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癌症负担图谱中，肺癌始终以高发病率、高死亡率占据榜首，其诊疗进展直接关系着千万患者的生存希望。近年来，随着靶向治疗的精准迭代、免疫治疗的深度渗透，以及抗体药物偶联物（ADC）药物等新型疗法的崛起，肺癌治疗已从粗放式化疗迈入精准化调控的全新阶段。但在突破的背后，HER2基因突变肺癌的治疗困局、小细胞肺癌（SCLC）的分型瓶颈、免疫不良反应的长效防控，以及脑转移的复杂管理，仍是临床亟待跨越的“硬骨头”。

2025年中国整合肿瘤学大会（CCHIO）期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联合医学论坛网，特邀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刘雨桃教授，围绕肺癌诊疗的前沿进展、核心挑战与未来方向展开深度对话，作为多项国家级科研课题牵头者，刘教授既见证了领域的迭代变革，也亲历了无数诊疗难题的破解过程，教授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与深厚的学术积淀，为我们解析了肺癌精准诊疗的创新路径与实践智慧。

刘雨桃 教授

国家癌症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病区主任主任医师

科技部国家专家库专家，凤凰计划领军人才，人民好医生优秀典范

中国癌症基金会全国癌症科普与健康协作组副组长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肿瘤化疗专业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基金会肺癌康复基金会副主任委员

北京肿瘤防治研究会肿瘤微生物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北京慢性病防治与健康教育研究会癌症院后管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肿瘤神经病学委员会常委

中国抗癌协会骨与软组织肿瘤整合康复专委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免疫治疗专家委员会常委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肉瘤专家委员会委员

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分子靶点图谱中，HER2基因突变虽仅占少数，却曾因治疗手段匮乏成为临床难题。不同于乳腺癌中常见的HER2扩增，肺癌HER2基因突变有着独特的分子机制——以胞内域点突变为主，这一差异决定了两者治疗策略的差异。以往针对肺癌HER2基因突变的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研究多未达预期，患者长期面临有靶点却无有效药物的困境。

转折点始于ADC药物的临床应用。刘雨桃教授指出，目前国内已有两款针对非小细胞肺癌HER2基因突变的ADC药物成功上市，其临床数据展现出显著优势，对不同亚型的HER2突变有稳定疗效，且突破了传统靶向药物的适应症局限，覆盖了更多既往治疗失败的患者。与此同时，一些新型的TKI类药物也在积极研发中。

随着ADC药物的普及，联合治疗成为拓展疗效边界的核心方向。当前业界正积极探索ADC药物与免疫治疗的协同模式，但刘雨桃教授强调，这种联合并非盲目叠加，而需建立在生物标志物精准筛选的基础上。参考驱动基因阴性患者中ADC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潜在获益规律，HER2基因突变肺癌的联合治疗需重点关注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TMB）等免疫相关标志物，通过精准匹配人群实现疗效最大化、毒性最小化。此外，TKI类药物与抗血管生成药物、ICI的联合可能性，也为HER2基因突变肺癌的治疗留下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广泛期小细胞肺癌曾长期处于疗效有限、复发迅速的困境，ICI的加入为其带来了希望，而如今，这一领域的治疗已从免疫联合化疗的基础模式，迈向四药联合新阶段，在基础上加入抗血管生成药物，这一方案已在Ⅲ期随机对照研究（如ALTER-SCLC-006）中证实显著优于传统化疗，为患者带来了更深度的缓解与更长的生存。

