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年，我嫌相亲对象黑又屁股又大没看中，次日他扛锄头帮我爹翻了一亩地
1981年，我二十岁，在村里算是老姑娘了。
跟我一般大的姑娘，有的孩子都满地跑了，有的定了亲等着过门，就我还待在家里，整天跟着我爹下地干活。我娘急得嘴上起了泡，到处托人给我说媒。我不急，真不急。我爹就我一个闺女，我要是嫁了，家里就剩他一个，地谁种？饭谁做？我娘走得早，我十岁那年就没了我娘，是我爹一手把我拉扯大的。他既当爹又当娘，缝衣裳、做饭、梳辫子，样样都干过。他手粗，指头跟树皮似的，给我梳头的时候扯得我头皮疼，我龇牙咧嘴地喊，他就笑，说：“忍着点，闺女，你爹就会这一种梳法。”后来我大了，自己会梳了，就再没让他动过我的头发。
那天我从地里回来，我爹蹲在院子里抽烟。他抽的是自己卷的旱烟，烟叶子是去年秋天晒的，搓碎了用报纸卷，一头粗一头细，点着了吸一口，呛得直咳嗽。他一边咳一边说：“秀芝，明天别下地了。”我说：“咋了？”他说：“张家庄那边有个后生，明天来相亲。”我把锄头往墙上一靠，说：“又相？上次那个，来了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嫌咱家院子小。”我爹说：“这次这个不一样，是你赵婶的远房侄子，赵婶说人老实，能干。”我说：“赵婶嘴里就没个不老实的人。”我爹说：“你去看看，不成再说。”我说：“看看就看看。”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炕上数房梁上的椽子，数了一遍又一遍，数到一百多又从头来。我听见我爹在隔壁屋里也翻来覆去，炕席窸窸窣窣地响，他大概也在想明天的事。我想起上次相亲那个后生，是镇上供销社的，穿着白衬衫蓝裤子，头发梳得油光光，来了坐在院子里，翘着二郎腿，眼睛往房梁上瞅，说：“你家这房，该翻修了。”我爹说：“攒钱呢。”他说：“攒到啥时候？”我爹没说话，抽了根烟。那人坐了一袋烟的工夫，水都没喝就走了。后来赵婶捎话说，人家嫌我家穷。我爹听了，啥也没说，把院子里那堆砖头一块一块码整齐了，码到半夜。
第二天我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衣裳，白底蓝花的衬衫，是我去年赶集买的，一直压在箱子底下没舍得穿。那件衬衫是的确良的，摸上去滑溜溜的，在太阳底下反光。我对着镜子照了照，又觉得太扎眼，想换回那件灰布褂子，犹豫了半天，最后还是穿着的确良的没换。头发也梳了又梳，编了根辫子，辫梢上绑了根红头绳。我爹坐在门槛上看着我拾掇，说：“我闺女打扮起来挺俊。”我说：“俊啥，黑不溜秋的。”他说：“黑咋了？黑是健康。”我说：“你啥都说健康。”他说：“本来就是。”
后晌的时候，赵婶领着人来了。我在屋里听见院门响，从窗户缝里往外看了一眼。这一眼，看得我心里凉了半截。来人个头不矮，可黑，真黑，黑得跟锅底似的，胳膊腿粗壮，肩膀宽，走路的时候两条胳膊往外撇着，跟划船似的。穿着一件灰布褂子，洗得发白了，领子磨出了毛边，裤子是蓝布的，膝盖上打着补丁，脚上一双黑布鞋，鞋底纳得厚厚的。他进了院子，也不说话，就站在那儿，两只手垂在身侧，手指头粗粗短短的，指甲缝里嵌着黑泥。赵婶在旁边说：“秀芝，这是刘家的小儿子，叫刘大山，今年二十三，家里三个哥哥都分出去过了，就他跟爹娘过。地种得好，人勤快，就是嘴笨，不爱说话。”我爹说：“进来坐，进来坐。”
我出了屋，站在门口。刘大山看见我，抬了一下头，又低下了，脸更黑了，耳朵根那块儿红得发紫。赵婶说：“大山，你说话呀。”他说：“你好。”就两个字，跟挤牙膏似的。我说：“坐吧。”他坐在板凳上，板凳吱呀响了一声，他赶紧站起来，看了看板凳，又坐下去，这回轻轻的。我爹给他倒水，他接过去，两只手捧着碗，跟捧着什么宝贝似的，不喝，就那么捧着。我爹说：“喝水。”他说：“嗯。”喝了一口，放下，又捧起来。
