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西花厅的灯亮到深夜。那天临近授衔典礼，朱德、叶剑英、罗荣桓等人轮番审阅名单。窗外秋风透凉，屋里却一片热气。就在这张名单上，“宋时轮”三个字被郑重地写在“上将”之列。军衔的背后，是井冈山一路打过来的硝烟，也是无数夜里写作战计划的青灯。此人干练豪爽，叶剑英记得清清楚楚：湘东小伙子，主意多，冲劲足。

时间快进到1972年，文化动乱的尘土尚未完全落定，军事科学学院迎来新院长——宋时轮。这一年，他57岁，外表依旧硬朗，鬓角却已泛白。部队转型、教材重编、人事调配，一桩桩都要签字，他不吭声地扛了下来。有人背地嘀咕：“宋院长太犟，连睡觉都搁不下图纸。”其实他心里有杆秤：培养新一代指挥员，比自己升迁重要得多。

1980年，中央拟定《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总编辑委名单，需要一位既打过仗、又懂写作的人镇场子。人选提到军委时，几乎没有悬念，宋时轮被推到最前。叶剑英听说后点头：“他合适，别的废话不用讲。”嘴上云淡风轻，分量却极重。

也就是同一年，编写九位元帅传略的命令正式下达。军事科学院承担叶剑英传略，宋时轮亲自挂帅。他组了几十人的班子，翻档案、访老兵、跑战场遗迹，从黎平会议写到西沙海战，力图把老帅一生的关节点钉牢。

到了1984年初稿完成，宋时轮携班子到玉泉山向叶剑英汇报。叶剑英翻了两小时稿子，时而挑眉，时而点头，一声不吭。午饭后，他忽然合上厚厚一摞纸：“不错。你给我写序吧。”气氛瞬间凝住。会客室里只听见铅笔掉地的脆响。面对半命令半商量的提议，宋时轮眉头拧成川字。

几天后，宋时轮再进叶帅寓所，还是摇头。他压低声音：“老帅，序言该由德高望重的同志执笔，我这个级别不妥。”叶剑英轻拍桌面：“嫌麻烦，不想干？”这句半笑半嗔的话后来在军中传开，添油加醋者不在少数。事实上，两位老战友心里都门儿清——这不是推诿，而是分寸感。

宋时轮自有想法。序言作用大，既评生平又定基调，上将来写元帅，礼数上总像欠了点火候。再说叶剑英身兼党和国家要职，不宜让昔日部下抬笔评价。他回到学院，把写序任务列入“暂缓”，却在目录最后添了一个“跋”。跋里，他记了两段往事：一段是遵义会议前夜叶剑英替毛泽东挡枪的决断，一段是四渡赤水时对川南敌情的判断。寥寥数笔，却交代了叶帅用兵如神的关键时刻。对此，叶剑英没有再提“序”的话题，只让秘书送来批注：“跋，可留。”

不少年轻编辑好奇：“院长为何宁可写跋，也不写序？”宋时轮微微一笑：“规矩是打仗打出来的，不能随便动。”一句话，堵住了追问。该跋后来被公认为整部传略的点睛之笔，既有人情味，又守了序跋格式的礼法。

说到宋时轮“只认道理不认人”，还得拉回1950年青岛海训场。那次中苏联合观摩演习，苏方顾问固执己见，坚持舰炮火力先行，宋时轮却要先夺海空制权。当着百余名指挥员，两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苏联顾问搬出“斯大林的指导原则”，宋时轮摆手：“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恕难相让。”场面一度僵住，最后还是海军副司令陈绍宽居中调停。演习结果证明，宋时轮的顺序更贴合实际。事后他没半分得意，只说一句：“作战不是背条文。”

类似场景，以前也上演过。1944年东进抗日，晋冀鲁豫军区七分区需要突围，宋时轮认为夜袭敌机要部可破僵局，参谋部却坚持正面硬冲。他拍桌子：“正面打，伤亡我担不起！”争执不下，他连夜给刘伯承发电报请示，终获支持。突围那夜云低风急，部队从敌侧翼插过去，果然撕开豁口。此后没人再质疑他的“犟”。

对叶剑英的敬重，宋时轮从不掩饰。1959年开国十周年检阅，他临时担任方队指挥。检阅台上，叶剑英向他竖起大拇指。那一幕，他记了一辈子。1984年写跋时，他在草稿里提到这段往事，最终删掉。理由很简单：私人情谊别放进正式稿，免得显得矫情。

1986年，叶剑英逝世。灵堂里放着厚厚一摞吊唁电，其中有宋时轮的一封挽联，只一句“疾风知劲草，澄江见秋山”。不少人说字数太少，不够隆重。宋时轮回答：“字少，意思到。”话说完，他转身离开灵堂，动作利落得像检阅时的正步。

九十年代初，军事科学院内部整理宋时轮文集。编辑找到他：“跋字数太短，要不要补？”宋时轮摆手：“叶帅生平早有定论，何必我添笔墨。”最终文集保持原貌出版，再次印证他行事风格：该说的一字不少，不该说的半句不留。

如果把宋时轮的坚守拆解，无非两条：军人原则、文字规矩。看似简单，执行起来却要铁肩。叶剑英当年那句“嫌麻烦”只是调侃，实则是在肯定宋时轮“麻烦也得守”的倔劲。军中传为笑谈，却也折射出老一辈将帅之间微妙而稳固的默契。

岁月流走，跋依旧安静地躺在叶剑英传略末尾，六百多字，没有排比，没有赞歌，却把湘江边两位年轻军官共同背负的战争刻痕，悄悄钉进了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