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12日清晨，北京城的天空还带着些料峭的春寒，301医院住院部却早已人来人往。就在这座大楼的一层走廊，42岁的李敏抱着一沓病历资料，脚步匆匆。她此行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远在上海华东医院养病的母亲贺子珍办理转院手续。
距离母亲突发中风已经两年。偏瘫带来的行动不便，让原本性格爽朗的贺子珍一度情绪低落。事实上，自从1960年代初离开北京迁居上海后，她始终希望有朝一日能再踏进北京城，去毛主席纪念堂看一眼先行离去的丈夫。病痛加思念，这份心愿在1979年春天变得分外迫切。
彼时，李敏常驻北京。两地奔波的困难不单是车票与机票，更在于母亲多种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护理。为了让母亲安心治疗，也为满足她到北京的夙愿，李敏决定亲自跑一趟301医院，谈妥转院的床位与专家。
就在李敏填完表格转身的瞬间，一位身材高挑、戴着深色边框眼镜的干部打了个照面——他正是开国元帅叶剑英的胞弟叶道英，时任中央某机关干部。他俩在1960年代的一次慰问活动中结识，此刻再见，不免惊喜。
“李敏，你怎么在这里？”叶道英先开口。
“替母亲办住院。”李敏微微一笑，声音却带着掩不住的担忧。
两人并肩走到窗边，简短寒暄。李敏很快说起贺子珍的病情，以及老人想在北京、上海两地自由往返的愿望。“如果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她的情绪会稳定很多；自己也能抽空多照顾。”话语间，她把一封写好却尚未寄出的申请信递了过去。
叶道英沉吟片刻，拍拍信封：“放心，这事我帮你转达。”
不到二十个字的对话，占据的只是一个瞬间，却让李敏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
叶道英办事风格一贯干练，他很清楚中央对老同志的关怀政策，更深知贺子珍作为早期革命者的历史贡献。回到机关后，他立刻将李敏的口头请求及书面材料一并呈送有关部门。
1979年5月初，中央批复下达：同意贺子珍在北京、上海两地自由往返，所有交通、医疗费用由组织解决；同时，增补贺子珍为全国政协五届委员，以便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参与国家事务。
文件送抵上海的那天，贺子珍靠在病榻旁听完宣读，激动到握紧了护理员的手。她虽然因为中风右手已不再灵活，却还是要求自己在批复上郑重按下指纹。这一刻，她的眼神重新恢复了青年时代冲锋陷阵的亮光。
消息传来，北京的李敏彻夜未眠，开始筹划接母亲进京的一切细节。她联系工程兵部队借来担架升降机，又协调301医院骨科、神经内科、康复科共同组建治疗小组。为了让老人保持熟悉感，还特别提出“上海团队随行”——华东医院的主治医生、护士原班人马随专机一同抵京。
9月3日上午七时，一架专机从虹桥机场起飞，两小时后平稳降落首都机场。贺子珍被护送下舷梯，阳光斜照，她闭眼深吸了口气。虽然没能双脚落地走出机舱，但回到北京的愿望终于成真。
301医院早早准备好带窗户的单间病房，外面是丁香树和玉兰树的混合香味。医生为她安排了综合康复训练，电刺激、语言训练、手指操一项不少。与此同时，李敏几乎每天到病房陪母亲吃饭、阅读电台新闻。情绪稳定后，贺子珍主动要求练习站立。“等我能走几步，就去纪念堂。”她说这话时，语速虽然慢，却透着倔强。
值得一提的是，贺子珍转院不久，政协召开会议，她委托李敏代为出席并转交意见：建议加强对老区医疗条件的投入，尤其关注军转干部及烈属的康复需求。这份手写建议后来进入正式材料，被多位委员引用。可见，即使身在病榻，她依旧想着大局。
有意思的是，北京与上海两地往返的第一趟行程很快排上日程。10月底，医生判断贺子珍病情稳定，允许乘机返沪继续康复。李敏也随行。飞机落地后，贺子珍在熟悉的华东医院休养三周，再返京。如此往返，既满足了老人对两地空气与口味的适应，又让亲属探望更便利。
从医学角度看，心情好坏对中风恢复影响巨大；从家庭角度看，母女团聚胜过任何营养剂。这场看似普通的医院偶遇，其实牵动了数条“救援链”——个人诉求、组织关怀、医疗协作和交通保障缺一不可。
多年后翻阅当年的病历和批示，可以发现一个细节：中央在批复中强调“尊重个人意愿”。在那个计划经济体制仍占主导的年代，这五个字来之不易。它说明高层不仅重视革命元勋的身体健康，也开始更加注重人本关怀与灵活机制。
叶道英在后来的谈话中轻描淡写：“那天碰见李敏，全凭巧合。”巧合之下，却让一位老革命者重燃生活热情；让女儿摆脱两地分身乏术的窘境；也让医疗与人文关怀携手，成为老干部政策的一段佳话。
故事到这里并未完结。1984年4月，贺子珍因突发脑溢血在上海离世，终年71岁。弥留之际，她的病床旁放着1979年的那份中央批复，以及一张在北京对子初雪中拍摄的照片——画面里，她身披大衣，双手插兜，安静地站在毛主席纪念堂前。没有言语，却能看出一种心愿已了的安定。
李敏后来对友人谈起这段经历时说，假如没有那次走廊相遇，母亲或许再无机会彻底完成心中夙愿。历史常被宏大叙事覆盖，但在医院那条不足二十米的走廊里，也有改变人生的节点。哪怕只是短短一句“我帮你转达”，却把官方支持、家庭情感和个人奋斗紧紧地缝合到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