赵婶在旁边说：“大山家里有五亩地，都是好地，打的粮食吃不完。他还会木匠活，闲了给人打个桌椅板凳，能挣点零花钱。”我爹说：“那挺好。”刘大山还是不吭声，低着头看自己的鞋。我看着他那双鞋，鞋底纳得密密实实的，针脚整整齐齐，一看就是手工纳的，不是买的。我想，谁给他纳的鞋？他娘？还是他自己？男人纳鞋底，少见。他捧碗的手很粗，指节大，指甲剪得短，可指甲缝里的黑泥洗不干净，是常年跟土打交道留下的。那双手跟他的人一样，黑，壮，稳稳当当的。
坐了一袋烟的工夫，赵婶说：“秀芝，你看咋样？”我看了刘大山一眼，他正好也抬头看我，两个人目光撞在一起，他赶紧低下头，我也把脸转开了。我说：“赵婶，我爹还没吃饭呢，我去做饭。”赵婶说：“那行，你们再想想。”她领着刘大山走了，刘大山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可我看出来他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想说什么又不敢说。他的嘴动了动，到底什么都没说，扛着那条空扁担走了。
他们走了之后，我爹问我：“咋样？”我说：“不咋样。”我爹说：“咋不咋样？”我说：“太黑了，跟炭似的。”我爹说：“黑咋了？黑是晒的，说明能干。”我说：“屁股大。”我爹瞪了我一眼：“你说的啥话？”我说：“就是屁股大，你没看见他坐板凳的时候，板凳都塞满了。”我爹沉默了一会儿，说：“秀芝，你二十了。”我说：“二十咋了？”他说：“你再挑，挑到最后就剩你一个了。”我说：“剩就剩，我跟你过。”他说：“你能跟我过一辈子？我死了呢？”我不说话了，蹲在灶台前烧火，火苗映着我的脸，热烘烘的。我想起刘大山那双鞋，那双鞋底纳得那么好。我又想起他看我的那一眼，那么短，可里面东西不少。我使劲往灶膛里塞了一把柴，火苗蹿起来，把我的脸映得发烫。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听见院门外面有动静。我披了件衣裳出去，推开院门一看，刘大山站在门口，扛着一把锄头。他看见我出来，说：“你爹呢？”我说：“还没起呢。”他说：“那你跟他说一声，我来帮他翻地。”我说：“翻啥地？”他说：“南坡那亩地，你不是说你爹要翻吗？”我愣了一下，昨天相亲的时候，我爹确实提了一嘴南坡那亩地要翻，可那是随口说的，谁也没当真。我说：“你咋知道是南坡？”他说：“我听见了。”我说：“你就为这个来的？”他说：“嗯。”我说：“你吃了吗？”他说：“吃了。”说完他就往南坡走了，步子很大，锄头扛在肩上，一晃一晃的。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走远。天刚蒙蒙亮，东边的天烧着一条红云，他的背影在晨光里黑黑壮壮的，跟一头牛似的。我回到屋里，我爹已经醒了，坐在炕沿上穿鞋。我说：“爹，那个刘大山来了，去南坡翻地了。”我爹愣了一下，说：“啥？”我说：“他说帮你翻地。”我爹把鞋穿上，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往南坡方向看了一眼，说：“这小子。”我说：“咋办？”我爹说：“啥咋办，去看看。”
南坡那亩地是我家最远的一块地，也是土最硬的一块。沙土地，板结得厉害，一锄头下去，土块翻起来，跟石头似的，砸在地上邦邦响。我跟我爹到南坡的时候，刘大山已经干了有一会儿了。他光着膀子，灰布褂子搭在地头的树杈上，太阳刚出来，照在他脊梁上，那背黑得发亮，肌肉一条一条的，跟老榆树的根似的。他抡锄头的动作很稳，一锄头一锄头，不紧不慢的，翻过来的土块大小均匀，整整齐齐地码在地里。他干活的时候不出声，连喘气都匀得很，只有锄头入土的那一下“噗”，翻土的那一下“哗”，有节奏地响着，跟钟摆似的。
我爹站在地头看了一会儿，说：“大山。”他停下来，转过身，说：“叔。”我爹说：“你咋来了？”他说：“帮你翻地。”我爹说：“谁让你来的？”他说：“没人让，我自己来的。”我爹说：“你翻吧。”他说：“嗯。”然后又抡起锄头。
我跟我爹站在地头，看着他翻。他翻了一垄又一垄，太阳越升越高，晒得地里冒热气。他的汗从额头上淌下来，顺着下巴滴在土里，一滴一滴的，砸出小小的坑。他翻到地中间的时候，停下来，弯腰从土里捡起一块石头，扔到地边，又捡起一块，又扔。他捡了好几块，都是埋在土里的石头，大的有拳头大，小的有鸡蛋大。他把石头码在地头，码成一堆。我爹看见了，说：“这地石头多，每年都得捡。”刘大山说：“嗯，捡干净了，庄稼根扎得深。”我爹说：“你倒是懂。”他说：“种地的，都懂。”
