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进入倒计时。就在这个超级大国咽气前的最后时刻,已经有3架完工的苏-27重型战斗机被交付到了中国空军手中。
美国《军事观察》后来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把这三架战机称为中国空军“赶美超俄”的起点。
但真正让这笔交易变得不可替代的,并不是这三架飞机本身。合同签在苏联名下,交货却要指望一个即将不存在的国家。所有人都以为这会是一笔烂账,结果却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01 米格不要,就要“侧卫”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空军,账面上的飞机数量排在世界前列,真正的底牌却拿不出手。
主力是数千架歼-5、歼-6,少量歼-7和歼-8撑门面,技术水准停留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落后世界先进水平二十多年。
1989年中苏关系解冻,军事合作重新开了一道缝,中国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采购先进战机的请求。
苏联人一开始拿出来的方案是米格-29。理由听起来很顺:中国空军用了几十年米格血统的飞机,从歼-6到歼-7都是米格家族的仿制品,接着买米格-29,训练、维护、后勤都是现成的。
但中方代表团在库宾卡基地看过米格-29的演示飞行之后,态度很明确:这款前线战斗机航程太短,对于中国这样的辽阔疆域来说,不够用。1990年海湾战争刚刚打完,美军空中力量对伊拉克地面部队的碾压式打击就摆在眼前,轻型短腿战斗机在那种战场上几乎不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
中方坚持要苏-27。苏联方面最初是不松口的,苏-27在苏军自己手里也只装备了几年,是当时苏联航空工业最拿得出手的重型制空战斗机,性能远在米格-29之上。但谈判的走向在一次次接触中发生了变化。
1990年6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率团访苏,正式把采购先进战机的诉求摆上了桌面。据参与谈判的原总装备部官员马庆华回忆,苏方最终是在最高层拍板之后才开了这个先例:苏共政治局决定同意向中国出售苏-27。
1990年12月28日,合同在北京签署。24架苏-27,包括单座型苏-27SK和双座教练型苏-27UBK,规格与苏联自用型号一致,合同金额的七成以易货方式支付。
中国空军内部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保密代号——“906工程”,取的是1990年6月立项的时间节点。这是苏-27这款战机第一次出口到苏联以外的国家。但合同上的墨迹还没干透,签字的那一方已经开始摇晃了。
02 暖水瓶换战机,合同差点变成废纸
七成货款用货物抵扣,听起来像是以物易物的古老交易,实际操作起来却是一场精确到令人意外的物资调配。
苏方一开始就提出要美元现汇,但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根本撑不起这样一笔军购,中方坚持按照中苏贸易的惯例走易货渠道。
最终敲定的民品清单里,最核心的三样东西是毛毯、暖水瓶和裘皮大衣。马庆华回忆得很直白:“裘皮大衣实际上就是狗皮大衣,但苏联人不让说狗皮。”
当时一件长大衣需要十几条狗皮,收购价五块钱一条,交货期还限定在立冬下雪之后。
河南、山东、安徽等地的狗皮被大量收购,加工成大衣之后装上北去的列车。这些暖水瓶和毛毯,在1991年的苏联,比美元更直接地填进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真正的麻烦在1991年12月26日到来。苏联正式解体,存在了六十九年的联盟国家不复存在。那份署着“苏联”名字的军售合同,在法律上突然失去了签约主体。
中方最担心的事情很具体:飞机还能不能拿到,生产线技术还有没有可能。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主要政治遗产和条约义务,叶利钦方面很快给出了继续履约的承诺。
承诺是一回事,执行是另一回事。当时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比苏联末期更加糟糕,航空工厂的运转几乎停摆。
1992年6月27日,首批12架苏-27从后贝加尔军区机场起飞,经蒙古领空飞抵中国安徽某基地,列装空军王牌歼击航空兵师。
同年11月,剩余12架也完成交付。俄方后来透露的一个细节,比任何外交辞令都更能说明这批飞机的分量:
中方支付的美元现汇被俄中央政府全部收走,而抵充货款的罐头、羽绒衣等实物,则以“实物工资”的形式直接发给了工厂的工人。
那些造出了苏-27的俄罗斯工人,拿到手的报酬里,有一部分就是中国运过去的暖水瓶和毛毯。
合同不但没有作废,反而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嵌进了两个国家各自最紧迫的现实里。
03 飞机是引子,生产线才是底牌
如果故事停在24架苏-27交付完毕,那它只是一次成功的紧急军购,够不上后来美媒所说的“赶美超俄”的起点。真正改变局面的,是1993年开始的第二轮谈判。
中方提出的条件很清楚:可以继续买,但必须拿到生产技术。俄方的回应也很实际:再买48架,才有讨论技术转让的空间。双方来回拉扯了将近三年。
转折出现在1995年。刘华清再次率团访俄,中方把采购第二批苏-27和引进生产线捆绑在一起谈,并且同意用俄方急需的美元支付。
1996年12月,生产许可协议正式签署,沈阳飞机制造厂获得了在十五年内组装200架苏-27的授权。
最初的批次由俄方提供机体部件,中方完成组装,后续逐步过渡到自主制造,发动机、雷达和机载武器仍然由俄罗斯供应。
沈飞拿到手的图纸版本并不先进,很多环节只能靠分解实物、逆向测绘来打通。1998年12月16日,由沈飞组装的首架国产苏-27成功首飞,这就是后来的歼-11。
歼-11的意义不在于“仿制了一款苏-27”,而在于中国航空工业第一次完整地走完了一款第三代重型战斗机的总装、试飞和交付流程,建立起了一套从前不具备的重型战斗机生产体系。
苏-27的首席试飞员伊留申后来评价这件事,说得相当坦率:引进的生产线对俄罗斯来说已经有些过时,但对中国却很有价值,因为“苏-30、苏-35的基础设计都源于苏-27”。
这句话点破了这笔交易最深的一层逻辑。苏联倒下前交到中国手里的,远不止那几架飞机。
一套重型战斗机的气动布局、结构设计思想和制造标准,从此进入了一条完全不同的技术演进轨道。
后来的歼-11B、歼-16,以及航母舰载机歼-15,都能在这条轨道上找到自己的起点。那24架苏-27终将退役,但它们带进来的东西,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