理后来看到了吴璇的信后，立刻批示：

“让他摆脱监护，住院治疗。”

得益于此，彭德清被转到了铁路医院边治疗边审查，虽然仍未恢复工作，但他的处境大为好转。

1972年某天，在征得批准后，吴璇带着子女在北京卫戍区某部队的大院里见到了彭德清，当时彭德清虽然面容憔悴，但却依旧乐观。

1972年年底，毛主席在和周总理的一次谈话中，提到了纠正过去冤假错案，落实老干部政策。毛主席后来将这个工作交给了周总理负责。

从1973年年初开始，周总理便亲自主导了这项工作，帮助一大批蒙冤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不过，彭德清当时并没有赶上，这其中原因也很复杂。

当时，彭德清的头上还被扣着“叛徒”的帽子。

一个功勋赫赫的战将，是如何被扣上“叛徒”帽子的？这还要从他的过往说起。

图|叶飞

后来曾主持给彭德清平反、时任交通部部长的叶飞曾在回忆录中提到这件往事：

“1970年5月26日交通部军管会，根据逼供诱供的假材料，向党中央报告说:“彭德清在1936年初被捕叛变并参加特务组织。”以后对彭德清同志的关押“监护审查”竟长达3年之久。这实在太离奇也太令人难解了。”

叶飞对彭德清这段历史似乎并不清楚。

根据《同安文史资料》第十五辑(1995年11月)收录的彭德清《回忆同安越狱斗争》，彭德清在1935年确实有过被捕的经历，但后来他凭借自己的机智逃出。

同在一个监狱里的蒋才培（后任同安县侨联副主席）回忆往事时也说：

“1935年2月1日彭德清同志被叛徒彭水锦出卖被捕（当时彭德清任中共同安县委书记，1934年冬调任），关在同安监狱，遇到也被捕的同安县共青团县委书记陈九狮和组织部长黄永妙，三人计划越狱。但次日彭德清就被移押到单独牢房，后彭德清单独越狱成功。”

从彭德清的回忆文章也不难看出，彭德清在入狱一段时间里确实曾被单独关押过，后来也是在单独关押期间逃脱的。

图|彭德清同安越狱（取自同安区住建和交通局）

应该指出的是，彭德清后来逃出监狱后，曾向组织上汇报过自己被捕的经历，时任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的易培祥为此还勉励他：

“你越狱出来是大好事，陈仙查同志光荣牺牲了，当前情况比较严酸，我们的工作要做得更好。我暂留同安帮助工作，你迅速回山区工作，尽快将游击根据地建设起来，我立即把情况向厦门市萎报告。”

彭德清后来出任了安同南边区临时特委书记，进入山区领导游击队去了。

不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9月下旬，时任中共安溪中心县委书记易培祥、执委张剑峰、郭港等先后被捕叛变，这也就都是后话了。

令彭德清也没想到的是，这件往事后来会被翻出来，成为给他定罪的根据。

1975年1月，叶飞复出任交通部部长后，开始着手整顿部务，当时叶飞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交通部许多副部长、厅局级的干部仍“靠边站”，处境稍差的甚至头上依旧戴着各种各样的“帽子”，正常的工作反而无人理会。

叶飞决定解放一批干部出来工作，彭德清专案就是他所触及的第一个案子。

叶飞对彭德清还是很熟悉的，毕竟抗战末期，叶飞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期间，彭德清是一师三旅旅长。解放战争时期，华东野战军分兵作战，叶飞一纵、陶勇四纵出击鲁南（1947年7月）受困，当时彭德清率领四纵十师担纲诱敌重任，掩护全军突围。

鲁南突围，彭德清十师损失巨大，突围到胶东后全师仅剩下1600余人（参见本号前文《叶飞晚年回忆鲁南遇险，当时敌人电文称：一纵是面包，四纵是西瓜》）

叶飞后来谈起这件往事，还忍不住感慨：

“因为彭德清同志发扬了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和机智勇敢的战斗作风，他们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大部队突围的任务，又奇迹般地保持了自己的完整无损，彭德清同志是立了功的。”