我回了家，烧了一壶开水，灌在军用水壶里，拎着去了地里。他正好翻到地头，我把水壶递过去，说：“喝口水。”他接过去，仰着头咕咚咕咚灌了半壶，水从他的嘴角溢出来，顺着脖子往下淌，跟汗混在一起，在阳光下亮晶晶的。他把水壶递给我，说：“谢谢。”我说：“你歇会儿。”他说：“不累。”又抡起锄头。我看着他的背，他的背上有一道疤，从肩膀斜到腰，不长，可很明显，像是被什么划的。我说：“你背上那道疤是咋来的？”他说：“小时候砍柴，滑了一跤，柴刀划的。”我说：“疼不？”他说：“早不疼了。”我说：“你这个人，啥都说早不疼了。”
那天他翻了整整一亩地，从早上翻到天擦黑。我爹中午回家吃了饭，让我给他送了两个窝头和一碗咸菜。他坐在地头吃了，吃完了又干。他吃窝头的时候，一口窝头一口咸菜，嚼得慢，咽得也慢，像是在品什么好东西。我看着他吃，忽然觉得，这个人吃饭的样子都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吃饭是往嘴里塞，他吃饭是一口一口地吃，不慌不忙的。到傍晚的时候，那一亩地全翻完了，土块打碎了，地平整了，石头捡干净了，地头码着一堆石头，跟一堵小墙似的。他穿上褂子，扛起锄头，走到我爹面前，说：“叔，翻完了。”我爹看了看地，又看了看他，说：“大山，你这活干得细。”他说：“应该的。”我爹说：“多少钱？”他说：“不要钱。”我爹说：“那不行。”他说：“叔，我走了。”他转身就走，步子还是那么大，锄头在肩上晃悠晃悠的。
我爹站在地头，看着他的背影，说：“秀芝。”我说：“嗯。”我爹说：“这个后生，行。”我说：“啥行？”我爹说：“干活行。”我说：“你就知道干活。”我爹说：“干活见人品。”我说：“那也不能光看干活。”我爹说：“那你看啥？”我不说话了，看着刘大山的背影越走越远，消失在村口的树影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想起他光着膀子翻地的样子，想起他喝水的时候水顺着脖子淌下来的样子，想起他弯腰捡石头的背影，想起他说的“不要钱”那三个字，说得那么轻，跟没说什么似的。我又想起他昨天相亲的时候低着头的样子，想起他看我那一眼。我想，这个人，嘴笨，可干活实在。可我又想，黑是真的黑，屁股也是真的大。我在心里跟自己较劲，一会儿觉得他行，一会儿又觉得他不行。翻来覆去到半夜，我对自己说，算了，明天再说。
可第二天他又来了。这回没扛锄头，拎着一把锛子和一个墨斗。他站在院门口，说：“叔呢？”我说：“下地了。”他说：“家里有坏了的桌椅不？”我说：“啥？”他说：“我给你修修。”我让他进来，他走到堂屋里，看了看那张缺了一条腿用砖头垫着的八仙桌，又看了看我爹坐的那把靠背松了的椅子，说：“下午修。”我说：“你咋知道我家桌椅坏了？”他说：“昨天看见了。”我说：“你昨天不是翻地吗？”他说：“翻地歇着的时候看见的。”
下午他带着工具来了，把八仙桌翻过来，卸了那条断腿，换了一根新木头，刨平、凿眼、楔紧，严丝合缝。又把椅子拆了，重新榫了榫头，打了楔子，坐上去不晃了。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低着头，锛子下去又稳又准，木屑一片一片的，落在脚面上，他不管。我坐在旁边纳鞋底，一边纳一边看他。他偶尔抬头，看见我在看他，就低下头，耳朵根又红了。我说：“你害羞啥？”他说：“没害羞。”我说：“那你耳朵咋红了？”他摸了摸耳朵，说：“晒的。”我说：“屋里哪有太阳？”他不说话了，埋头干活。
