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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尹锡悦一辈子还不够，韩国检方铁了心，要求前总统必须以死谢罪。
首尔方面负责调查“戒严案”的特检组29日指控前领导人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并请求二审法庭判处其死刑。
特检组称，“12·3内乱”摧毁了“所有基本常识”和“韩国宪政成就”，是一场企图长期独揽大权的“内乱政变”，属于破坏国家秩序的不可饶恕罪行。
（特检组称尹锡悦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判处死刑无需任何犹豫）
值得注意的是，特检组还就死刑请求解释称，反对判处死刑最有力的理由之一是可能存在误判，但本案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因此，“韩国长期不执行死刑的惯例不能成为本案不判处死刑的理由”。
在此之前，一审法院已于年初认定尹锡悦内乱头目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特检组在二审中则请求法院改判尹锡悦死刑。
表面上看，这是首尔检方认为一审量刑过轻，要求二审纠正。实质上，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表态。它真正要做的，并不是把尹锡悦实际送上刑场，而是迂回打击在野党对手、转移国内舆论视线。
韩国死刑制度存在“法律上保留、事实上却不执行”的矛盾操作。也正因如此，这一死刑求刑在司法现实面前，难免带有“仪式性色彩”。简单讲，叫的挺响，但缺乏执行条件。
（政治对手想靠“司法”来消灭尹锡悦，显然缺乏支撑）
换句话说，它更像是一种用最严厉的政治语言表达立场态度和法律否定的象征性行动，并非以实际执行死刑为目标的普通量刑主张。
更何况，求刑只是首尔检方自己的主张，并不等于二审法院必然判处尹锡悦死刑。即便死刑最终落地，也可能会受“事实上不执行”这一现实的制约。
说到底，尹锡悦在政治上已成废人，继续政治追杀获利不大，争议太多，但表态还是要高调一些，还可以带风向压制反对党。
值得一提的是，首尔特检组是在李在明上台后任命并启动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决定了它的政治坐标。韩国学者直言，检方求处死刑的一大考虑就是政治因素，“进步派对这次戒严持反感立场，政治性因素不可避免”。
特检组不是一个凭空出现的独立司法机构，它的成立、授权和调查方向都嵌在李在明政府清算戒严事件的整体政治议程之中。李在明在竞选期间就曾明确表态，即便判不了尹锡悦死刑，也必须是终身监禁，而且不应赦免。
（李在明在梨泰院惨案追悼会上表态，要把责任追查到底）
10月29日，李在明在梨泰院惨案追悼会上明确表态，要把责任追查到底，这一表态明显指向尹锡悦政府处理踩踏事件严重失职的政治漏洞，与特检组“死刑求刑”相互配合。
事实上，李在明上任后，他的政府被外界描述为摆出“斩草除根的姿态，誓言不罢休”。在这个背景下，特检组在二审再次求刑死刑，与李在明本人的政治意志之间存在着方向上的高度一致性。说两者毫无关系，等于假装韩国特别检察制度是在政治真空中运行的。
韩国近三十年未执行过死刑，特检组自己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它求刑死刑的真正效用不在于将尹锡悦置于死地，而在于封堵其获得特赦的政治通道。
在韩国，政治人物无期徒刑留有假释和特赦的出口，全斗焕的先例就是一审死刑、二审无期、随后特赦的完整剧本。
李在明早已对外明确放话“永远不会赦免尹锡悦”，但口头承诺在政权更迭面前缺乏制度约束力。把死刑写进二审的求刑记录，等于在司法卷宗里钉下一枚最高等级的否定标签。
（李在明近期的民意支持率正在缓慢上升）
让未来任何一位总统在考虑特赦尹锡悦时，都必须面对“赦免一个被检方以死刑求刑的内乱头目”的政治代价。
死刑在这里不是刑罚，实质上类似于一道政治防火墙，其功能是阻断保守阵营为尹锡悦“洗白”的任何制度路径。
李在明政府不需要直接指挥特检组，它只需要让一个由它任命、由进步派立场主导的特检组在既有轨道上运行，求刑死刑就是这条轨道最自然不过的终点。
与此同时，当前韩国政治气氛则为“死刑诉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情绪燃料。
事实上，尹锡悦的一审判决已经让韩国社会公开撕裂，超过六成民众支持判决，认为这是对滥权行为的正义清算，但保守派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抗议，将其定性为政治清算。
（“尹锡悦案”是进步派打击保守势力的一张“王牌”）
国民力量党内部因为“是否与尹锡悦切割”打得不可开交，党首张东赫因拒绝切割而被多名党内要员公开逼宫辞职。更关键的是，极右翼势力在尹锡悦执政时期被激活后并未退场，希望“尹锡悦东山再起”的政治力量在地方选举前重新抬头。
在这种气氛下，对尹锡悦的任何“宽容”都会被进步派阵营解读为对戒严行为的暧昧，而任何“严厉”则会被保守派阵营解读为政治报复。求刑死刑恰恰是这种两派严重对立气氛下，最符合进步派政治收益的动作。
事实上，在一个超过六成民众已经认定尹锡悦有罪的社会里，检方以最高刑名回应“践踏宪政秩序”的指控，在道义上几乎不会遭遇来自进步派基本盘的任何阻力。
尽管韩国国内的政治气氛没有制造求刑死刑，但它让求刑死刑成为了一种低政治成本、高象征回报的选择，保守势力越想借着无期徒刑翻盘，就越可能落入进步派的陷阱，反之，若什么都不做，则意味着国民力量党失去右翼基本盘的拥护，怎么做都是步步险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