在上任交通部后，叶飞得知老部下的遭遇后，立刻便调来了彭德清专案有关卷宗：

“还在2月中旬，我就从专案办公室调阅了彭的全部专案材料。在这些材料中，我看到林彪一伙整死了陶勇同志，还要斩草除根，要接着整陶勇同志的助手彭德清，即使彭德清已经离开了军队也要整，不整死也要整倒;其次我看到了“逼供信”3个血淋淋的大字，仅凭着一些对敌人特务进行逼供、诱供所获的漏洞百出、矛盾万端的材料，就要扼杀一个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的政治生命。”

图|《叶飞回忆录》

叶飞在看了这些材料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这其中写了指认材料的一共有四个人，其中三个是敌特，另外一个是自己的同志，但四个人所交代的材料均是漏洞百出，前后存在相互矛盾的内容，甚至就连彭德清被捕的时间也对不上，有的说是1933年，有的说是1935年。

叶飞带着这些问题去找了时任组织部部长的郭玉峰，然而面对这些问题，郭玉峰却表示：

“口供旁证俱全，这个案翻不得。”

叶飞顿时大怒：

“口供旁证哪里来的？逼供信嘛！我们党从来就倡导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逼供出来的东西不能作为根据的！”

见此形情，郭玉峰也只好表示：

“你们写个详细的审查报告，再研究研究吧。”

叶飞后来要求彭德清专案组就此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递上来，然而等到这份报告递上来，他看后却非常不满意，报告中虽然同意恢复彭德清的组织生活，但同时却留了尾巴，意在用含混不清的言辞蒙混过关。

就此报告，叶飞直接写了三点意见：

一、对彭审查事出有因，不对；

“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是一种新八股，往往被用来掩盖错误。报告中所谓“事出有因”，指的是“有人揭发”。这里的四个揭发人中有三个是敌特，他们原来对所谓彭的问题并无任何交代，是“文革”中专找他们“出题目外调”，对其逼供加诱供，才说有个叛徒彭德清，但三人供词又互相矛盾。另一人是自己同志，但他的“揭发”也是法西斯审讯方式下指题逼供获得的假材料。这种制造出来的假情况，怎么能说是“事出有因”?

二、彭的历史清楚，人证物证俱全；

彭在1935年冬或1936年初到厦门这段历史已经查清，他根本没有被捕过（叶飞回忆原文，此处应该有误），扯不上什么“叛变投敌”、“当特务破坏革命队伍”

三、报告结论含糊；

原来被“逼供”的四人中，三人已推翻口供，只有一人仍没有推翻，所以结论稿认为:“可相信彭本人交待，恢复其组织生活”，应该恢复其组织生活，是明确的，但“可相信本人交待”则是表明组织还不能作出明确的、肯定的结论，这是不够负责的。既然经过复查，已完全查清楚了，结论就应该明确肯定。

对叶飞所提的意见，彭德清专案组做了较长时间的分析研究。

针对那个未推翻原供的在押特务的口供，专案组进行了切实的分析，并最终发现，此人的口供错漏之处很多。

比如一开始他供称是自己一个人去抓的，后来又说是同其他人一起，然而他所说和他一起抓人的那个人与他根本就没有接触；对抓人的地点，此人供述也不一，一开始说是在厦门，后来又说在同安，而对当时抓了几个人、抓了哪些人，此人表述也不一样，甚至知道1972年，他才回忆起说抓了彭德清，后来问他怎么知道，他一开始说是从报纸上看到，后来又说是在同安监狱时狱中的人告诉他。

据此，专案组最终推翻了此人的口供，并表态称：

“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再留尾巴。”

在报请中央批准之前，叶飞特意就此事向李先念做了汇报，李先念也同意为彭德清平反。

后来叶飞陪同彭德清参加了部领导小组会议，在会上，叶飞历数彭德清的功绩，并谈到了他蒙冤受屈的情形，谈到动情处泪如雨下，就连彭德清也忍不住落了泪。

不久之后，彭德清复出任交通部副部长。

1979年，叶飞调任海军政委，开国少将曾生出任了交通部部长。

这么一来，曾生就不能在兼任的招商局董事长，于是彭德清以交通部副部长的身份，兼任了招商局的董事长。

事实上，早在叶飞还在交通部的时候，就派了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袁庚赴香港招商局调研，袁庚从香港考察回来后不久，就递交了《关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后来被交通部党组作为向中央的报告递交了上去。