修完桌椅，他把地上的木屑扫干净，工具收好，说：“走了。”我说：“吃了饭再走。”他说：“不了。”我说：“我做了面条。”他站住了，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说：“吃了再走。”他坐下了，我端了一碗面条给他，他接过去，吃了。他吃面条的时候，把面条挑起来，吹一吹，再吸溜进去，嚼的时候嘴闭着，不出声。我看着他吃，觉得这个人吃饭真是有规矩，不像村里有些后生，吃饭跟抢似的。吃完面条，他把碗送到灶房，放在水盆里，说：“我走了。”我说：“明天还来不？”他说：“来。”我说：“来干啥？”他说：“看你爹还有啥活。”我说：“你就知道干活。”他说：“就会干活。”我说：“那你明天来吧。”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院子里，看着他走出院门，拐上小路，越走越远。我爹从地里回来，看见桌椅都修好了，坐上去试了试，说：“这后生，手巧。”我说：“手巧有啥用。”我爹说：“手巧的人心细。”我说：“你啥都知道。”我爹说：“我活了五十多年，啥人没见过。”我说：“那你说他咋样？”我爹说：“我看行。”我说：“可你昨天还说人家黑。”我爹说：“黑又不是毛病。”我说：“那你咋不说我嫌他屁股大？”我爹瞪了我一眼：“你一个姑娘家，说这话不害臊。”我说：“害臊能当饭吃？”我爹笑了，说：“秀芝，你要是嫁了他，亏不了。”我说：“我还没说要嫁呢。”我爹说：“你嘴上不说，心里有数。”
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刘大山天天来。来了就找活干，劈柴、挑水、修猪圈、补院墙，什么都干。他劈柴的时候，把树墩子立起来，斧头下去，咔嚓一声，木头裂成两半，码在墙根，码得整整齐齐。他挑水的时候，扁担在肩上稳稳的，水桶里的水一点都不洒。他修猪圈的时候，和泥、垒砖、抹墙，干得跟泥瓦匠一样好。他补院墙的时候，把垮了的土坯一块一块垒回去，又拿铁锹把墙根拍实了，拍得光溜溜的。我有时候坐在院子里看他干，有时候跟他一起干，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就听见斧头劈柴的咔嚓声，或者挑水时扁担的吱呀声。到了吃饭的时候，我就做饭，他吃了，放下碗，说“走了”，明天又来。我有时候故意不给他做饭，看他咋办，他就不吃，干完活直接走。我追出去喊他，他从兜里掏出一个凉窝头，说：“带了。”我说：“你这个人，咋这么犟。”他说：“你也是。”我说：“我咋犟了？”我说：“你不让我吃饭。”我说：“你明天来，我给你做。”
第五天晚上，我爹坐在炕上，说：“秀芝，你看大山来了五天了。”我说：“嗯。”他说：“人家天天来，你天天给人家吃啥？”我说：“面条，窝头，有时候贴饼子。”他说：“人家是客人，你给人家吃这个？”我说：“那吃啥？”他说：“明天包顿饺子。”我说：“包饺子多费事。”他说：“费事就费事，人家帮着干了五天活，连顿饺子都舍不得？”我说：“那行。”第二天我包了饺子，白菜猪肉的。刘大山吃的时候，吃了两碗，碗底剩下的汤也喝了。他吃完了，说：“饺子好吃。”我说：“你以前吃过饺子没？”他说：“吃过，过年的时候。”我说：“平时不吃？”他说：“平时谁家吃饺子。”我说：“那你以后常来，我给你包。”他说：“好。”他抬起头看我，这回没低头，眼睛亮亮的，跟那天晚上月光底下一个样。
第七天，他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布包。他把布包递给我，说：“给你。”我打开一看，是一双布鞋，黑布面，千层底，鞋底纳得密密实实的，跟那天他脚上穿的一样。我说：“你做的？”他说：“嗯。”我说：“你一个大男人，会纳鞋底？”他说：“我娘教的。我娘说，娶媳妇得给媳妇做双鞋。”我说：“谁是你媳妇？”他脸红了，低下头，说：“你。”我说：“我还没答应呢。”他说：“你试试，合脚不。”我把鞋脱了，换上他做的鞋，不大不小，刚刚好。我说：“你咋知道我脚多大？”他说：“你那天在院子里纳鞋底，我看着量的。”我说：“你倒是会量。”他说：“就会这个。”
那双鞋我穿了三年，鞋底磨薄了也舍不得扔，后来又让他给我做了一双。那是后话。
那天晚上，我跟他说：“刘大山。”他说：“嗯。”我说：“你为啥看上我了？”他说：“你干活利索。”我说：“就这？”他说：“你给你爹做饭，顿顿做，不嫌烦。”我说：“还有呢？”他说：“你纳鞋底的时候，嘴抿着，跟小孩似的。”我说：“你观察得倒仔细。”他说：“我嘴笨，可眼睛不瞎。”我说：“那你说，我好看不？”他看了我一眼，说：“好看。”我说：“哪儿好看？”他说：“哪儿都好看。”我说：“你骗人。”他说：“不骗人。”我说：“那你第一天来的时候咋不看我？”他说：“不敢看。”我说：“现在敢了？”他说：“现在敢了。”我说：“那你看。”他抬起头，看着我。月光底下，他的脸还是黑，可黑得润，跟土地一个颜色，厚厚的，稳稳的。他的眼睛不大，可眼珠子黑亮黑亮的，跟两颗石子儿似的，瓷实。他说：“秀芝。”我说：“嗯。”他说：“你嫁给我吧。”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你嫁给我吧。”我说：“好。”
