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写到河南主题相关的文章，很容易招黑说搞地域歧视云云，我屡次力图为自己的本意正名，总是力不能及。几番自我开脱之下，索性看淡了键盘世界里毫无来由的指责和非议，毕竟个体文字的力量在三观多元化的博弈交锋中太过柔弱。

有个女同事在西安东五路住，她常与我回家顺路，几次同行后我二人逐渐关系交好。有一次她与家人通电话，用的是河南方言，我好事地问了句：“你老家是河南的？”这女同事面显难色，说：“我爷那一辈是河南人，不过我们现在都是西安本地户口。从小我妈就跟我说，别轻易告诉别人我们是河南人。”

在说这话的时候，女同事神色尴尬，有种隐私被人探知的感觉。我怪问其故，女同事回答：“我妈经常说河南人在外头的名声不好，怕我们因此被人歧视、欺负！”

△电影《一九四二》截图

我常常在反思这女同事的言论，诚然其长辈们善意的忠告无可厚非，不过刻意隐瞒自己的祖籍却让人觉得有数典忘祖之嫌。在参加工作之后，我曾与一位河南籍官员接触，他这样表达了社会上对河南人的歧视和偏见，“随便在街上找个人，祖上往上推十代，肯定是河南的。”这位官员挺直腰板大声用河南话说——凡是骂河南人的，说白了都是在骂自己的祖先嘞！

几年前，我看到过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后来还特意买了本《1942饥饿中国》，其中讲述了不少河南人逃难的历史纪实。就比如说，书中谈到了河南人被迫从中原大地逃难的背景原因：1942年，在蝗灾、洪水、饥荒、瘟疫和战乱多种迫害下，河南人被迫向全国各地逃荒求生，掀起了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次人口大迁徙。

在灾荒和病患终于平复之后，河南人失去了家园，他们眼含热泪远望着黄河对岸，却找不到昔日的归途，最后无奈在临近的陕西寄居。再到后来，他们在当地娶妻生子，生息繁衍，组建了新的家庭单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浸入，河南人的乡土观念逐渐被历史切断，他们的子孙后代并不如祖辈们那样眷恋故土，落叶归根的情结也逐渐被淡化，他们也适应了出生地的生存环境，被动或主动的形成了人口大融合。

关于河南人和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的渊源，必须从陇海铁路说起。1942年，“水旱蝗汤”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当时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万人被饿死。很多河南难民为了跪求一口饭吃，卖儿鬻女数不胜数。他们忍着腹中饥寒夜以继日地跋涉西行，大量百姓被饿死半途。其中还有很多人选择扒火车，顺着陇海线往西安跑，这是他们当时唯一能找到活路的方式。在当时的河南人看来，西安是帝王之都好赖都有口饭吃。

有史料曾这样描述过河南人扒火车的场景，“（河南难民们）像纷乱无序的蚂蚁一样，无数人趴在毫无防护设施的火车车厢上，经常有人被路上的障碍物刮倒，随后再遭火车碾压。过山洞的时候，时不时能听见人被呼啸的风推到车轮底的惨叫声，鬼哭狼嚎，凄惨悲凉……”

△电影《一九四二》截图

当时的陕西受战争和灾荒的冲击较小，在饥寒交迫的河南人看来简直就是求生的天堂，他们成群结队地奔上了向陕西“讨饭”的不归路。有史料这样表述：“当时逃到陕西的河南难民人数至少在200万以上。这些人口除了部分迁入西安外，大多分布于交通沿线的陕西中小城市，甚至连南郑、城固、凤县这些交通不便的县城，都涌入了大量的河南难民。”

从死亡之地奔赴向梦想家园，河南人用生命撰写了一段惨烈的迁徙史。黄河流域的中原大地原本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最后却成了子孙们四散逃离的地狱魔窟，这不仅是河南人的苦难史和精神伤痕，即便是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绝对是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痛。