袁庚在经过一番深入的考察后，提出要在毗邻港澳的广东沿海建立工业区，并初步将地方定在了蛇口，彭德清当时就很赞同袁庚的提议，还对这个提议特别的上心。

图|彭德清视察蛇口

1979年1月31日，彭德清陪着袁庚一起去见了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并汇报了在广东深圳建立蛇口工业区的想法。

李先念对交通部的想法很是支持，还准备划定广东宝安新安一片区域，但袁庚思虑再三，最终只是在这个半岛南段切了个尖下来：

“没有就是没有，不能再留尾巴。”

同年4月29日，彭德清赴香港考察，在返程时决定到广东宝安实地调研。

当时袁庚向彭德清汇报了香港招商局的情况后，同时向彭德清提出：

“彭部长，去看看蛇口吧，张振声率领先遣人员在那里安营扎寨。”

不过出奇的是，整个视察的过程中，彭德清都对袁庚没什么好脸色，这让很多招商局的干部都摸不着头脑。

彭德清之所以对袁庚没好脸色，原因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向中央打小报告，说袁庚在香港多年，早就被“腐蚀”了，住进了所谓的“豪华别墅”。

彭德清自己一向是眼里不揉沙子，他对自己信赖的部下，更是要求极高。

视察结束后，彭德清于5月1日又返回香港，袁庚陪同前往，当天下午四时许，他突然提出一个要求：

“要不咱们去袁庚的别墅坐坐。”

对于外面谣传他住“别墅”，袁庚自己也很无奈，他早年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就没有住宿舍的习惯，后来年纪又大了，加上又有家属随行，就更觉得挤进招商局的集体宿舍很不方便，于是提出请求住在外面，后来他在香港的伊丽莎白大厦租了个公寓房，两室一厅，每月房租8000港币，由招商局支付。

也正是因为这一行为，引起了不少人怀疑，认为袁庚腐化堕落了，特别是“伊丽莎白大厦”这个名字，大家都以为袁庚住进了豪华别墅。

可等到袁庚真正带大伙到了他住处后，才发现这事儿闹了个乌龙，袁庚的住处并不是什么大别墅，就是一套面积很小的住处，卧室里仅容得下一张床，客厅只有一个沙发，除此以外就基本上都是各种材料、书等。

事实上，很多挤进来的招商局干部连个坐的地方也没有，只能站在原地，他们心里想：

“如果这也能算得上是别墅的话，那么真要成为其他中资机构老总的笑柄了。”

要知道当时在港的许多中资机构的老总，平常也都不住宿舍，而是在外面租房住，通常租住的地方条件很好，面积也很大，甚至有的还雇佣了菲佣。

彭德清也知道冤枉了袁庚，立刻缓和下来态度，临走是还意味深长的说了一句：

“我看住在外面也挺好的。”

有些意外的是，彭德清自始至终也只是对招商局提意见，认为招商局应该尽快组建船队、尽快把工业区建起来，唯独没有对在建中的蛇口工业区提任何意见。

袁庚后来才理解了彭德清的用意，他是希望交通部不要忘本，交通部就应该多干些跟交通有关的事儿，所以他才要求招商局组建船队，对工业区的建设不止一次。

彭德清一致认为，工业区搞得再好，说不定将来就归了地方所有，交通部是吃力不太好，袁庚后来才意识到彭德清的良苦用心，有些后悔自己当年步子迈的太窄。

1992年，招商局成立120周年纪念日，邀请了交通部历任部长参加，彭德清因1981年出任交通部长，也在受邀之列，他在参观了蛇口工业区建设成就后，也忍不住对袁庚说：

“老袁，看起来这样搞，你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