就一个字。他愣了，然后笑了，笑得跟个孩子似的，牙白得晃眼。他伸出手，想拉我的手，可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我说：“你缩啥？”他说：“手脏。”我说：“我不嫌。”他把手伸过来，我攥住了，他的手又粗又硬，掌心全是茧子，硌得我手心疼。我说：“你的手跟树皮似的。”他说：“干活干的。”我说：“以后别干了。”他说：“不干活吃啥？”我说：“那你就干，我跟你一块干。”他说：“好。”
第二天他扛着锄头来，跟我爹说：“叔，我要娶秀芝。”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手里的斧头停在半空，看了看他，又看了看站在门口的我，说：“你俩说好了？”刘大山说：“说好了。”我爹把斧头放下，说：“那你以后对她好。”刘大山说：“好。”我爹说：“别让她受委屈。”刘大山说：“不受。”我爹说：“那行，你明天让你爹娘来一趟，咱把事定了。”刘大山说：“好。”他转身看我，我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条红头绳，他冲我笑了一下，那笑很轻，可我看得清楚。
他爹娘第二天来了，都是老实人，他爹跟他一样黑，话不多，坐在板凳上捧着碗喝水。他娘圆脸，头发花白，笑眯眯的，拉着我的手说：“秀芝，大山跟我说了，你是个好闺女。”我说：“大娘，我脾气不好。”她说：“脾气不好咋了，大山脾气好，刚好。”两家大人坐在堂屋里把事定了，彩礼给了一百二十块，两身衣裳，一对银耳环。我爹说：“彩礼不要那么多，给六十就行。”刘大山他爹说：“不行，该多少就多少。”我爹说：“那行，六十，剩下的算我给秀芝的陪嫁。”刘大山他爹说：“那不行。”两个人推来推去，最后定了一百块。刘大山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就是笑，笑得跟个傻子似的。
第二年开春，我嫁给了刘大山。婚礼办得简单，请了两桌，他杀了一头猪，我爹拿出攒了多年的两瓶酒。我穿着他给我做的布鞋进了刘家的门，他家的院子比我家大，房子也比我家新，他爹娘都是老实人，见了我笑眯眯的，说：“秀芝来了，好，好。”他三个哥哥都成了家，分了地，各过各的，就剩他跟爹娘过。我进了门，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我娘留下的那对银耳环，我戴上了。刘大山看见了，说：“好看。”我说：“哪儿好看？”他说：“哪儿都好看。”我说：“你就会说这一句。”他说：“就会这一句。”我说：“那你以后多说几遍。”他说：“好。”
婚后头一年，我们跟他爹娘住一个院。他娘对我好，做饭的时候总多做一个菜，说：“秀芝，你瘦，多吃点。”我说：“娘，我不瘦。”她说：“还不瘦，腰那么细。”刘大山在旁边听见了，说：“她不瘦。”他娘瞪了他一眼：“你懂啥。”他就不说话了，低着头吃饭，耳朵根红着。
刘大山种地，我在家喂猪、养鸡、做饭。他每天天不亮下地，走的时候我还没醒，他就在灶台上放一碗热水，用碗扣着，怕凉了。我起来的时候，水还是温的。他晚上回来，天都黑透了，我给他热饭，他吃了，坐在院子里抽根烟，有时候抽着抽着就靠着墙睡着了。我拿件衣裳给他盖上，他也不醒，睡一会儿自己醒了，说：“咋不叫我。”我说：“你累了。”他说：“不累。”我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就知道说不累。”他说：“真不累。”