但突破的背后，仍存在一个核心瓶颈：生物标志物的缺乏。刘雨桃教授坦言，从化疗时代到免疫联合化疗时代，再到如今的四药联合时代，SCLC领域始终未能找到能有效预测疗效与生存的生物标志物。即便包括刘教授团队在内的研究者们，已尝试从病理特征、免疫表型等角度进行分型探索，但这些成果尚未能转化为临床可用的疗效评估方法。面对这一困境，刘雨桃教授指出，SCLC的高度异质性决定了单一维度的研究难以揭示其本质，未来需整合基因组学、转录组学、蛋白质组学及免疫微环境特征等多维度数据，通过系统性多组学分析，才有望真正厘清疾病的分子亚型与疗效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刘教授呼吁进一步更多同行业专家探索新的免疫靶点、尝试不同免疫治疗方式的联合应用，为提升SCLC治疗效果开辟更多可能。

在肺癌精准治疗体系中，疗效与安全的平衡、局部转移与全身治疗的协同，是贯穿全程的核心命题。

随着免疫治疗在肺癌领域的普及，临床对其不良反应的认知已从最初的担忧恐惧，转变为清晰有序的规范化管理。刘雨桃教授强调，免疫治疗不良反应的核心特点在于个体化差异与迟发性——不同患者的反应表现、出现时间及严重程度差异极大：部分患者可能在治疗初期即出现严重反应，另一些则可能在治疗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后才逐渐显现；且既往存在自身免疫疾病的患者，反应风险可能更高。这种特性决定了治疗后不良反应的管理需建立全程动态的监测体系。

具体而言，治疗前需通过全面检查（如肺功能、甲状腺功能、自身抗体谱）排查潜在风险，确保治疗启动的安全性；治疗过程中，需密切随访监测，既关注皮疹、腹泻等常见反应，也警惕免疫相关性肺炎、心肌炎等罕见迟发反应；即便患者长期从免疫治疗中获益，也需持续随访——避免迟发性反应对器官功能造成不可逆损伤。刘雨桃教授表示，目前针对各类不良反应已形成成熟的处理策略，绝大多数患者在及时干预后，都能在保障疗效的同时控制毒性，实现安全获益。

脑转移是肺癌患者，尤其是驱动基因阳性患者面临的重要挑战。刘雨桃教授指出，这类患者不仅初诊时脑转移发生率较高，随着治疗手段的进步和生存期的延长，脑转移及脑膜转移的风险也随之增加，成为影响患者生存质量与预后的关键因素。

针对肺癌脑转移，核心在于早发现以及个体化应对。首先需通过定期头颅磁共振成像（MRI）实现早筛查，避免因症状隐匿延误治疗；其次，需结合患者全身病情制定方案：若仅为孤立性脑转移，可联合放疗科开展立体定向放疗（SRS）等局部治疗，减少全脑放疗带来的认知功能损伤；若同时伴随全身疾病进展，则需调整系统性治疗策略，如更换穿透血脑屏障能力更强的靶向药物或ICI。

靶向治疗耐药后，二次活检与基因检测尤为关键。刘雨桃教授特别提到，尽管脑转移灶的活检机会相对有限且风险较高，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仍建议进行病理及基因层面的再次检测。而且，靶向治疗耐药之后，部分病理学类型可能会发生变化。临床中，她就曾遇到这样一例病例，全身其他部位在TKI治疗下相对稳定，但新发脑转移灶经手术病理证实出现了SCLC转化的情况。可见，脑转移灶的分子特征可能与原发灶存在时空异质性，二次活检能为治疗调整提供精准依据。

刘雨桃教授的分享全面展现了肺癌诊疗领域精准化、个体化、全程化的发展脉络。作为多项临床诊疗指南与共识的制定者，刘雨桃教授始终致力于推动肺癌诊疗的规范化与创新发展，为患者提供更优质、更安全的治疗方案。刘雨桃教授表示，临床医师将继续深耕临床与科研，不断破解诊疗难题，同时通过多学科协作模式，整合各方资源，为患者构建从诊断到治疗、从不良反应管理到转移灶干预的全流程保障体系。展望未来，随着ADC药物联合治疗、多组学研究、新型免疫靶点探索等领域的持续推进，肺癌诊疗将迎来更多突破性进展。

来源：医学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