逃难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归宿是活着。逃到西安的河南人也分三六九等，有些难民原本有家业，他们变卖家财寄身西安继续做生意，这一类人的生存状况相对较好。还有很多人靠卖艺杂耍在陕西立稳了脚跟，如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等。河南人的乡土意识很强，他们认为只要有老乡尤其是混的好的老乡所在处就能活下来，于是有大部分人继续朝老乡投奔而来，由此形成了更大规模的河南人入陕潮。

然而，多数河南人的生存情况并不乐观。如今陕西民间仍流传着“河南棚子河南担”的说法，很多人以为“河南担”是骂河南人的名词，其实这句话说的那时候的河南人居住在棚子里，全部的财产只有从河南用扁担挑来的一些家当。如此凄凉的词汇，如今被人误传成脏话，不知是荒诞还是讽刺！

顺着陇海铁路，颠沛流离的河南难民停留在了西安火车站周边。那时的西安火车站北面还是荒无人烟的杂草地，居无定所的河南人就地搭棚子住了下来，这一大片棚户区后来被西安人称为“道北”。

△电视剧《叶落长安》截图

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在火车道南边的解放路上安了家，有人从事个体生意，多数人靠拉车出卖体力来谋生。起先是人力车，最后是架子车，机械化之后成了现在的蹦蹦车和三轮车（这个行当至今仍被河南人所主要垄断着）。当时西安有这样的说法“西安当地人一听是河南人拉黄包车都非常愿意坐，原因是西安人觉得河南人身体好跑得快。其二是因为河南人要钱合理，不会跟西安本地人那样信口乱开价。”

解决了谋生渠道的难题，后面便是找个苟身立命的场所。那些流落在解放路的难民们，为了寻个遮风避雨的去处，竟然在西安城墙脚下徒手凿开了大大小小的洞穴，一家几口人栖身在其中。到了解放后的上世纪70年代以前，仍然还有很多河南人在西安城墙洞里居住，这些原本是用于战备的城墙洞，最后很多都成为了河南人自家的院子。

因为领地被侵占，再加之很多生活习性和治安环境的影响，当时的很多西安人的确对河南人产生了排挤和歧视。这种地域歧视和文化排挤的表现，从90年代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中可以得到印证，住在西安南郊的人见面打招呼常问“你儿子考上了么？”道北的人见面则问“你儿子出来了么？”因为西安南郊的居住人群多以知识分子为主，考学念书是年轻人生活常态。而铁道以北的棚户区则住了很多河南人，打架斗殴、盗窃诈骗的事很普遍，那里的青年经常被公安拘留、坐牢。

在资源贫瘠的年代，“河南担”们为了养活家中妻儿老母，单凭苦力难以为继，于是很多人便将家中值钱的物事与当地的西安人进行交换，再后来形成了买卖，再到最后“收破烂”这一成本低廉的营生成了河南人养家糊口的资本。最著名的西安鬼市（小东门顺城巷内），就是当时河南人进行废旧品交易的最大市场。直到如今，很多骑着三轮车流转于大街小巷内的收破烂者基本都是河南人。但因部分收破烂的人手脚不干净，少数群体靠坑蒙拐骗来获利，一直备受各地人诟病，这类事例严重损害了河南人的名声。

△电影《一九四二》截图

不过，河南人能吃苦的精神也是很多人认可的。在西安的很多工地都愿意招河南人做工，因为他们踏实能干肯卖力气。另外在很多又脏又苦的底层工作岗位上，也随处可见河南人的身影。也许只有亲身经历过饥饿和死亡威胁的人，才能真切体会“劳动创造财富”的朴素道理。仅凭这种优良特质，河南乡党完全值得我们尊重。

一个健康长远的民族永远是开放包容的，同为炎黄子孙，我们不应以籍贯的差别来评判或定义同胞的群体共性。曾著述有长篇小说《叶落长安》的陕西青年作家吴文莉这样说：“在全国范围来说，河南人和陕西人是融合的最好的。饥饿的时代，能活下来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而今，他们有的人仍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时刻担心着外来人异样的眼光。所以，我们给予他们的应是更多的宽容与理解，就像一对兄弟一样。”（完）

文章首发于2015年「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