婚后第三年，我爹走了。那天早上我接到村里人捎信，说我爹不行了，我跟刘大山赶回去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他躺在炕上，身上盖着那床补了又补的旧棉被，脸上很安详，像是睡着了。我坐在炕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又粗又硬，指节上全是老茧，跟我娘走的时候一个样。我握了很久，直到他的手凉透了。刘大山站在我身后，一只手放在我肩膀上，那只手又粗又重，压得我肩膀往下沉了沉，可我心里是稳的。他什么都没说，就那么站着，站了一下午。
我爹走后，我收拾他的东西。柜子里有一个小木匣，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对银耳环，比我娘留给我的那对大一点，是新的。旁边压着一张纸条，是我爹的字，歪歪扭扭的：“秀芝，这对耳环是你娘走的时候让我给你的，我一直放着，等你出嫁给你。你娘说，闺女出嫁得戴新耳环。爹给你攒了一对，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我攥着那对耳环，坐在炕沿上，眼泪掉下来了。刘大山进来，看见我哭，走过来，把手放在我头上，摸了摸，说：“别哭。”我说：“我爹给我留的。”他说：“我知道。”我说：“他啥都给我留着。”他说：“你爹好。”我说：“嗯。”他说：“以后我替他给你留。”我说：“留啥？”他说：“啥都留。”
后来我们有了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像他，黑，壮，不爱说话。闺女像我，白一点，嘴厉害。刘大山种地，我在家带孩子、喂猪、做饭。日子过得紧巴，可从来没断过粮。刘大山还是那样，话少，活多，每天天不亮下地，天黑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有时候带一把野葱，有时候带几个野果子，放在灶台上，也不说话。我看见了，就知道是他带回来的。有一回他带回来一捧桑葚，紫黑紫黑的，放在灶台上，闺女看见了，伸手就抓，抓了一把往嘴里塞，吃得满嘴紫黑。刘大山在旁边看着，说：“慢点吃。”闺女说：“爸，你在哪儿摘的？”他说：“后山。”闺女说：“后山远不？”他说：“不远。”后来我知道，后山离地里三里地，他收工之后绕路去摘的，摘了半篮子，回来的时候天都黑透了。
有一年秋天，收麦子，天热得跟火烤似的。刘大山在地里割麦子，我在家做饭。做好了给他送去，他坐在地头吃，汗从额头上淌下来，滴在碗里。我说：“慢点吃。”他说：“嗯。”我说：“吃完歇会儿。”他说：“不累。”我说：“你这个人，一辈子就知道说不累。”他说：“真不累。”我蹲在他旁边，看着他吃。他吃完了，把碗递给我，说：“秀芝。”我说：“嗯。”他说：“你还记得那年翻地不？”我说：“记得。”他说：“你站在地头看我，你爹也在。”我说：“嗯。”他说：“我那时候想，这姑娘真好看。”我说：“你那时候可没这么说。”他说：“不敢说。”我说：“现在敢了？”他说：“敢了。”我说：“那你再说一遍。”他说：“秀芝好看。”我说：“哪儿好看？”他说：“哪儿都好看。”我说：“你就会这一句。”他说：“就会这一句。”我笑了，他也笑了。他的牙很白，跟黑脸一比，白得晃眼。
那年冬天，他娘走了。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秀芝，大山这人，嘴笨，可心好。你多担待。”我说：“娘，我知道。”她说：“他要是欺负你，你跟我说。”我说：“他不欺负我。”她说：“那就好。”她闭上眼睛，手慢慢松开了。刘大山站在床边，没哭，可他的嘴唇抿得紧紧的，抿成一条线。他娘走后，他坐在院子里抽了一夜的烟，我没去叫他，就让他坐着。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把烟头踩灭了，说：“秀芝，做饭吧。”我说：“好。”他吃了饭，扛着锄头下地了。我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觉得他的背弯了一点，跟他娘走之前比，弯了一点。
日子一年一年地过。儿子长大了，出去打工，在县城找了活，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闺女念了大学，在省城工作，嫁了人，也生了孩子。刘大山还是种地，可地少了，包出去了一些，就留了够吃的。他在院子里种菜，种了西红柿、黄瓜、豆角、茄子，吃不完的送给邻居。他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棵石榴树，是闺女走的那年种的，现在长得比房檐还高，秋天结的石榴又大又红，裂开嘴，露出里面晶亮的籽。
去年，我们结婚四十周年。孩子们都回来了，儿子带着媳妇，闺女带着女婿，还有孙子孙女，满满一院子人。刘大山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面，槐树是他刚结婚那年种的，现在粗得一个人抱不过来。他坐在树荫里，端着茶缸子，看着满院子的人，不说话，就是笑。我走过去，坐在他旁边，说：“老头子。”他说：“嗯。”我说：“你笑啥？”他说：“高兴。”我说：“高兴啥？”他说：“人全了。”我说：“就这？”他说：“还有。”我说：“还有啥？”他说：“你还在。”我说：“我不在你还能咋的？”他说：“不知道，没想过。”我说：“你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他说：“实话。”我说：“实话最中听。”他说：“你以前说最伤人。”我说：“分时候。”他说：“那现在呢？”我说：“现在不伤人。”他说：“那我说一句。”我说：“你说。”他说：“秀芝，下辈子还嫁我。”我说：“不嫁。”他说：“为啥？”我说：“你太黑。”他说：“黑咋了？”我说：“黑是健康。”他笑了，笑得满脸褶子，我也笑了。院子里孩子们在闹，孙辈们在跑，槐树叶子在风里哗哗响。我看着他，他还是黑，还是屁股大，还是话少，还是只会说“哪儿都好看”。可我看了四十年，看顺眼了。黑也好，屁股大也好，都是我的。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刘大山坐在槐树底下，我坐在他旁边。月亮升起来了，照在院子里，照在石榴树上，照在他脸上。他的头发白了大半，脸上的褶子跟核桃壳似的，可眼睛还是那个眼睛，黑亮黑亮的，瓷实。他说：“秀芝。”我说：“嗯。”他说：“你还记得那年相亲不？”我说：“记得。”他说：“你当时没看上我。”我说：“你咋知道？”他说：“你那天都没笑。”我说：“我笑了。”他说：“没笑，嘴抿着，跟纳鞋底的时候一样。”我说：“你观察得倒仔细。”他说：“我说了，眼睛不瞎。”我说：“那你咋还来？”他说：“想来。”我说：“万一我不答应呢？”他说：“那就天天来。”我说：“你这个人，咋这么犟。”他说：“你也是。”我说：“我咋犟了？”他说：“你嫌我黑，嫌我屁股大，可你还让我进门。”我说：“我让你进门干活。”他说：“干活也是进门。”我说：“你这个人。”他说：“我这个人。”我说：“老头子。”他说：“嗯。”我说：“当年你要是不来翻地，咱俩就没戏了。”他说：“我知道。”我说：“那你咋知道的？”他说：“我娘说的。我娘说，你看上一个人，就去帮她家干活，干着干着，她就看上了。”我说：“你娘倒是懂。”他说：“我娘懂的多。”我说：“那你也懂？”他说：“我懂干活。”我说：“这就够了。”
我伸出手，攥住他的手。他的手还是那么粗，那么硬，掌心的茧子比当年还厚，硌得我手心疼。可我不想松开，就这么攥着。他也没挣，就那么让我攥着。月亮照着两个人的手，照着那些老茧和皱纹，照着四十年的日子。
那年相亲的时候，我嫌他黑又屁股又大，没看中。次日他扛着锄头帮我爹翻了一亩地，我就看中了。看中的不是那一亩地，是他翻地时候的稳，是他喝水时候水顺着脖子淌下来的实在，是他说的“不要钱”那三个字。我爹说，干活见人品。他说得对。一个人，能闷着头把你家最硬的地翻完，能把你不经意间说的缺了腿的桌子修好，能把你的脚量准了给你做一双合脚的鞋，这个人，差不了。
黑和屁股大，算啥毛病呢？
本故事为虚构创作，涉及的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将其与现实关联，所用素材来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并非真实图像，仅用于辅助叙事呈现，请知悉。